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历史剧的代表作,关键还在于这部剧作塑造了前 所未有的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积累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实践经验。 一、人物个性独具特色 剧中的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杨龙友等,都是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 侯方域的塑造,尤能显示作者可贵的创造性。 孔尚任对笔下正面主人公并没有美化。侯方域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愁容满面 地出场。在明室危亡之际,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决定了他的徘徊彷徨,不能立即担 当救亡图兴的重任,而只是在“看春光”、“访佳丽”中聊以抒情而已。他清明访翠、 扇坠打彩、饮酒赋诗、初识香君即被其吸引,无非是因其“妙龄绝色”。《访翠》中 所谓“柔肠乱”、“心头痒”,《眠香》出中“渴病急”、“情无限”云云,足见此 时他与香君之间,仍不过是才子佳人之间一见倾心式的情爱。仅此而论,他与以前的 风流才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脱胎于旧母体中的新生儿原本带有先天之不足。然而,孔 尚任也赋予了他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其一,侯生将香君视为“畏友”而真情相爱。把“烟花贱质”提到“畏友”的高 度是前所未有的。 侯生毕竟是进步文人, 当香君“却奁”之后,他为之赞不绝口: “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我若依附权奸,那时群起 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换上荆衣布裙,十分容貌, 又添十分,更觉可爱! ”正是侯生对李香君高洁磊落品质的由衷赞美。这正是他们爱 情的基础,其中包含“知己之爱”的成分。侯生敬重香君见识高卓,讲求名节;香君 看重侯生清高义气,“知名节,非泛常”。却奁拒阮实为侯、李齐心协力的结果,而 非一厢情愿的行动。应该说,由容貌之爱到知己之爱,是中国爱情文艺的一个崭新高 度。 其二,侯生不是汲汲于求科举功名的才子,他与香君的爱情故事同科考成败没有 任何联系。这也是前所罕见的。侯方域之前的文人学士,往往是既关心功名富贵又重 视爱情。他们与歌妓的恋爱,仅只是追求功名富贵生涯中的一个片段,常以能否高中 为其爱情能否如愿的杠杆和动力。侯生南闱下第暂寓莫愁湖畔,因而结识秦淮名妓, 遂有此本传奇。据此开端,作者也很容易将侯生写成洞房花烛与科举及第双喜庆的团 圆俗套。但此剧除第一出侯生自我介绍身世时简单说了句“南闱下第”之外,从此再 未提及科举之事,也没有穿插任何有关科举的描写。因为作者心目中的侯生与之前的 文士有所不同,也不等于历史上曾参加过清廷乡试的侯方域。 其三,侯、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侯、李悲欢离合的命运,与有明兴亡变 乱福祸相依,而且前者为后者所决定和制约。剧中侯方域是关心并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的进步文人。当左良玉要移兵东下有可能危及有明政权时,他当即代父修札予以阻止。 当马、阮权奸要拥立荒淫贪婪、祸国殃民的福王为帝时,他提出“三大罪五不可立” 之说,予以反对。在任史可法军中参谋时,他及时指出四镇不和势必内讧的危机,并 帮助出谋调停,因而颇受史可法倚重和信任。作者之所以将历史上万元吉出面调停四 镇之争的功劳加在侯生身上,将历史上周仲驭等人提出的“七不可立”之说移花接木 在侯生名下,无疑是要突出侯生的政治才能。以前的文艺作品中那些只关心个人情爱 而不关心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文人才子与侯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四,侯方域对李香君的爱情带有现代的性爱性质。现代的性爱,以所爱者的互 爱为前提。侯、李相爱之初,虽然是以“梳拢”的形式开始,而且又是在鸨母李贞丽 和纤客杨龙友的撮合下进行的,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成分,但是, 这与侯、李双方个人意愿即倾心相爱是一致的。现代的性爱,男女地位平等,要征得 女子的同意。作者之所以特意安排盒子会上侯、李“目挑心许”;在《闹榭》出,让 复社领袖称赞香君为“复社朋友”,誉之为“社嫂”;在马、阮恶仆抢亲,香君拒不 下楼时,写李贞丽愿意冒名顶替等,也含有尊重香君意愿的成分。