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南武城人 (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今有山东平邑县和山东嘉祥县两说。正文中涉及
到南武城和武城两个地名，以所用原始资料的记述为准。)。生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
505年) ，约卒于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他是继孔子之后著名的教育家和思
想家。
曾子的祖先曾是鄫国国君，但其曾祖父巫失国，迁至鲁国。祖父曾阜当过叔孙氏
家臣，到了父亲曾点，成为薄有田产的庶民。所以，曾参从少年时起就参加劳动，自
力更生，用劳动所得孝养父母。其父曾点早年即随孔子学习，深知孔子学问渊博，为
了让曾参有所成就，便让他拜在孔子门下。曾参反映比较迟钝，入孔门很晚，但他很
有毅力，每天都回顾温习老师所教的内容，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孔子卒后不久，他也
招徒办学，把孔子的学问原原本本地传授给学生。他的学生大约有70人，知名者八九
人。其中乐正子春成就最大，是战国儒分八派之一的“乐正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
曾子整理《论语》的主要助手。曾子一生以授徒为主；他虽然到过卫、魏或者莒、齐、
楚等国，但主要时间是在家乡，过着贫苦的生活。曾子跟着孔子学习的时候，与那些
早入孔门的师兄相比不够突出，所以孔子所评论的“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 弟子中没有他的名字。随着历史的推移，他在宣传孔子学说上始终如一的执着守
成及孝顺父母的“至孝”态度，到战国中期以后，开始备受推崇；战国至两汉时期，
托名曾子的著作、言论纷纷出现，他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唐宋时代，被确
定为孔子学说真谛的忠实传人，元代被尊为“宗圣”，明代立专庙祭祀，在儒家思想
发展史上，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体系，得到了从朝廷到一般士大夫的认可。
尽管曾子的思想和行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对历史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曾子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 上记有《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称
“《曾子》二卷，目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为“《曾子》二卷”，而“目一
卷”亡佚。这二卷本的《曾子》是多少篇，没有说明。南宋晁公武见过一本题为“绍
述本”的《曾子》，二卷十篇。“绍述”是唐朝人樊宗师的字，故晁公武认定是唐本。
经与《大戴礼记》中的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八对勘，《曾子》二卷十篇与此相同，区别
仅在于首篇的题目：唐本名《修身》，《大戴礼记》名《曾子立事》。清嘉庆年间，
国内已经亡佚而由日本人雕版印刷的唐代魏徵纂修的《群书治要》从日本传回，书中
摘录了《曾子》四篇的部分内容，篇名为《修身》、《制言》、《立孝》、《疾病》，
除个别词语外，都与《大戴礼记》有关篇章相符。所以，可以认定《大戴礼记》中的
《曾子》十八篇亡佚了八篇，存下了十篇。先秦及秦汉时期的不少著作引用了曾子的
言论，有一些不在十篇之内，可能是在亡佚的八篇之中。这十篇及其佚文，是研究曾
子思想最基本的材料(详见第二篇《著作》中《曾子》附二、三)。
另有一部《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子传》记载：“孔子以为能通孝
道，故授之业。作《孝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记为：“《孝经》者，孔子为
曾参陈孝道也。”对此，后人理解上有分歧：或认为孔子自作，或认为曾子记录了孔
子关于孝道的言论。但主旨一样，即《孝经》体现了孔子的孝道观。另有一些学者认
为，《孝经》与孔子、曾子无关，是战国末期或西汉儒生伪造，假托孔子、曾子问答
形式写成。这两种观点都显偏颇。先秦古籍大多非一人所作，而是代表一个流派之学。
《孝经》阐发以孝治天下的义理，是儒家孝治派的传承之学；曾子是孝治派的创始人，
故《孝经》与曾子思想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编辑成书当系曾子一派传人，成书时间
在战国。《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到宋朝，程颐、程颢把它抽出来编次章句，
认为是孔子的“遗言” ；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此基础上重新编排，即把开头205字的一
段叫做“经”，系孔子言论；其后10段为“传”，为曾子所作。对于朱熹的这种做法，
提出质疑者不少。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当代一些学者
经过比较研究，认为分“经”与“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大学》“传”的作者即
曾子。其实《大学》的作者与《孝经》的作者一样，是战国时期曾子一派门人，所以
在“传”文中有“曾子曰”的内容。因此，《孝经》与《大学》可视为曾子的著作，
或者说是体现曾子思想的著作。
曾子的思想，从整个体系上没有超出孔子思想的范畴，但某些方面，在继承的基
础上也有发展。
以孝为本是曾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以仁为本，孝是仁的一种表现或组成部分。
曾子讲仁，但把孝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礼记·祭
义》) 曾子强调，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孝是充满其间而不休止的；从内容上说，孝就
是仁，孝就是礼，孝就是义，孝就是信。而“孝本”思想的基点是一切为了父母，是
体现父母的价值。曾子说：“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
