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66年，对孔尚任及《桃花扇》的研究进入了初步发展的新阶段。无
论是横向的拓宽，还是纵深的开掘，都是以前的研究无可比拟的。
其一，陆续出版了影响较大的孔尚任诗集、桃花扇注本、孔尚任年谱。1958年，
汪蔚林出版了多年搜集整理的《孔尚任诗集》，辑录孔尚任各体诗近1500首，是国内
第一部比较齐全的孔尚任诗集。1959年，王季思等人出版了新注本《桃花扇》，易于
为广大读者阅读研究，惠及一代学人。1962年，袁世硕出版了《孔尚任年谱》。是谱
按年纪事，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以新见资料为依据，排比订正，编制而成。对容谱之
误多有辨证，新见资料，引征甚多。所附《孔尚任交游考》，考证了与孔尚任具有密
切关系的20人的生平、思想、著述，“来探索《桃花扇》创作思想根源和材料来源，
为解决孔尚任怎样能够创作出《桃花扇》来的这个问题，提供许多新的材料”（袁世
硕：《孔尚任交游考小引》），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同年，汪蔚林在《孔尚任诗集》
基础上补辑散文近500篇，诗歌百余首，出版了《孔尚任诗文集》，较前更加完备。
其二，20世纪60年代初，《桃花扇》也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小忽雷传奇》也
被编为越剧演出。既扩大了《桃花扇》的影响，也引起了如何改编孔尚任原作等有关
问题的热烈讨论。
其三，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围绕孔尚任及《桃花扇》的诸多方面展开了
热烈争鸣。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对《桃花扇》思想内容的评价，是歌颂爱国主义的剧
作，还是适应清统治者政治需要的作品。多数论者认为，孔尚任具有“怀明反清”的
爱国主义思想或民族意识，“借着对故国的追怀、对民族烈士的凭吊、对时政的讥讽
来抒发他的民族意识”，是《桃花扇》的基本思想，这是“汉族反抗异族压迫的优良
传统精神的表现。”（马雍：《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由于这部戏曲“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 ， “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王季思1959年版《桃花扇》校注本
《前言》）“《桃花扇》无疑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剧作。”（袁世硕《孔尚任交游考小
引》）与之不同的观点有二说，一是认为孔尚任既怀念明朝，也肯定清朝。《桃花扇》
“在客观上是一部反映了爱国思想的作品”，但孔尚任“并不一定有民族思想”，倒
似乎是有“对清统治者的感激和歌颂。”（胡念贻：《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民族思想
的争论问题》）二是否认《桃花扇》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认为剧中所写阉党与东
林复社之争，以及对马、阮权奸“背公误国”的谴责，与康熙重视修《明史》、所写
《过金陵论》等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剧中“贯串清朝的正统观点”（陈毓熊：《应该
正确评价孔尚任的〈桃花扇〉》）。“《桃花扇》从创作到演出，都符合于清初封建
统治者的利益，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孔尚任“甘心处于供封建统治者驱使的爪
牙的地位”。（刘世德：《〈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孔尚任“当时创作《桃花扇》的真正目的，乃是为如何巩固清代政权总结出两点历史
教训，供其借鉴：一是必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二是权奸可以隳国、亡国。而后一点
在当时又起到肯定清代统治的正统地位的作用”（刘辉、文初《〈桃花扇〉是伟大的
爱国主义作品吗? 》）。与此有关者，对孔尚任罢官原因究竟是因为写作《桃花扇》
还是因为任监铸时表现不好，也有不同看法。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绩不可否定，但有的对《桃花扇》评价过高，忽视其局限性；
有的则偏重批判，有以今人苛求古人之偏颇，甚至在经过“反右”等政治运动之后，
干脆完全否定《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不承认其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