而却奁、辞院均从 香君主动提议写起,更说明香君在爱情的离合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现代的性爱,男女 双方为了结合,甘愿冒很大的危险,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剧中所写香君,拒媒、守 楼、骂宴,矛头所向是马、阮权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其血溅诗扇、骂马斥阮时的 激烈之举,也有孤注一掷的念头存于胸中。她为爱情所付出的代价,在古代妓女中是 罕见的。而侯生于此,也完全可以与之相辉映。辞院时,缇骑即刻登门搜捕,但他念 念不忘重逢香君;在史公营中避难,依然牵挂香君;高杰死后,兵荒马乱,他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但他毅然只身要回南京,重访媚香楼;舟中偶逢故人,听贞丽叙述香君 被马士英恶仆抢亲时的“大惊”,闻香君碰“死”在地时的“大哭”;而得知香君未 死时的“一喜”,以及复见定情诗扇之后便要“趁早开船”以尽快与香君相会的急切 心情,都极为真切地表现了他对爱情的至诚和专一。他为爱情所付出的代价,绝非以 前的才子佳人所能比拟的。这类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也是以前文艺作品中罕见的。 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塑造了一个中 国古代下层妇女完美无瑕的不朽典型 李香君迥异于其他“绝代佳人”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她是外在美与内在美浑然一 体的化身。作者虽然也突出过她的容貌之美,但没有浓墨重彩地正面描绘;虽然也描 绘过她的阴柔之美,亦即对侯方域的缠绵笃厚、深挚情意,但并没有作为描绘的重点。 因为侯、李之爱的小小桃源,只是封建末世的暂时避风港,正处于大明政权摇摇欲坠、 李自成义军渐逼京师、“大事已不可问”的严酷现实之中,自然是“怕遇着狂风吹荡”。 爱情双方都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这温柔乡的美梦根本不可能 天长地久,其爱情势必受兴亡变乱的制约。因此,作者没有在描绘其缠绵不尽之情上 过多着墨,而是着力表现其阳刚之美,亦即突出她与阉党权奸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斗争中,其眼光之锐利,头脑之清醒,态度之明朗,所表现的独特美质亦即阳刚之 美,不但是亘古以来的绝代佳人所无可比配,即使是某些佼佼须眉也难以媲美。《却 奁》、《守楼》、《骂筵》三出便是表现其品格的重场戏。 在新婚燕尔之际,她并没有完全陶醉在“销魂滋味”之中,而是及时提出杨龙友 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的问题,要“问个明白”。而一旦听了杨龙友“代为 分辨”及侯方域“即为分解”的许诺,她便怒不可遏,当面指责新婚之夫:“他人攻 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何等也?”并进而直接点破侯方域的内心世界:“官人之意, 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理直气壮的慷慨陈词,拔簪卸妆的果断行动,将其公而忘私的义肝忠肠,超俗拔尘的 刚烈个性尽皆画出,形象顿时光彩夺目。因为其真正美质在于富而不淫、穷而有志的 纯洁灵魂,在于其“布荆自香”,既贞且丽,能比较自觉地将爱情与“妇人女子”、 “复社文人”共同反对马、阮权奸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把爱情置于这个斗争 之下, 所以, 赢得了复社的敬重和信赖。《闹榭》中复社领袖陈定生、吴次尾称其 “复社朋友”、“老社嫂”,与之一起观灯赏船的风流佳会,无疑是对权奸斗争取得 初步胜利的庆功会。 作者在塑造李香君这一艺术形象时,始终将其置身于与权奸的矛盾斗争中,形成 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并且,紧紧围绕其顽强斗争精神这一总的个性特点,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地重点突现了她这一个性特点的各个方面。《却奁》重在突出其对权奸斗争 的无畏、果敢,《辞院》则重在突出其对权奸斗争的从容镇定。当马、阮以私通左良 玉之名要捉拿侯方域,侯眷恋新婚燕尔而不能当即出走时,她正色以激:“官人素以 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之态”;而当侯在临别之际仍是念念不忘“后会”时,她清 醒地认识到“满地烟尘,重来亦未可必也”,其态度是更为现实的。至于《拒媒》出, 香君的斗争既针锋相对,又极有分寸。对金钱富贵的诱劝,她是正面表明心迹,说明 “定情诗扇抵过万两雪花银”,不愿入“朱门”,表示了理所当然的蔑视。对严刑威 吓,则严辞以绝:“信你吓唬,奴的主意已定了。”柔中有刚,从容中带着坚毅。而 到《守楼》,当马、阮命恶仆登门倚势强娶时,她的大胆反抗便主要表现为决绝的行 动。 