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变古制今，末年更妙。其子王献之早熟，趁势而起。献之风流倜傥、
恃才傲物，书风较之羲之更加妍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门生羊欣说他‘骨势不及父，
而媚趣过之’(《采古来能书人名》)。由于羊欣、薄绍之等人的鼓荡和弘扬，在东晋
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大约一百四十年间，王献之的书风笼罩书坛，形成了世人但
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
南朝宋虞NF24A《论书表》 说：‘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
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里明确了‘子敬穷其妍妙’，比羲之‘固其宜也’。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
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争奇斗妍，推陈出新。这
种趋新的势头，到南朝梁时突然转变，关键人物是梁武帝萧衍。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
有好古崇古之癖，善书善鉴，主张返朴归真。他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
又不及钟繇古肥。他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
自省览，有异众说。’又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
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
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据传，梁武帝曾下令殷铁石，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推行周兴嗣奉旨新制的《千
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书论家随之展开评论。袁昂《古今书评》为奉敕品评之作，
涉及二十五人，特别推崇‘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
洪芳不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
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庾肩吾《书品》以三等九品
评论自汉至齐梁三百年间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
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 。 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
“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
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认为袁昂的书评未达他的旨意。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
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到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他将集王字的《千
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
推崇王书最烈、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是唐朝第二代君主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文武兼备，他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
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他写道：
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钟虽擅美一时，亦为
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
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
丈夫之气。……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
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
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
论哉!(《晋书·王羲之传》)
唐太宗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尤重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右军书大凡二千
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
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
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大令书不之购
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二王等书录》)。
遵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他把始
于秦世、终于唐世的八十一人，分为十等。将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正
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称为‘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的
‘旷代绝作’。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
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
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
可谓书之圣也。 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NFDCB
绣NFDCC其七采， 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
NE067卷舒， 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
(《书后品》)
在此，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过了大约八九十年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NF146在《书议》中说：
‘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
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
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宋以后的书家，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没有超出前代评价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