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历史剧的代表作，关键还在于这部剧作塑造了前
所未有的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积累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实践经验。
一、人物个性独具特色
剧中的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杨龙友等，都是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
侯方域的塑造，尤能显示作者可贵的创造性。
孔尚任对笔下正面主人公并没有美化。侯方域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愁容满面
地出场。在明室危亡之际，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决定了他的徘徊彷徨，不能立即担
当救亡图兴的重任，而只是在“看春光”、“访佳丽”中聊以抒情而已。他清明访翠、
扇坠打彩、饮酒赋诗、初识香君即被其吸引，无非是因其“妙龄绝色”。《访翠》中
所谓“柔肠乱”、“心头痒”，《眠香》出中“渴病急”、“情无限”云云，足见此
时他与香君之间，仍不过是才子佳人之间一见倾心式的情爱。仅此而论，他与以前的
风流才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脱胎于旧母体中的新生儿原本带有先天之不足。然而，孔
尚任也赋予了他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其一，侯生将香君视为“畏友”而真情相爱。把“烟花贱质”提到“畏友”的高
度是前所未有的。 侯生毕竟是进步文人， 当香君“却奁”之后，他为之赞不绝口：
“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我若依附权奸，那时群起
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换上荆衣布裙，十分容貌，
又添十分，更觉可爱! ”正是侯生对李香君高洁磊落品质的由衷赞美。这正是他们爱
情的基础，其中包含“知己之爱”的成分。侯生敬重香君见识高卓，讲求名节；香君
看重侯生清高义气，“知名节，非泛常”。却奁拒阮实为侯、李齐心协力的结果，而
非一厢情愿的行动。应该说，由容貌之爱到知己之爱，是中国爱情文艺的一个崭新高
度。
其二，侯生不是汲汲于求科举功名的才子，他与香君的爱情故事同科考成败没有
任何联系。这也是前所罕见的。侯方域之前的文人学士，往往是既关心功名富贵又重
视爱情。他们与歌妓的恋爱，仅只是追求功名富贵生涯中的一个片段，常以能否高中
为其爱情能否如愿的杠杆和动力。侯生南闱下第暂寓莫愁湖畔，因而结识秦淮名妓，
遂有此本传奇。据此开端，作者也很容易将侯生写成洞房花烛与科举及第双喜庆的团
圆俗套。但此剧除第一出侯生自我介绍身世时简单说了句“南闱下第”之外，从此再
未提及科举之事，也没有穿插任何有关科举的描写。因为作者心目中的侯生与之前的
文士有所不同，也不等于历史上曾参加过清廷乡试的侯方域。
其三，侯、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侯、李悲欢离合的命运，与有明兴亡变
乱福祸相依，而且前者为后者所决定和制约。剧中侯方域是关心并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的进步文人。当左良玉要移兵东下有可能危及有明政权时，他当即代父修札予以阻止。
当马、阮权奸要拥立荒淫贪婪、祸国殃民的福王为帝时，他提出“三大罪五不可立”
之说，予以反对。在任史可法军中参谋时，他及时指出四镇不和势必内讧的危机，并
帮助出谋调停，因而颇受史可法倚重和信任。作者之所以将历史上万元吉出面调停四
镇之争的功劳加在侯生身上，将历史上周仲驭等人提出的“七不可立”之说移花接木
在侯生名下，无疑是要突出侯生的政治才能。以前的文艺作品中那些只关心个人情爱
而不关心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文人才子与侯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四，侯方域对李香君的爱情带有现代的性爱性质。现代的性爱，以所爱者的互
爱为前提。侯、李相爱之初，虽然是以“梳拢”的形式开始，而且又是在鸨母李贞丽
和纤客杨龙友的撮合下进行的，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成分，但是，
这与侯、李双方个人意愿即倾心相爱是一致的。现代的性爱，男女地位平等，要征得
女子的同意。作者之所以特意安排盒子会上侯、李“目挑心许”；在《闹榭》出，让
复社领袖称赞香君为“复社朋友”，誉之为“社嫂”；在马、阮恶仆抢亲，香君拒不
下楼时，写李贞丽愿意冒名顶替等，也含有尊重香君意愿的成分。而却奁、辞院均从
香君主动提议写起，更说明香君在爱情的离合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现代的性爱，男女
