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初年，由于战乱频仍，农事废弛，水利工程失修，黄、淮等河数次决口。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玄烨南巡，经过高邮、宝应等县，亲眼目睹了洪水泛
滥的情景，颇为震惊。因而特令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协助黄河总督靳辅经理下河海口事
宜，限期竣工。但是，靳、于二人不能合作，治河方略也完全不同。玄烨只得于康熙
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改派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为其属佐。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四日， 康熙在乾清宫接见孙在丰等治河使臣， 明确其任务是
“前往淮扬所属下河一带车路等河，并串场河、白驹、丁溪、草堰场等口，排浚事务，
专属于尔监修”（王先谦：《东华录》卷九）。要求他们“宜往来亲历，多方经画，
讲求源流脉络，次第兴工，督率带去司官等，务实心任事，毋得怠忽扰害”（王先谦：
《东华录》卷九）。其后，在将近四年之中，对待治河事务，孔尚任也确实是兢兢业
业、实心任事的。
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孙在丰一行到达扬州河署。到年底，四个月中，孔尚任为督
视河工，“往来大河、长淮、秦邮、邗沟之中者数十次，海岸湖心，住如家舍”（孔
尚任： 《与雪谷兄》 ），常常是“鞍马何曾经柳影，枕衾大半近芦花”（孔尚任：
《返棹昭阳留寄家人》 ） 。有时，疲劳之极，竟是“孤舱灯暗带衣眠”（孔尚任：
《久泊秦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天，他还赶赴泰州东部荒寂旷邈的海滨
渔村西团监工治河。他率领属吏，“建旗以聚民事。子来之众，日及八九千，给食程
工，坐立泥涂中，饮咸水，餐腥馔，不胜劳且苦。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而询人之苦，
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孔尚任：《西团记》，载《湖海集》卷八）。所以，当康
熙二十六年三月，清廷认为“与孙在丰同往修河诸员，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
九卿议决要“撤回差往各官”时（王先谦：《东华录》卷九），孔尚任并没有被召返
京，因为他并不属于“唯利是图”之辈。
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河局又有变化。河务总督靳辅与总漕慕天颜矛盾日
益加剧。康熙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总河靳辅、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相互参讦，
靳辅、慕天颜不便留任，孙在丰亦不便修河。伊等员缺，速行更换差遣……调王新命
为河道总督，命户部侍郎开音布督理下河”（王先谦：《东华录》卷十）。孔尚任的
同事，“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孔尚任：《待漏馆晓莺
堂记》），他却仍得留下，继续治河。他独自住在扬州天宁寺东廊待漏馆内，虽然处
于“病饿”之中，虽然“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
但是看到“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
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胾，且不知处所”，还是决心“在庙堂之
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学习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精神，安心治河。（孔尚任：《待漏馆晓莺堂记》）
在治河之余，孔尚任也没忘记广泛交游。扬州是坚决抗清的名城，民族英雄史可
法曾经于此坚守孤城，慷慨就义。全城军民与清军鏖战，直到人亡矢绝，仍无降者。
清军于此血腥屠杀， 也最为惨重， 以至“堆尸贮积，手足相枕”，“塘为之平”，
“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王秀楚：《扬州十日
记》）因此，有些幸免于难的明末遗老遗少入清之后，多半是逃名避世、心背朝廷的。
例如黄云，明亡后隐居不仕，以樵者自足，但“时时偷访钟山树”（杜浚：《青樵歌
为黄仙裳作》，载《变雅堂诗集》卷二）。宗定九，拒绝接受清廷所授从六品州同知
官，隐居东原，经年不入城市，以著书垂钓自遣。龚贤，明亡后隐居作画，抒写亡国
之痛。李沂，由其伯父李信抚养成人。李信为明朝县令，曾经率众抗拒清兵，城破之
日，与妻殉难。李沂则隐居蓬室，以诗自娱，以名节自许，“历久而弥坚，垂老而愈
确”（李：《李沂传》）。孔尚任正是在治河期间，与这些隐逸耆英诗酒唱和，结
为“同党”、“同社”，视为“知己”的。这使他为康熙祭孔稀释殆尽的民族情绪重
又潜滋暗长，因而决心继续写其《桃花扇》传奇了。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因阴雨连绵，住所被淹，他只得借居昭阳城南李
清枣园暂住。因雨大河工难施，他便趁机修改《桃花扇》。枣园主人李清，号映碧，
崇祯进士，弘光朝任大理寺左丞。明亡后，“自是隐居不出，惟著书自娱。清人起之，
以病固辞，无有识其面者。每遇烈皇帝讳日，必设位以哭。晚岁作遗令曰：吾家世受
国恩， 吾一外吏， 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泾泾，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魏建功藏朝鲜人无名氏：《皇明遗民传》抄本卷一《李清传》），是一位忠于明室、