达到国人都羡慕地说“幸哉! 有子如此”的境界。曾子以自己的实践去体现自己的思
想，被后人誉为“至孝”。同时，以孝为本不仅限于家庭，还扩展到社会。曾子认为，
从天子到庶民，只要都能孝悌，国家就会治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作为
孝子，既要孝顺父母，又要忠心事君，作战时，要敢于冲锋陷阵；若“事君不忠，非
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通过“自省”、“慎独”的方法达到自我完善的高尚境界，是曾子修养的重要思
想。他的“吾日三省吾身”，是自觉的；在独自相处时也应像在大庭广众中一样严格
规范自己的行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其严乎! ”)，立身行事谨慎小心。曾子的
修养标准是达到条件几近苛刻的“君子”境界。既有一套自我修养的方法，又有明确
的标准，加之一丝不苟地躬行践履，所以曾子的人格形象是比较高大的。
曾子讲究言行一致，至诚不欺。“杀彘教子”的故事传为千古美谈。他认为言行
一致有四个步骤，即思、言、行、复：“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
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
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曾子立事》)在这四
个阶段中，“行”是“外内合”的交汇点，而在“行”之后还要有一个“复”，即反
复，重复。因为“言行一致”并不是目的，只有合乎道义才是好的行为。人们常说有
时“好心办了坏事”，那可能是因为方式方法不对，也可能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如果
有一个“复”的过程去验证，就可以避免。曾子加上了这个“复”的概念，比一般的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内容丰富，层次更高，是对孔子认识论的发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学者认为儒家在战国中期以前没有人涉及自然观与宇宙
论，这可能与对曾子著作的认识有关。肯定了《曾子十篇》是曾子著作，那么，《曾
子天圆》一篇就是他关于自然观与宇宙论的认识，而阴阳二气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一
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曾子认为，阴、阳的精气是构成天地间
万物的本原，而阴、阳二气如果各得其所，就会平静；如果一方偏强，就会起风；双
方争胜不止，就会打雷；相互交感，就会有闪电……。阴阳二气呈现着彼消此长、相
得益彰的状态。在阴阳二气学说中，他认为人是阴阳之气的结晶与精华。曾子把动物
分作毛类、羽类、鳞类和介壳类；毛类、羽类属阳性，鳞类、介壳类属阴性，人既无
毛羽又无鳞介，故是倮类，是精气中的精华。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曾子提出了“圣
人”在世界中的作用：毛虫一类最高级的是麒麟，羽虫类最高级的是凤凰，鳞类的精
华为龙，介类的精华为龟，人的精华是圣人，圣人控制万物，经理天地、山川鬼神，
制定历法，制作律吕，定出礼仪，管理世界。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处于时代前列的，
为儒家以后的发展扩充了理论阵地。
曾子属孔门后进，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参也鲁”。但曾子能天天注意温习，有疑
难就请教，所以对孔子的教导记忆很牢固。战国至西汉时期儒生们所作的《记》，除
孔子的言论外，曾子言论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曾子问、孔子答)次
数多而篇幅长， 如《大戴礼记》 与《小戴礼记》中的《曾子问》、《王言》 (一作
《主言》) 、《仲尼闲居》等。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在叙述孔子的话时，经常以“吾
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孔子”的方式表述；而且有些本来是孔子的话，流传中误为曾子
的话。这些现象说明，曾子在向学生传授时，经常是原封不动地引用孔子的话，这在
图书很少、以书面形式流传困难的时代，无疑是准确宣传孔子思想的最佳方式。曾子
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完整；他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培养出了颇有才华的
学生。虽然他的学问不如孔子博大精深，随其学习的人也没有孔子的学生多，佼佼者
也无法与孔子弟子相比，但像乐正子春，以恪守诺言为天下所知，到战国中期儒家分
而为八时，成为乐正氏之儒的创始人和代表，也足见曾子的教育在当时是很有成就的。
曾子在儒学中的地位，长时间不被人认识，上承孔子道说、下开思孟学派的地位，
到了唐宋以后才渐为人们承认。
曾子在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孔门中以“至孝”和“明礼”而闻名的弟子。
仅先秦及西汉流传至今的著作，其中记录曾子言论和行动内容的就近40部。在孔子弟
子中，曾子被广为宣传，知名度之高，少有人及。唐代至宋、元时期，曾子在儒家学
派中正宗传人的地位得到确立，由孔门后进一跃而为“四配”之一的“宗圣”。发其
端者是唐朝韩愈。他在《送王秀才序》中首次提出了“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
曾子”的观点，建立起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道统体系。到北宋，程颢与程
颐又作了进一步阐发，认定曾子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且是惟一传人：“孔子没，曾子之
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他们认为孔子传道给曾子，“道”
即是“忠恕”。苏辙作《古史》，在《孔子弟子列传》的《曾参传》后作《论》，也
持同样观点。到了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答曰