双方为了结合，甘愿冒很大的危险，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剧中所写香君，拒媒、守
楼、骂宴，矛头所向是马、阮权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其血溅诗扇、骂马斥阮时的
激烈之举，也有孤注一掷的念头存于胸中。她为爱情所付出的代价，在古代妓女中是
罕见的。而侯生于此，也完全可以与之相辉映。辞院时，缇骑即刻登门搜捕，但他念
念不忘重逢香君；在史公营中避难，依然牵挂香君；高杰死后，兵荒马乱，他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但他毅然只身要回南京，重访媚香楼；舟中偶逢故人，听贞丽叙述香君
被马士英恶仆抢亲时的“大惊”，闻香君碰“死”在地时的“大哭”；而得知香君未
死时的“一喜”，以及复见定情诗扇之后便要“趁早开船”以尽快与香君相会的急切
心情，都极为真切地表现了他对爱情的至诚和专一。他为爱情所付出的代价，绝非以
前的才子佳人所能比拟的。这类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也是以前文艺作品中罕见的。
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塑造了一个中
国古代下层妇女完美无瑕的不朽典型
李香君迥异于其他“绝代佳人”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她是外在美与内在美浑然一
体的化身。作者虽然也突出过她的容貌之美，但没有浓墨重彩地正面描绘；虽然也描
绘过她的阴柔之美，亦即对侯方域的缠绵笃厚、深挚情意，但并没有作为描绘的重点。
因为侯、李之爱的小小桃源，只是封建末世的暂时避风港，正处于大明政权摇摇欲坠、
李自成义军渐逼京师、“大事已不可问”的严酷现实之中，自然是“怕遇着狂风吹荡”。
爱情双方都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这温柔乡的美梦根本不可能
天长地久，其爱情势必受兴亡变乱的制约。因此，作者没有在描绘其缠绵不尽之情上
过多着墨，而是着力表现其阳刚之美，亦即突出她与阉党权奸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斗争中，其眼光之锐利，头脑之清醒，态度之明朗，所表现的独特美质亦即阳刚之
美，不但是亘古以来的绝代佳人所无可比配，即使是某些佼佼须眉也难以媲美。《却
奁》、《守楼》、《骂筵》三出便是表现其品格的重场戏。
在新婚燕尔之际，她并没有完全陶醉在“销魂滋味”之中，而是及时提出杨龙友
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的问题，要“问个明白”。而一旦听了杨龙友“代为
分辨”及侯方域“即为分解”的许诺，她便怒不可遏，当面指责新婚之夫：“他人攻
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何等也?”并进而直接点破侯方域的内心世界：“官人之意，
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理直气壮的慷慨陈词，拔簪卸妆的果断行动，将其公而忘私的义肝忠肠，超俗拔尘的
刚烈个性尽皆画出，形象顿时光彩夺目。因为其真正美质在于富而不淫、穷而有志的
纯洁灵魂，在于其“布荆自香”，既贞且丽，能比较自觉地将爱情与“妇人女子”、
“复社文人”共同反对马、阮权奸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把爱情置于这个斗争
之下， 所以， 赢得了复社的敬重和信赖。《闹榭》中复社领袖陈定生、吴次尾称其
“复社朋友”、“老社嫂”，与之一起观灯赏船的风流佳会，无疑是对权奸斗争取得
初步胜利的庆功会。
作者在塑造李香君这一艺术形象时，始终将其置身于与权奸的矛盾斗争中，形成
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并且，紧紧围绕其顽强斗争精神这一总的个性特点，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地重点突现了她这一个性特点的各个方面。《却奁》重在突出其对权奸斗争
的无畏、果敢，《辞院》则重在突出其对权奸斗争的从容镇定。当马、阮以私通左良
玉之名要捉拿侯方域，侯眷恋新婚燕尔而不能当即出走时，她正色以激：“官人素以
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之态”；而当侯在临别之际仍是念念不忘“后会”时，她清
醒地认识到“满地烟尘，重来亦未可必也”，其态度是更为现实的。至于《拒媒》出，
香君的斗争既针锋相对，又极有分寸。对金钱富贵的诱劝，她是正面表明心迹，说明
“定情诗扇抵过万两雪花银”，不愿入“朱门”，表示了理所当然的蔑视。对严刑威
吓，则严辞以绝：“信你吓唬，奴的主意已定了。”柔中有刚，从容中带着坚毅。而
到《守楼》，当马、阮命恶仆登门倚势强娶时，她的大胆反抗便主要表现为决绝的行
动。
