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南武城人 (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今有山东平邑县和山东嘉祥县两说。正文中涉及 到南武城和武城两个地名,以所用原始资料的记述为准。)。生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 505年) ,约卒于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他是继孔子之后著名的教育家和思 想家。 曾子的祖先曾是鄫国国君,但其曾祖父巫失国,迁至鲁国。祖父曾阜当过叔孙氏 家臣,到了父亲曾点,成为薄有田产的庶民。所以,曾参从少年时起就参加劳动,自 力更生,用劳动所得孝养父母。其父曾点早年即随孔子学习,深知孔子学问渊博,为 了让曾参有所成就,便让他拜在孔子门下。曾参反映比较迟钝,入孔门很晚,但他很 有毅力,每天都回顾温习老师所教的内容,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孔子卒后不久,他也 招徒办学,把孔子的学问原原本本地传授给学生。他的学生大约有70人,知名者八九 人。其中乐正子春成就最大,是战国儒分八派之一的“乐正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 曾子整理《论语》的主要助手。曾子一生以授徒为主;他虽然到过卫、魏或者莒、齐、 楚等国,但主要时间是在家乡,过着贫苦的生活。曾子跟着孔子学习的时候,与那些 早入孔门的师兄相比不够突出,所以孔子所评论的“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 弟子中没有他的名字。随着历史的推移,他在宣传孔子学说上始终如一的执着守 成及孝顺父母的“至孝”态度,到战国中期以后,开始备受推崇;战国至两汉时期, 托名曾子的著作、言论纷纷出现,他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唐宋时代,被确 定为孔子学说真谛的忠实传人,元代被尊为“宗圣”,明代立专庙祭祀,在儒家思想 发展史上,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体系,得到了从朝廷到一般士大夫的认可。 尽管曾子的思想和行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对历史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曾子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 上记有《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称 “《曾子》二卷,目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为“《曾子》二卷”,而“目一 卷”亡佚。这二卷本的《曾子》是多少篇,没有说明。南宋晁公武见过一本题为“绍 述本”的《曾子》,二卷十篇。“绍述”是唐朝人樊宗师的字,故晁公武认定是唐本。 经与《大戴礼记》中的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八对勘,《曾子》二卷十篇与此相同,区别 仅在于首篇的题目:唐本名《修身》,《大戴礼记》名《曾子立事》。清嘉庆年间, 国内已经亡佚而由日本人雕版印刷的唐代魏徵纂修的《群书治要》从日本传回,书中 摘录了《曾子》四篇的部分内容,篇名为《修身》、《制言》、《立孝》、《疾病》, 除个别词语外,都与《大戴礼记》有关篇章相符。所以,可以认定《大戴礼记》中的 《曾子》十八篇亡佚了八篇,存下了十篇。先秦及秦汉时期的不少著作引用了曾子的 言论,有一些不在十篇之内,可能是在亡佚的八篇之中。这十篇及其佚文,是研究曾 子思想最基本的材料(详见第二篇《著作》中《曾子》附二、三)。 另有一部《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子传》记载:“孔子以为能通孝 道,故授之业。作《孝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记为:“《孝经》者,孔子为 曾参陈孝道也。”对此,后人理解上有分歧:或认为孔子自作,或认为曾子记录了孔 子关于孝道的言论。但主旨一样,即《孝经》体现了孔子的孝道观。另有一些学者认 为,《孝经》与孔子、曾子无关,是战国末期或西汉儒生伪造,假托孔子、曾子问答 形式写成。这两种观点都显偏颇。先秦古籍大多非一人所作,而是代表一个流派之学。 《孝经》阐发以孝治天下的义理,是儒家孝治派的传承之学;曾子是孝治派的创始人, 故《孝经》与曾子思想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编辑成书当系曾子一派传人,成书时间 在战国。《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到宋朝,程颐、程颢把它抽出来编次章句, 认为是孔子的“遗言” ;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此基础上重新编排,即把开头205字的一 段叫做“经”,系孔子言论;其后10段为“传”,为曾子所作。对于朱熹的这种做法, 提出质疑者不少。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当代一些学者 经过比较研究,认为分“经”与“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大学》“传”的作者即 曾子。其实《大学》的作者与《孝经》的作者一样,是战国时期曾子一派门人,所以 在“传”文中有“曾子曰”的内容。因此,《孝经》与《大学》可视为曾子的著作, 或者说是体现曾子思想的著作。 曾子的思想,从整个体系上没有超出孔子思想的范畴,但某些方面,在继承的基 础上也有发展。 以孝为本是曾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以仁为本,孝是仁的一种表现或组成部分。 曾子讲仁,但把孝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礼记·祭 义》) 曾子强调,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孝是充满其间而不休止的;从内容上说,孝就 是仁,孝就是礼,孝就是义,孝就是信。而“孝本”思想的基点是一切为了父母,是 体现父母的价值。曾子说:“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 达到国人都羡慕地说“幸哉! 