崇尚气节的遗老。其族弟李沂，也是隐居昭阳、以诗歌自娱而不仕清朝的遗民。孔尚
任修改《桃花扇》正是在李沂的观赏指点下进行的。特别是是年九月冒襄的来访，对
其修改此剧更有良多裨益。
冒襄，乃江南名士。明亡后，断然拒绝清廷多次征召，而隐居如皋，广泛接纳四
方人士，为反清复明“联络声息”。一谈起明末国事败裂，便“须发倒张，目眦怒裂，
音词悲壮愤激” （许承宣： 《恭祝大征君前司理巢冒老年台先生七十大庆序》，载
《同人集》卷二）。这位年已77岁的隐逸耆英得知孔尚任正修改《桃花扇》，便从三
百里之外的如皋特地赶来，与孔尚任“高宴清谈，连夕达曙”（孔尚任：《与冒辟疆
先生》），一同住30天。冒襄对剧中男女主角原型——侯方域和李香君颇为熟悉。他
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被誉为“江南四公子”，彼此曾“无日不相征逐”（黄宗
羲：《思归录》）。相互间，仪表、性情“视之虽若不同”，然“其好名节，持议论
一也，以此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核执政，量裁公卿，虽甚强硬，不能有所屈
挠”（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他们经常一起出入秦淮河，对李香君也
颇熟悉。而且，《桃花扇》中所写的苏昆生，在明亡之后，流落吴中，寄身萧寺。后
经友人推荐，便到冒襄所居水绘园，帮他教曲、排戏。冒襄还在南京听过柳敬亭（也
是《桃花扇》中人物）说书，对苏、柳二人的往事、人品也有所了解。所以，在一个
月的昼夜长谈中，冒襄向孔尚任详细介绍了南明遗事以及《桃花扇》中人物的言行，
对他修改此剧促进不小。后来，他在《桃花扇》中将冒襄作为暗场人物，与此聚会也
大有关系。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天，孔尚任还结识了一位年高德韶的明朝遗老许承钦。
正是这位“行吟托楚骚，白发隐渔纶”的耆老，曾向孔尚任秘密谈起过明末兴亡遗事，
即所谓“所话皆朝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孔尚任：《又至海
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诗后，邓
汉仪的批注云：“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
为外人道。”）许翁所谈并非古代改朝换代之事，而是明亡清起之事。当南明小朝廷
荒淫误国，入侵清兵血腥屠杀，忠臣义士奋起抗击之时，孔尚任确实是“其时我未生”。
但是，如今听来，却历历在目，犹如身临其境，因为讲述者就是这“朝换”的见证人。
因此，孔尚任对自己入仕之后欲报康熙知遇之恩的功名之心冷了半截，民族情绪重又
萌发。而且，治河期间，孔尚任生活贫寒，甚至有时还卖马驹、当行李、以书画贷粟，
向大官乞粮，以至处于“病虐、病痢、愁饥、愁寒、无车、无马、望乡、望国”的困
苦之中（《与黄交三》）。这正是他进而萌发民族情绪要继续修改《桃花扇》的原因
之一。康熙二十七年春节，他独卧陈家庵，“瓶无半粟”（《与朱天叙学士》），未
几接到友人黄仪逋的元旦见怀诗，中有“大笑茅檐春兴发，题诗先寄汉公卿”等句，
孔尚任回书曰：“继而思之，足下诗一篇，换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汉臣无张骞之葡萄，
而止有苏武之冰雪，何贺之有? ”（《与黄义逋》）这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自白，也
是由其生活艰难困苦所引发的。自此，孔尚任对康熙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由于河务棘手，久治无效，康熙于二十八年（1689年）初春亲来扬州巡视河工，
还特地将孔尚任召至“龙舟”，赐予酒席果饼。孔尚任写有《送驾至淮上恭赋》四首，
邓孝威评曰：“从古星轺，未有饥饿如公者。昨迎驾江头，蒙撤宴赐食，慰劳再四，
万姓观瞻，惊喜传播，淮扬人士，方知孔公为眷顾贤臣，荣宠可谓至矣。而公澹泊敛
退，绝无矜张之容，真难及也。”（《送驾至淮上恭赋》诗后邓注）此前在曲阜“接
驾”后，孔尚任曾“随路感泣，逢人称述”，唯恐矜张不广，而这次却澹泊敛退。这
是因为孔尚任湖海劳碌之后，已经宦情冷落，民族情绪潜滋暗长，对康熙的态度也有
所变化了。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下河局解散。孔尚任趁河工结束可以从容北归之时，于七月
份独自游览了金陵。因为他忙中偷闲修改的《桃花扇》共四十四出，其中二十六出都
发生在这里。他创作此剧的原则就是“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
（《桃花扇凡例》）。专程独游金陵，正是着眼于此。所以，他游览了燕子矶、虎踞
关，访问了高蹈遗老龚贤，高僧云辩，傲世画家蔡霖苍，观瞻了明太祖故宫，瞻拜了
明孝陵，题诗留句。还拜访了曾戴孝祭悼崇祯的明之隐士张瑶星，写诗《白云庵访张
瑶星道士》，描画了一个忧世疾俗、为故国兴亡悲痛不已、进而发愤著述的清高道人
的形象，“把白云心事，一一写出，是一篇逸民传”（《湖海集》卷七注）。所以，
孔尚任把他直接写进了《桃花扇》中，作为总结兴亡之案的“纬星”。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他结束金陵之游，重返扬州，再次游览了大禹祠、文选楼、
琼花观、梅花岭等名胜古迹，凭吊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写有短诗《梅花
岭》，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位大义凛然、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
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孔尚任结束了将近四年的湖海生涯，回到北京，
继续任国子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