此书中,作者精心设计了香君的三个连续动作:取扇说理,挥扇自卫,血溅诗扇。 面对昔日媒妁,她取出定情信物诗扇,当面质问:“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 奴嫁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难道忘了不成?”以封建伦理反诘封建婚姻的 虚伪,是极为犀利的。正是在这种理直气壮的斗争中,她的坚贞不渝、光明磊落得以 集中体现。而以定情诗扇作为防身利剑,“前后乱打”,形象地说明这是捍卫爱情的 一场短兵相接的交手战。不过,这是一场寡不敌众的较量,自然使香君由愤怒之极转 向悲不欲生:撞坏花容,血溅诗扇。此举有力地说明,当反对权奸的斗争与既保容貌 又保贞操发生矛盾的时候,当她处于要么屈服权奸保存表面之美,要么自毁其容而保 存心灵之美的紧急关头,她毅然选择了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道路,集中体现了下层 妇女可贵的斗争精神。 作者始终将女主人公置于矛盾冲突的浪口刀尖之上,接受那接踵而来、越发尖锐 激烈的矛盾斗争的考验。《骂宴》一出,就是描写香君同马、阮权奸矛盾冲突走向高 潮的一出好戏。当李香君被押上赏心亭,一听说马、阮之流要前来宴饮听曲,便决心 要做个“女祢衡”,进行直接斗争。接着,她像一名威武斗士,以所唱三曲向权奸掷 出了唇枪舌剑,揭露其祸国殃民的罪行:“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 几种”, “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刨祖坟,挖老底,对权奸愤怒声讨和 严厉审判。她虽然被踩入雪中,遭受踢打,但那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犹如出污泥而 不染的香花奇葩,映着白雪,更加绚烂。 正是因为作者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整个剧情能够波 澜迭起,引人入胜,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勃勃欲生。 三、积累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具体经验 《桃花扇》作为历史剧作,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是其成败的关键。对此,作 者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 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具 体说来,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其一,基本情节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即使在个别细节上稍有点染,也并非子虚乌 有而是有案可稽的。这就使剧中人物的言行建立在真实的客观基础之上,保证了历史 剧作本质特点的集中体现。例如,柳敬亭为左良玉传檄讨奸之事。孔尚任创作时所参 考的《宁南侯传》中有如此记载:“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乱启, 良玉乃兴兵清君侧,欲废弘光帝,立楚世子。”这与《明史·左良玉传》所记“良玉 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全然一致,都证明确有传檄讨奸之事。而作者在《草檄》 出写檄文由敬亭传送,亦并非捕风捉影地任意杜撰,因为他确实见过柳敬亭调停左良 玉与马、阮矛盾的记载。吴梅村《柳敬亭传》云:“阮司马大铖,生(即敬亭)旧识 也,与左郗,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 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指,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 顿足曰: ‘此示西备, 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黄宗羲《柳敬亭传》亦云: “(柳)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由此可见,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写 成的《草檄》并不是虚构的。作者只是着意渲染了非柳生莫属的紧张气氛。在左良玉 不知“怎么处”时,柳生毅然提出“倒是老汉去走走”的建议,突出了他见义勇为的 主动精神。作者严谨执著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柳生传檄情节具有真实性特点的 根本原因。 