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的思想家。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 (《墨 子·兼爱上》),“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 爱中》) 。因此,他的一切作为的总目标就是拯救衰败混乱之世,即改造社会。要改 造社会,墨子可能要考虑以下问题: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社会是否发展变化?社 会是否可以改造?推动社会发展依靠什么力量? 《墨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概括地表述社会历史观,但确实渗透和间接反映了 墨子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在墨子看来,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生产劳动;社会是变化的, 虽可以在不同时期有倒退,但总的来说是进化的,因而社会是可以改造的;社会发展 的动力在于圣君贤相、王公大人实行“先王之道”。(《墨子·耕柱》) 一、社会的存在以生产劳动为基础 墨子指出:“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 以为库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 ,衣食之财, 固已足矣。今人与此异者也!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在这里,墨子发现了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能生产,而禽兽等动物则不能。禽兽等 动物是依靠自己身体的结构和本能,并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条件(如水草花果等) 来维持生存;而人则要靠种庄稼、栽果树、种蔬菜、纺纱织布等生产劳动来维持生存。 勤奋劳动就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的观点,间接地表达了墨子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社 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人的生存,也就不会有人类社 会,更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既然生产活动是第一位的,那么它是决定其他活动能否进 行的基本因素。 二、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念 墨子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也有崇古的思想。他认为:“三代圣王既没, 天下失义,诸侯力争,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 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 药水火,退(追)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 乱。”(《墨子·明鬼下》)就是说,今不如古,从“三代圣王”到墨子当时这段时间 来看, 历史是退化的,从治世退到乱世。他着意美化“三代圣王"或先王,认为“先 王之道”是“天下所以生者”(《墨子·耕柱》),甚至谈到要“祖述尧舜禹汤之道” (《墨子·尚贤上》)。他作为真理标准的“三表”、“三法”,第一项即为“上本者 古之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考先圣大王之事”(《墨子·非命下》),可 见其对“古者圣王之事”的重视。 但是,墨子尊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 于神农、黄帝而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的考虑,即托古改制的需要。在实际 上,墨子并不认为“先王”治世是古已有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进化、长期发展 的过程;在“先王”治世以前,天下曾是混乱不堪的“乱世”:“古者民始生,未有 刑政之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墨子·尚同中》),“是以 人是其义, 以非人之义, 故交相非也。……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 “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当人们明白了“天下所以乱者,生 于无政长”时,就“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三公……诸侯…正长” (《墨 子·尚同上》) ,所以才逐步出现了“先王”的盛世之治。很明显,从人与禽兽无别 的乱世进到先王盛世,这是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的物质文明方面,墨子也认为大致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古 已有之的。墨子明确指出,在上古之世,人们曾经备受“猛禽狡兽”的暴害,“因陵 丘堀(掘) 穴而处”(《墨子·节用中》) ,“衣皮带茭”,“重任不移,远道不至” (《墨子·辞过》),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只是由于圣人的教诲和作为,才出现了“甲 盾五兵”、“舟楫”、“舟车”、“宫室”等,人们“治丝麻, (捆)布绢”而“为 衣服”,“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墨子·辞过》)在墨子看来,在圣人产生之前, 人类经历了一个几乎没有物质文明的时代。 墨子在后来对尧舜禹汤和“圣王之道”有了更为全面、进步的看法。他说,尧以 仁义治天下,有名有实。名者,谓尧在今日有“义治”的称誉;实者,谓尧在往古有 “义治”的事实。由于往古和现在的社会条件不一样,时移事异,对“仁义”理解和 规定已有很大区别,说“尧有义治”是指他所在的古代,而不是指现在,现在的“义 治”则指另一回事(“尧之义也,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异二”(《墨 子·经下53》))。从这个角度出发,墨子认为:“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 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墨子·经说下17》)即如果说“尧善治”,是指尧所处的 那个时代,这个命题是对的;如果说的是现在,那么这个命题就要用反命题“尧不能 治”来取代。依此类推,墨子认为,舜、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都是“善治古 而不能治今”的。墨子在此已清楚地认识到,古今异时异事,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化,征易也。”(《墨子·经上44》)变化就是特征、性质的变化。古今对比,性质 大不同,今天的情况又远比古代复杂,不能盲目崇古,学古,还需要提出新的改革思 想,才能达到积极救世的目的。 三、述而且作的社会改革理想 基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墨子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上,不是唯古是从,而是采取 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主张“述”“作”并举、继承和创建并重。 (一)对盲目推崇古代先人的“言”、“服”,持否定态度 儒家弟子公孟子提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公孟》)。墨子驳斥道, 此种见解不对:“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 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形式的语言,却有“仁”与“不仁”之分;“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 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墨子·公孟》),“仁”与“不仁”哪里 又在穿的衣服相同呢?并且,所谓古代的“言”和“服”,对于更古的时代来说,都 曾经是新的,“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 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 (二)提倡“述而且作” 对于公孟子提出的“先人有,则(之)而已矣”的观点(《墨子·耕柱》),墨子反 对说:“孰曰先人(有),则(之)而已矣?子未智(知)人之先而有后(在焉)。”意即谁 说先人有的东西,仿效就行了?你不知道无论如何久远的“先人”,对于更古的先人 来说,他们必定也是后生。所谓“则”先人,其实是“则”后生,这就从逻辑上驳倒 了公孟子。 针对儒家提出的“君子循而不作”,墨子回应说:“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 作车,巧垂作舟”(《墨子·非儒下》),按照“君子循而不作”的标准,那么现在的 “鲍函车匠” ,都是君子,而羿、 、奚仲、巧垂等创造者都成了小人,岂有此理? 因此,他鲜明地指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 也。”(《墨子·耕柱》)主张对于古代好的东西必须要继承,对于现在只要是好的东 西,就要大胆地创作。这种要使未来超过往昔和今天的变革愿望,鲜明地表达了墨子 所具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