有子如此”的境界。曾子以自己的实践去体现自己的思 想,被后人誉为“至孝”。同时,以孝为本不仅限于家庭,还扩展到社会。曾子认为, 从天子到庶民,只要都能孝悌,国家就会治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作为 孝子,既要孝顺父母,又要忠心事君,作战时,要敢于冲锋陷阵;若“事君不忠,非 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通过“自省”、“慎独”的方法达到自我完善的高尚境界,是曾子修养的重要思 想。他的“吾日三省吾身”,是自觉的;在独自相处时也应像在大庭广众中一样严格 规范自己的行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其严乎! ”),立身行事谨慎小心。曾子的 修养标准是达到条件几近苛刻的“君子”境界。既有一套自我修养的方法,又有明确 的标准,加之一丝不苟地躬行践履,所以曾子的人格形象是比较高大的。 曾子讲究言行一致,至诚不欺。“杀彘教子”的故事传为千古美谈。他认为言行 一致有四个步骤,即思、言、行、复:“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 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 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曾子立事》)在这四 个阶段中,“行”是“外内合”的交汇点,而在“行”之后还要有一个“复”,即反 复,重复。因为“言行一致”并不是目的,只有合乎道义才是好的行为。人们常说有 时“好心办了坏事”,那可能是因为方式方法不对,也可能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如果 有一个“复”的过程去验证,就可以避免。曾子加上了这个“复”的概念,比一般的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内容丰富,层次更高,是对孔子认识论的发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学者认为儒家在战国中期以前没有人涉及自然观与宇宙 论,这可能与对曾子著作的认识有关。肯定了《曾子十篇》是曾子著作,那么,《曾 子天圆》一篇就是他关于自然观与宇宙论的认识,而阴阳二气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一 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曾子认为,阴、阳的精气是构成天地间 万物的本原,而阴、阳二气如果各得其所,就会平静;如果一方偏强,就会起风;双 方争胜不止,就会打雷;相互交感,就会有闪电……。阴阳二气呈现着彼消此长、相 得益彰的状态。在阴阳二气学说中,他认为人是阴阳之气的结晶与精华。曾子把动物 分作毛类、羽类、鳞类和介壳类;毛类、羽类属阳性,鳞类、介壳类属阴性,人既无 毛羽又无鳞介,故是倮类,是精气中的精华。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曾子提出了“圣 人”在世界中的作用:毛虫一类最高级的是麒麟,羽虫类最高级的是凤凰,鳞类的精 华为龙,介类的精华为龟,人的精华是圣人,圣人控制万物,经理天地、山川鬼神, 制定历法,制作律吕,定出礼仪,管理世界。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处于时代前列的, 为儒家以后的发展扩充了理论阵地。 曾子属孔门后进,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参也鲁”。但曾子能天天注意温习,有疑 难就请教,所以对孔子的教导记忆很牢固。战国至西汉时期儒生们所作的《记》,除 孔子的言论外,曾子言论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曾子问、孔子答)次 数多而篇幅长, 如《大戴礼记》 与《小戴礼记》中的《曾子问》、《王言》 (一作 《主言》) 、《仲尼闲居》等。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在叙述孔子的话时,经常以“吾 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孔子”的方式表述;而且有些本来是孔子的话,流传中误为曾子 的话。这些现象说明,曾子在向学生传授时,经常是原封不动地引用孔子的话,这在 图书很少、以书面形式流传困难的时代,无疑是准确宣传孔子思想的最佳方式。曾子 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完整;他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培养出了颇有才华的 学生。虽然他的学问不如孔子博大精深,随其学习的人也没有孔子的学生多,佼佼者 也无法与孔子弟子相比,但像乐正子春,以恪守诺言为天下所知,到战国中期儒家分 而为八时,成为乐正氏之儒的创始人和代表,也足见曾子的教育在当时是很有成就的。 曾子在儒学中的地位,长时间不被人认识,上承孔子道说、下开思孟学派的地位, 到了唐宋以后才渐为人们承认。 曾子在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孔门中以“至孝”和“明礼”而闻名的弟子。 仅先秦及西汉流传至今的著作,其中记录曾子言论和行动内容的就近40部。在孔子弟 子中,曾子被广为宣传,知名度之高,少有人及。唐代至宋、元时期,曾子在儒家学 派中正宗传人的地位得到确立,由孔门后进一跃而为“四配”之一的“宗圣”。发其 端者是唐朝韩愈。他在《送王秀才序》中首次提出了“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 曾子”的观点,建立起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道统体系。到北宋,程颢与程 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认定曾子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且是惟一传人:“孔子没,曾子之 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他们认为孔子传道给曾子,“道” 即是“忠恕”。苏辙作《古史》,在《孔子弟子列传》的《曾参传》后作《论》,也 持同样观点。到了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答曰 “唯”,就是传道之时,谓之“一唯之传”。