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变古制今,末年更妙。其子王献之早熟,趁势而起。献之风流倜傥、 恃才傲物,书风较之羲之更加妍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门生羊欣说他‘骨势不及父, 而媚趣过之’(《采古来能书人名》)。由于羊欣、薄绍之等人的鼓荡和弘扬,在东晋 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大约一百四十年间,王献之的书风笼罩书坛,形成了世人但 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 南朝宋虞NF24A《论书表》 说:‘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 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里明确了‘子敬穷其妍妙’,比羲之‘固其宜也’。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 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争奇斗妍,推陈出新。这 种趋新的势头,到南朝梁时突然转变,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 有好古崇古之癖,善书善鉴,主张返朴归真。他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 又不及钟繇古肥。他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 自省览,有异众说。’又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 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 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据传,梁武帝曾下令殷铁石,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推行周兴嗣奉旨新制的《千 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书论家随之展开评论。袁昂《古今书评》为奉敕品评之作, 涉及二十五人,特别推崇‘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 洪芳不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 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庾肩吾《书品》以三等九品 评论自汉至齐梁三百年间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 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 。 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 “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 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认为袁昂的书评未达他的旨意。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 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到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他将集王字的《千 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 推崇王书最烈、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是唐朝第二代君主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文武兼备,他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 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他写道: 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钟虽擅美一时,亦为 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 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 丈夫之气。……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 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 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 论哉!(《晋书·王羲之传》) 唐太宗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尤重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右军书大凡二千 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 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 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大令书不之购 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二王等书录》)。 遵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他把始 于秦世、终于唐世的八十一人,分为十等。将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正 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称为‘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的 ‘旷代绝作’。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 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 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 可谓书之圣也。 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NFDCB 绣NFDCC其七采, 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 NE067卷舒, 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 (《书后品》) 在此,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过了大约八九十年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NF146在《书议》中说: ‘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 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 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宋以后的书家,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没有超出前代评价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