此书中，作者精心设计了香君的三个连续动作：取扇说理，挥扇自卫，血溅诗扇。
面对昔日媒妁，她取出定情信物诗扇，当面质问：“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
奴嫁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难道忘了不成?”以封建伦理反诘封建婚姻的
虚伪，是极为犀利的。正是在这种理直气壮的斗争中，她的坚贞不渝、光明磊落得以
集中体现。而以定情诗扇作为防身利剑，“前后乱打”，形象地说明这是捍卫爱情的
一场短兵相接的交手战。不过，这是一场寡不敌众的较量，自然使香君由愤怒之极转
向悲不欲生：撞坏花容，血溅诗扇。此举有力地说明，当反对权奸的斗争与既保容貌
又保贞操发生矛盾的时候，当她处于要么屈服权奸保存表面之美，要么自毁其容而保
存心灵之美的紧急关头，她毅然选择了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道路，集中体现了下层
妇女可贵的斗争精神。
作者始终将女主人公置于矛盾冲突的浪口刀尖之上，接受那接踵而来、越发尖锐
激烈的矛盾斗争的考验。《骂宴》一出，就是描写香君同马、阮权奸矛盾冲突走向高
潮的一出好戏。当李香君被押上赏心亭，一听说马、阮之流要前来宴饮听曲，便决心
要做个“女祢衡”，进行直接斗争。接着，她像一名威武斗士，以所唱三曲向权奸掷
出了唇枪舌剑，揭露其祸国殃民的罪行：“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
几种”, “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刨祖坟，挖老底，对权奸愤怒声讨和
严厉审判。她虽然被踩入雪中，遭受踢打，但那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犹如出污泥而
不染的香花奇葩，映着白雪，更加绚烂。
正是因为作者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整个剧情能够波
澜迭起，引人入胜，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勃勃欲生。
三、积累了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具体经验
《桃花扇》作为历史剧作，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是其成败的关键。对此，作
者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
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具
体说来，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其一，基本情节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即使在个别细节上稍有点染，也并非子虚乌
有而是有案可稽的。这就使剧中人物的言行建立在真实的客观基础之上，保证了历史
剧作本质特点的集中体现。例如，柳敬亭为左良玉传檄讨奸之事。孔尚任创作时所参
考的《宁南侯传》中有如此记载：“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乱启，
良玉乃兴兵清君侧，欲废弘光帝，立楚世子。”这与《明史·左良玉传》所记“良玉
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全然一致，都证明确有传檄讨奸之事。而作者在《草檄》
出写檄文由敬亭传送，亦并非捕风捉影地任意杜撰，因为他确实见过柳敬亭调停左良
玉与马、阮矛盾的记载。吴梅村《柳敬亭传》云：“阮司马大铖，生（即敬亭）旧识
也，与左郗，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
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指，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
顿足曰： ‘此示西备， 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黄宗羲《柳敬亭传》亦云：
“（柳）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由此可见，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写
成的《草檄》并不是虚构的。作者只是着意渲染了非柳生莫属的紧张气氛。在左良玉
不知“怎么处”时，柳生毅然提出“倒是老汉去走走”的建议，突出了他见义勇为的
主动精神。作者严谨执著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柳生传檄情节具有真实性特点的
根本原因。
其二，基本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加以演绎推理，推导出说明人物个性特点的关键