因此,曾子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越来越 高:由唐初不配享孔子庙庭到开元八年(720年) 列为“十哲”之后第一名,宋徽宗政 和三年(1113年)进入“十哲”之中,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则进入“四配”;赠 封的官职由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的太子少保,到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的太子太 保,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追赠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追封瑕丘 侯,后因“丘”是孔子之名,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又诏改为武城侯,宋度宗咸淳 三年加封 国公,元文宗时又封作 国宗圣公。 明清时期,对曾子的尊崇达到顶点。尤其是明朝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称在 嘉祥县南武山西麓之玄寨山,有一渔者陷入穴中,见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 棺,于是嘉靖年间朝廷下令“封树丘陵,筑建飨堂神路”。嘉祥出现了曾子墓并修建 了曾子专庙。到嘉靖十二年(1533年),吏部侍郎顾鼎臣上奏,请求下诏在全国访求曾 子后裔“相应者一人”迁到嘉祥,专主曾子庙墓祭祀事务。江西永丰县曾质粹,据谱 载为曾子五十九代孙,于是奉诏迁到嘉祥,至嘉靖十八年,曾质粹被封为翰林院五经 博士,而且“世袭罔替”。为了保证祭祀的规格、用度及人力,朝廷又允许在曾氏后 裔中选拔若干奉祀生,在社会上招收礼生,并赐予祭田、庙户。清朝乾隆年间,清高 宗弘历到曲阜祭祀,又派朝廷重臣捧着皇帝御撰的祭文前去专祭曾子。 自南宋朱熹将《大学》定为曾子的著作编入《四书》,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又 从《四书》中出题,所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道统体系之说,深入到读 书人中间,牢不可破。在近现代的研究中,特别是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把儒家作 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原始儒学阶段以孔子为代表,弟子们为孔子的光辉所掩,因此, 曾子作为原始儒学的继承人之一的事实,较少有人注意。从事曾子研究的专家极少, 专著少见,即便是论文,也仅十几篇而已。 曾子在思想史及社会史上的影响,主要是他的“孝本思想”及孝行表现。中国历 来重视“孝道”,这与曾子的关系极大。孝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子作 出了表率。但还要看到曾子“孝本思想”客观上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刮骨疗亲”之 类的“愚孝”之举等。曾子以父母为中心的孝道观,本身就是片面的。曾子说:“孝 子无私忧,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曾子事父母》)按曾子的观 点,儿女完全是父母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包括喜怒哀乐在内。对于父母的过 错,曾子主张:“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就是说,发现父母有过错要劝谏,而劝谏 不听,也不要违逆,而是“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即代亲受过。 曾子强调“免刑全身”才是孝子行为。他说:“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亦弗凭, 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 其亲也。”即真正的孝子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因为 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双亲。曾子一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到临死之前,他才松了 一口气说“启予足,启予手”,终于把父母生养的躯体完整地回归了。曾子还把“孝 本思想”扩大到社会,想把“忠君”和“孝亲”有机地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很 多情况下是难以调和的,即人们常说的“忠”、“孝”难以两全。 曾子“孝本思想”的消极面,一是单纯强调了人子的服从与义务意识,没有对父 母一方慈爱与表率的要求;二是压抑了人的个性,人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是父母 的附属品。这些思想,在宗法社会里无疑只能为国君的暴政与父母的威严服务,臣子 对国君必须绝对服从,儿女对父母必须绝对服从,曾子“孝本思想”对此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曾子在修养上的“自省”与“慎独”,对提高人们的自我完善意识是很有价值的。 他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欤? 君子人也”等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的言语,曾经鼓舞了一代代忠臣义士为国家建功立业,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但是,曾子修养的标准是“君子”,而“君子”是完人的代称。标准太高,过于完美, 就失去了广泛价值,而且现实意义不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的修养应该抓 住主导方面而旁及其它。过于苛刻的要求,对人对己都不实际。 曾子以其孝行和自我修养、传播儒学之功,在儒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华文化史上都 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