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又吸收今文经学的长处,破除家法传统,广采众说, 择善而从,遂使今、古文经学融汇贯通,基本上结束了汉代今文、古文的长期纷争, 使经学进入一个统一的时代。这种融汇今文、古文的经学,为经学大师郑玄所创,故 人称“郑学”。 郑玄聚众讲学,广收门徒,弟子盈万。当时的儒家学者亦宗仰郑学。所以,郑学 是东汉末年一个很大的学派。它不仅在当时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郑学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由经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决定的。 一、时代的需要 郑学,就是以古文经为主的今文、古文的合流。郑学产生于东汉末年,反映着封 建地主阶级摆脱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的需要。 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政,中央政权内部的倾轧与斗争愈演愈烈。到东汉 末年,中央政权严重削弱,危机四伏,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经学,其内部 今、古文经严重对立,甚至出现了“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列传论》。) 的混乱局面,这不利用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实现经学的统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 强化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但是,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已经没有 能力运用政权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尽管灵帝曾颁布熹平石经,“使天下咸取则焉”, 然而实际上只能改变一下“文字多谬”(③《后汉书·蔡邕列传》。)的状况,未能解 决经义分歧的问题。于是,经义的统一,就只能由那些忠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儒自下 而上来完成了。 从东汉末年的情况来看,今文经学衰败,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派的儒者不可 能承担这一任务,所以只能由古文经学派的学者来完成。而郑玄是东汉古文经学派的 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他慨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③正表明了他维护汉室封建统治的抱负;他发愿“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正表明他以统一经学为己任;他年轻时在外求学近20年,遍访名师,遂精通今、古文 经,正表明他为统一经学做了长期的准备。郑玄遍注群经,是他采取的自下而上解决 经义分歧的一种最为可行的办法。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加剧,还在客观上为经学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党锢之祸使经 学的派别之争相对缓和,出现了今、古文合流的可能性。党锢之祸给学界带来的后果, 是大批学者无心仕途,纷纷退居书斋,潜心学术研究。郑玄就是在被禁锢的十四年间, “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完成《三礼注》的。 二、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代经学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过程,郑学的产生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 成。西汉经学强调守师法,儒生们大都各抱一经,很少撰述。东汉时期,随着师法的 被打破,出现了大规模的撰述活动。随着注经的盛行,出现了日趋繁琐的现象,正所 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②《后汉书·郑玄列传》。)。所以,经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就简削繁。郑玄适应 了这一要求,“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②,注经极为简约。 郑注出现以后,经生景从,其他诸家经注遂废。更重要的是,郑玄的经注兼融今、古, 择善而从,冲破了家法的束缚,遂使今、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经义的解释上 统一起来。郑学的产生,正是突破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相互交流的产物。 三、学者通经奠定了学术基础 在郑玄以前,已经有一大批精通数经的通儒出现,他们对群经的注释,为今、古 文的融合和郑学的产生打下了学术基础。 西汉时,经学家大都只通一经。到东汉,才出现了学通数经并且兼学今、古文的 潮流。这种潮流的出现,是和统治者的要求分不开的。如汉章帝就曾下诏,要求学今 文经的也要学习古文经。这不仅提高了古文经的地位,也对儒生兼学今、古文经产生 了较大影响,以至学者通经成为普遍现象,贾逵、马融等就是这样的古文经学大师。 郑玄正是在这种博通今、古文经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通儒。他既学今文经, 又学古文经,并求学于精通古文经的大师马融,遂成为精通古文经、并对今文经有很 深造诣的经学大师。这种兼通今、古文经的有利条件,使他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故能“发一义无不贯穿群经”(《郑氏佚书·序》。)。郑玄以前的古文经学家注经, 已经出现兼容今、古文的现象,但因受到今、古文学派的限制,不便在注中公开标明 哪些出自古文经义,哪些出自今文经义。郑玄则敢于冲破今、古文学派的限制,广泛 地全面地融合今、古文经,并在注中明确标明哪些是今文经义,哪些是古文经义,正 如贾公彦指出的:“郑注礼之时,以今古二字并之……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 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仪礼·士冠礼》疏。)阮元也指出:“郑 注迭古今文最为详该。”(《仪礼注疏·校勘记》。)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又能兼融今、 古文经,加上他高节、硕学、高寿、高誉,故为天下学者归宗,遂形成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