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初年,由于战乱频仍,农事废弛,水利工程失修,黄、淮等河数次决口。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玄烨南巡,经过高邮、宝应等县,亲眼目睹了洪水泛 滥的情景,颇为震惊。因而特令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协助黄河总督靳辅经理下河海口事 宜,限期竣工。但是,靳、于二人不能合作,治河方略也完全不同。玄烨只得于康熙 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改派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为其属佐。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四日, 康熙在乾清宫接见孙在丰等治河使臣, 明确其任务是 “前往淮扬所属下河一带车路等河,并串场河、白驹、丁溪、草堰场等口,排浚事务, 专属于尔监修”(王先谦:《东华录》卷九)。要求他们“宜往来亲历,多方经画, 讲求源流脉络,次第兴工,督率带去司官等,务实心任事,毋得怠忽扰害”(王先谦: 《东华录》卷九)。其后,在将近四年之中,对待治河事务,孔尚任也确实是兢兢业 业、实心任事的。 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孙在丰一行到达扬州河署。到年底,四个月中,孔尚任为督 视河工,“往来大河、长淮、秦邮、邗沟之中者数十次,海岸湖心,住如家舍”(孔 尚任: 《与雪谷兄》 ),常常是“鞍马何曾经柳影,枕衾大半近芦花”(孔尚任: 《返棹昭阳留寄家人》 ) 。有时,疲劳之极,竟是“孤舱灯暗带衣眠”(孔尚任: 《久泊秦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天,他还赶赴泰州东部荒寂旷邈的海滨 渔村西团监工治河。他率领属吏,“建旗以聚民事。子来之众,日及八九千,给食程 工,坐立泥涂中,饮咸水,餐腥馔,不胜劳且苦。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而询人之苦, 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孔尚任:《西团记》,载《湖海集》卷八)。所以,当康 熙二十六年三月,清廷认为“与孙在丰同往修河诸员,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 九卿议决要“撤回差往各官”时(王先谦:《东华录》卷九),孔尚任并没有被召返 京,因为他并不属于“唯利是图”之辈。 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河局又有变化。河务总督靳辅与总漕慕天颜矛盾日 益加剧。康熙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总河靳辅、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相互参讦, 靳辅、慕天颜不便留任,孙在丰亦不便修河。伊等员缺,速行更换差遣……调王新命 为河道总督,命户部侍郎开音布督理下河”(王先谦:《东华录》卷十)。孔尚任的 同事,“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孔尚任:《待漏馆晓莺 堂记》),他却仍得留下,继续治河。他独自住在扬州天宁寺东廊待漏馆内,虽然处 于“病饿”之中,虽然“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 但是看到“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 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胾,且不知处所”,还是决心“在庙堂之 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学习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精神,安心治河。(孔尚任:《待漏馆晓莺堂记》) 在治河之余,孔尚任也没忘记广泛交游。扬州是坚决抗清的名城,民族英雄史可 法曾经于此坚守孤城,慷慨就义。全城军民与清军鏖战,直到人亡矢绝,仍无降者。 清军于此血腥屠杀, 也最为惨重, 以至“堆尸贮积,手足相枕”,“塘为之平”, “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王秀楚:《扬州十日 记》)因此,有些幸免于难的明末遗老遗少入清之后,多半是逃名避世、心背朝廷的。 例如黄云,明亡后隐居不仕,以樵者自足,但“时时偷访钟山树”(杜浚:《青樵歌 为黄仙裳作》,载《变雅堂诗集》卷二)。宗定九,拒绝接受清廷所授从六品州同知 官,隐居东原,经年不入城市,以著书垂钓自遣。龚贤,明亡后隐居作画,抒写亡国 之痛。李沂,由其伯父李信抚养成人。李信为明朝县令,曾经率众抗拒清兵,城破之 日,与妻殉难。李沂则隐居蓬室,以诗自娱,以名节自许,“历久而弥坚,垂老而愈 确”(李:《李沂传》)。孔尚任正是在治河期间,与这些隐逸耆英诗酒唱和,结 为“同党”、“同社”,视为“知己”的。这使他为康熙祭孔稀释殆尽的民族情绪重 又潜滋暗长,因而决心继续写其《桃花扇》传奇了。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因阴雨连绵,住所被淹,他只得借居昭阳城南李 清枣园暂住。因雨大河工难施,他便趁机修改《桃花扇》。枣园主人李清,号映碧, 崇祯进士,弘光朝任大理寺左丞。明亡后,“自是隐居不出,惟著书自娱。清人起之, 以病固辞,无有识其面者。每遇烈皇帝讳日,必设位以哭。晚岁作遗令曰:吾家世受 国恩, 吾一外吏, 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泾泾,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魏建功藏朝鲜人无名氏:《皇明遗民传》抄本卷一《李清传》),是一位忠于明室、 崇尚气节的遗老。