其二,基本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加以演绎推理,推导出说明人物个性特点的关键 情节,进而虚构出具体细节,以突出人物品格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剧中所写柳生矢志 不做阮大铖门客之事,即是如此处理的。阮大铖本属崔魏余孽,被罢职后,仍是结交 朝绅,网罗亲信,“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招”(《明史·阮大铖传》)。 而聚集在南京的复社清流名士,“恶大铖甚,作《简都防揭》逐之”,“大铖惧,乃 闭门谢客”(《明史·阮大铖传》)。这就是孔尚任所知阮大铖的历史事实。另一方 面,从孔尚任的《桃花扇考据》即写作此剧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他还知道,历 史上的曹逢春即柳敬亭确曾出入于缙绅之家,“奋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钱谦益: 《为柳敬亭募葬疏》),“游于金陵,吴桥范司马、桐城何相国,引为上客”(余怀: 《板桥杂记》 ) ,“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相接”,“阮司马大铖,生相识也” (吴梅村:《柳敬亭传》),实为权贵豪绅之家的清客。就是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孔 尚任自然可以合乎逻辑地这样推理:既然阮大铖招纳过宾客,柳敬亭好结交豪绅,又 与阮大铖是旧识,那么柳生也可能是阮门宾客,既然阮大铖闭门谢客,柳敬亭自然也 是其中之一。于是,《听稗》出便有了这样虚构的情节:柳敬亭新做了阮大铖门客, 吴应箕等人“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阮大铖罪恶,其属下门客“才晓得他 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岂不可敬! ”这种虚构合情 入理,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突出了柳敬亭不愿为帮闲清客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集中体现了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其三,为突出全剧主旨,根据剧本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采取移花接 木、张冠李戴的方式,将历史上实有的他人他事移植到所写人物名下,以突出其性格 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作者在《听稗》出,写柳敬亭所说之书,并非一般艺人所说演义 盲词之类,而是演说《论语·微子》篇中的《太师挚适齐》,表白其离阮而去的义举。 并且将父辈友人贾凫西的个性特点移植到了柳生身上。贾凫西号称“木皮散客”,为 退职县令,狂放不羁,常将嬉笑怒骂之情借稗官鼓词痛快淋漓地表露无遗。“凡与臣 言忠,与子言孝,皆以稗词证,不屑引经史。经史中帝王将相,别有评驳,与诸儒不 同。闻者咋舌,以为怪物,终无能出一语折之。”“临别,讲《论语》数折,皆翻案 语。”(《木皮散客传》)要把柳敬亭塑造成一个不同凡俗的艺人,而其桀骜不驯又 正与贾凫西不无相似,故而柳生所说五段鼓词全由贾氏《木皮散人鼓词》脱化而来。 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厌恶世俗的清高节操。所唱《鼓词五》更是翻案文章:“全 要打破纸窗看世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俺那老师父, 只管矇着两眼定六经。”既揭示了其他乐工未能真正跳出“火坑”的原因,又包含 着对孔丘不识时务没看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否定之情。语虽激愤,但“说出过化存神之 妙”,“令人猛省”(《眉批》)。而这正是柳生高明之所在,非同凡俗的独特性之 所在。 其四,完全根据剧本本身的需要,大胆虚构典型情节,揭示人物品格的复杂性。 据黄宗羲《柳敬亭传》记载,左良玉去世之后,柳敬亭“时复上街头,理其旧业”, 重新以说书为生,并不像剧中所写他因传檄而身入牢狱。而虚构的《入狱》以及其中 乐观豪放的描写,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柳生的个性特点,突出了他处逆境遭酷刑情 景下的达观豪雄,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正是因为作者在艺术上取得了上述杰出成就,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为一体, 所以,《桃花扇》能“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桃花扇 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