“唯”，就是传道之时，谓之“一唯之传”。因此，曾子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越来越
高：由唐初不配享孔子庙庭到开元八年(720年) 列为“十哲”之后第一名，宋徽宗政
和三年(1113年)进入“十哲”之中，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则进入“四配”；赠
封的官职由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的太子少保，到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的太子太
保，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追赠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追封瑕丘
侯，后因“丘”是孔子之名，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又诏改为武城侯，宋度宗咸淳
三年加封 国公，元文宗时又封作 国宗圣公。
明清时期，对曾子的尊崇达到顶点。尤其是明朝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称在
嘉祥县南武山西麓之玄寨山，有一渔者陷入穴中，见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
棺，于是嘉靖年间朝廷下令“封树丘陵，筑建飨堂神路”。嘉祥出现了曾子墓并修建
了曾子专庙。到嘉靖十二年(1533年)，吏部侍郎顾鼎臣上奏，请求下诏在全国访求曾
子后裔“相应者一人”迁到嘉祥，专主曾子庙墓祭祀事务。江西永丰县曾质粹，据谱
载为曾子五十九代孙，于是奉诏迁到嘉祥，至嘉靖十八年，曾质粹被封为翰林院五经
博士，而且“世袭罔替”。为了保证祭祀的规格、用度及人力，朝廷又允许在曾氏后
裔中选拔若干奉祀生，在社会上招收礼生，并赐予祭田、庙户。清朝乾隆年间，清高
宗弘历到曲阜祭祀，又派朝廷重臣捧着皇帝御撰的祭文前去专祭曾子。
自南宋朱熹将《大学》定为曾子的著作编入《四书》，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又
从《四书》中出题，所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一道统体系之说，深入到读
书人中间，牢不可破。在近现代的研究中，特别是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把儒家作
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原始儒学阶段以孔子为代表，弟子们为孔子的光辉所掩，因此，
曾子作为原始儒学的继承人之一的事实，较少有人注意。从事曾子研究的专家极少，
专著少见，即便是论文，也仅十几篇而已。
曾子在思想史及社会史上的影响，主要是他的“孝本思想”及孝行表现。中国历
来重视“孝道”，这与曾子的关系极大。孝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子作
出了表率。但还要看到曾子“孝本思想”客观上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刮骨疗亲”之
类的“愚孝”之举等。曾子以父母为中心的孝道观，本身就是片面的。曾子说：“孝
子无私忧，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曾子事父母》)按曾子的观
点，儿女完全是父母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包括喜怒哀乐在内。对于父母的过
错，曾子主张：“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就是说，发现父母有过错要劝谏，而劝谏
不听，也不要违逆，而是“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即代亲受过。
曾子强调“免刑全身”才是孝子行为。他说：“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亦弗凭，
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
其亲也。”即真正的孝子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因为
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双亲。曾子一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到临死之前，他才松了
一口气说“启予足，启予手”，终于把父母生养的躯体完整地回归了。曾子还把“孝
本思想”扩大到社会，想把“忠君”和“孝亲”有机地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在很
多情况下是难以调和的，即人们常说的“忠”、“孝”难以两全。
曾子“孝本思想”的消极面，一是单纯强调了人子的服从与义务意识，没有对父
母一方慈爱与表率的要求；二是压抑了人的个性，人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是父母
的附属品。这些思想，在宗法社会里无疑只能为国君的暴政与父母的威严服务，臣子
对国君必须绝对服从，儿女对父母必须绝对服从，曾子“孝本思想”对此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曾子在修养上的“自省”与“慎独”，对提高人们的自我完善意识是很有价值的。
他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欤? 君子人也”等铿锵有力、掷地有
声的言语，曾经鼓舞了一代代忠臣义士为国家建功立业，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但是，曾子修养的标准是“君子”，而“君子”是完人的代称。标准太高，过于完美，
就失去了广泛价值，而且现实意义不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的修养应该抓
住主导方面而旁及其它。过于苛刻的要求，对人对己都不实际。
曾子以其孝行和自我修养、传播儒学之功，在儒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华文化史上都
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