其族弟李沂,也是隐居昭阳、以诗歌自娱而不仕清朝的遗民。孔尚 任修改《桃花扇》正是在李沂的观赏指点下进行的。特别是是年九月冒襄的来访,对 其修改此剧更有良多裨益。 冒襄,乃江南名士。明亡后,断然拒绝清廷多次征召,而隐居如皋,广泛接纳四 方人士,为反清复明“联络声息”。一谈起明末国事败裂,便“须发倒张,目眦怒裂, 音词悲壮愤激” (许承宣: 《恭祝大征君前司理巢冒老年台先生七十大庆序》,载 《同人集》卷二)。这位年已77岁的隐逸耆英得知孔尚任正修改《桃花扇》,便从三 百里之外的如皋特地赶来,与孔尚任“高宴清谈,连夕达曙”(孔尚任:《与冒辟疆 先生》),一同住30天。冒襄对剧中男女主角原型——侯方域和李香君颇为熟悉。他 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被誉为“江南四公子”,彼此曾“无日不相征逐”(黄宗 羲:《思归录》)。相互间,仪表、性情“视之虽若不同”,然“其好名节,持议论 一也,以此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核执政,量裁公卿,虽甚强硬,不能有所屈 挠”(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他们经常一起出入秦淮河,对李香君也 颇熟悉。而且,《桃花扇》中所写的苏昆生,在明亡之后,流落吴中,寄身萧寺。后 经友人推荐,便到冒襄所居水绘园,帮他教曲、排戏。冒襄还在南京听过柳敬亭(也 是《桃花扇》中人物)说书,对苏、柳二人的往事、人品也有所了解。所以,在一个 月的昼夜长谈中,冒襄向孔尚任详细介绍了南明遗事以及《桃花扇》中人物的言行, 对他修改此剧促进不小。后来,他在《桃花扇》中将冒襄作为暗场人物,与此聚会也 大有关系。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天,孔尚任还结识了一位年高德韶的明朝遗老许承钦。 正是这位“行吟托楚骚,白发隐渔纶”的耆老,曾向孔尚任秘密谈起过明末兴亡遗事, 即所谓“所话皆朝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孔尚任:《又至海 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诗后,邓 汉仪的批注云:“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 为外人道。”)许翁所谈并非古代改朝换代之事,而是明亡清起之事。当南明小朝廷 荒淫误国,入侵清兵血腥屠杀,忠臣义士奋起抗击之时,孔尚任确实是“其时我未生”。 但是,如今听来,却历历在目,犹如身临其境,因为讲述者就是这“朝换”的见证人。 因此,孔尚任对自己入仕之后欲报康熙知遇之恩的功名之心冷了半截,民族情绪重又 萌发。而且,治河期间,孔尚任生活贫寒,甚至有时还卖马驹、当行李、以书画贷粟, 向大官乞粮,以至处于“病虐、病痢、愁饥、愁寒、无车、无马、望乡、望国”的困 苦之中(《与黄交三》)。这正是他进而萌发民族情绪要继续修改《桃花扇》的原因 之一。康熙二十七年春节,他独卧陈家庵,“瓶无半粟”(《与朱天叙学士》),未 几接到友人黄仪逋的元旦见怀诗,中有“大笑茅檐春兴发,题诗先寄汉公卿”等句, 孔尚任回书曰:“继而思之,足下诗一篇,换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汉臣无张骞之葡萄, 而止有苏武之冰雪,何贺之有? ”(《与黄义逋》)这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自白,也 是由其生活艰难困苦所引发的。自此,孔尚任对康熙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由于河务棘手,久治无效,康熙于二十八年(1689年)初春亲来扬州巡视河工, 还特地将孔尚任召至“龙舟”,赐予酒席果饼。孔尚任写有《送驾至淮上恭赋》四首, 邓孝威评曰:“从古星轺,未有饥饿如公者。昨迎驾江头,蒙撤宴赐食,慰劳再四, 万姓观瞻,惊喜传播,淮扬人士,方知孔公为眷顾贤臣,荣宠可谓至矣。而公澹泊敛 退,绝无矜张之容,真难及也。”(《送驾至淮上恭赋》诗后邓注)此前在曲阜“接 驾”后,孔尚任曾“随路感泣,逢人称述”,唯恐矜张不广,而这次却澹泊敛退。这 是因为孔尚任湖海劳碌之后,已经宦情冷落,民族情绪潜滋暗长,对康熙的态度也有 所变化了。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下河局解散。孔尚任趁河工结束可以从容北归之时,于七月 份独自游览了金陵。因为他忙中偷闲修改的《桃花扇》共四十四出,其中二十六出都 发生在这里。他创作此剧的原则就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 (《桃花扇凡例》)。专程独游金陵,正是着眼于此。所以,他游览了燕子矶、虎踞 关,访问了高蹈遗老龚贤,高僧云辩,傲世画家蔡霖苍,观瞻了明太祖故宫,瞻拜了 明孝陵,题诗留句。还拜访了曾戴孝祭悼崇祯的明之隐士张瑶星,写诗《白云庵访张 瑶星道士》,描画了一个忧世疾俗、为故国兴亡悲痛不已、进而发愤著述的清高道人 的形象,“把白云心事,一一写出,是一篇逸民传”(《湖海集》卷七注)。所以, 孔尚任把他直接写进了《桃花扇》中,作为总结兴亡之案的“纬星”。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他结束金陵之游,重返扬州,再次游览了大禹祠、文选楼、 琼花观、梅花岭等名胜古迹,凭吊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写有短诗《梅花 岭》,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位大义凛然、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 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孔尚任结束了将近四年的湖海生涯,回到北京, 继续任国子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