情节，进而虚构出具体细节，以突出人物品格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剧中所写柳生矢志
不做阮大铖门客之事，即是如此处理的。阮大铖本属崔魏余孽，被罢职后，仍是结交
朝绅，网罗亲信，“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招”（《明史·阮大铖传》）。
而聚集在南京的复社清流名士，“恶大铖甚，作《简都防揭》逐之”，“大铖惧，乃
闭门谢客”（《明史·阮大铖传》）。这就是孔尚任所知阮大铖的历史事实。另一方
面，从孔尚任的《桃花扇考据》即写作此剧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他还知道，历
史上的曹逢春即柳敬亭确曾出入于缙绅之家，“奋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钱谦益：
《为柳敬亭募葬疏》），“游于金陵，吴桥范司马、桐城何相国，引为上客”（余怀：
《板桥杂记》 ） ，“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相接”，“阮司马大铖，生相识也”
（吴梅村：《柳敬亭传》），实为权贵豪绅之家的清客。就是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孔
尚任自然可以合乎逻辑地这样推理：既然阮大铖招纳过宾客，柳敬亭好结交豪绅，又
与阮大铖是旧识，那么柳生也可能是阮门宾客，既然阮大铖闭门谢客，柳敬亭自然也
是其中之一。于是，《听稗》出便有了这样虚构的情节：柳敬亭新做了阮大铖门客，
吴应箕等人“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阮大铖罪恶，其属下门客“才晓得他
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岂不可敬! ”这种虚构合情
入理，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突出了柳敬亭不愿为帮闲清客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集中体现了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其三，为突出全剧主旨，根据剧本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采取移花接
木、张冠李戴的方式，将历史上实有的他人他事移植到所写人物名下，以突出其性格
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作者在《听稗》出，写柳敬亭所说之书，并非一般艺人所说演义
盲词之类，而是演说《论语·微子》篇中的《太师挚适齐》，表白其离阮而去的义举。
并且将父辈友人贾凫西的个性特点移植到了柳生身上。贾凫西号称“木皮散客”，为
退职县令，狂放不羁，常将嬉笑怒骂之情借稗官鼓词痛快淋漓地表露无遗。“凡与臣
言忠，与子言孝，皆以稗词证，不屑引经史。经史中帝王将相，别有评驳，与诸儒不
同。闻者咋舌，以为怪物，终无能出一语折之。”“临别，讲《论语》数折，皆翻案
语。”（《木皮散客传》）要把柳敬亭塑造成一个不同凡俗的艺人，而其桀骜不驯又
正与贾凫西不无相似，故而柳生所说五段鼓词全由贾氏《木皮散人鼓词》脱化而来。
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厌恶世俗的清高节操。所唱《鼓词五》更是翻案文章：“全
要打破纸窗看世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俺那老师父，
只管矇着两眼定六经。”既揭示了其他乐工未能真正跳出“火坑”的原因，又包含
着对孔丘不识时务没看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否定之情。语虽激愤，但“说出过化存神之
妙”，“令人猛省”（《眉批》）。而这正是柳生高明之所在，非同凡俗的独特性之
所在。
其四，完全根据剧本本身的需要，大胆虚构典型情节，揭示人物品格的复杂性。
据黄宗羲《柳敬亭传》记载，左良玉去世之后，柳敬亭“时复上街头，理其旧业”，
重新以说书为生，并不像剧中所写他因传檄而身入牢狱。而虚构的《入狱》以及其中
乐观豪放的描写，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柳生的个性特点，突出了他处逆境遭酷刑情
景下的达观豪雄，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正是因为作者在艺术上取得了上述杰出成就，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为一体，
所以，《桃花扇》能“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桃花扇
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