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又吸收今文经学的长处，破除家法传统，广采众说，
择善而从，遂使今、古文经学融汇贯通，基本上结束了汉代今文、古文的长期纷争，
使经学进入一个统一的时代。这种融汇今文、古文的经学，为经学大师郑玄所创，故
人称“郑学”。
郑玄聚众讲学，广收门徒，弟子盈万。当时的儒家学者亦宗仰郑学。所以，郑学
是东汉末年一个很大的学派。它不仅在当时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郑学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由经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决定的。
一、时代的需要
郑学，就是以古文经为主的今文、古文的合流。郑学产生于东汉末年，反映着封
建地主阶级摆脱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的需要。
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政，中央政权内部的倾轧与斗争愈演愈烈。到东汉
末年，中央政权严重削弱，危机四伏，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经学，其内部
今、古文经严重对立，甚至出现了“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列传论》。)
的混乱局面，这不利用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实现经学的统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
强化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但是，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已经没有
能力运用政权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尽管灵帝曾颁布熹平石经，“使天下咸取则焉”，
然而实际上只能改变一下“文字多谬”(③《后汉书·蔡邕列传》。)的状况，未能解
决经义分歧的问题。于是，经义的统一，就只能由那些忠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儒自下
而上来完成了。
从东汉末年的情况来看，今文经学衰败，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派的儒者不可
能承担这一任务，所以只能由古文经学派的学者来完成。而郑玄是东汉古文经学派的
最后一位经学大师，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他慨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③正表明了他维护汉室封建统治的抱负；他发愿“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正表明他以统一经学为己任；他年轻时在外求学近20年，遍访名师，遂精通今、古文
经，正表明他为统一经学做了长期的准备。郑玄遍注群经，是他采取的自下而上解决
经义分歧的一种最为可行的办法。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加剧，还在客观上为经学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党锢之祸使经
学的派别之争相对缓和，出现了今、古文合流的可能性。党锢之祸给学界带来的后果，
是大批学者无心仕途，纷纷退居书斋，潜心学术研究。郑玄就是在被禁锢的十四年间，
“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完成《三礼注》的。
二、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代经学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过程，郑学的产生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
成。西汉经学强调守师法，儒生们大都各抱一经，很少撰述。东汉时期，随着师法的
被打破，出现了大规模的撰述活动。随着注经的盛行，出现了日趋繁琐的现象，正所
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②《后汉书·郑玄列传》。)。所以，经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就简削繁。郑玄适应
了这一要求，“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②，注经极为简约。
郑注出现以后，经生景从，其他诸家经注遂废。更重要的是，郑玄的经注兼融今、古，
择善而从，冲破了家法的束缚，遂使今、古文经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经义的解释上
统一起来。郑学的产生，正是突破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相互交流的产物。
三、学者通经奠定了学术基础
在郑玄以前，已经有一大批精通数经的通儒出现，他们对群经的注释，为今、古
文的融合和郑学的产生打下了学术基础。
西汉时，经学家大都只通一经。到东汉，才出现了学通数经并且兼学今、古文的
潮流。这种潮流的出现，是和统治者的要求分不开的。如汉章帝就曾下诏，要求学今
文经的也要学习古文经。这不仅提高了古文经的地位，也对儒生兼学今、古文经产生
了较大影响，以至学者通经成为普遍现象，贾逵、马融等就是这样的古文经学大师。
郑玄正是在这种博通今、古文经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通儒。他既学今文经，
又学古文经，并求学于精通古文经的大师马融，遂成为精通古文经、并对今文经有很
深造诣的经学大师。这种兼通今、古文经的有利条件，使他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故能“发一义无不贯穿群经”(《郑氏佚书·序》。)。郑玄以前的古文经学家注经，
已经出现兼容今、古文的现象，但因受到今、古文学派的限制，不便在注中公开标明
哪些出自古文经义，哪些出自今文经义。郑玄则敢于冲破今、古文学派的限制，广泛
地全面地融合今、古文经，并在注中明确标明哪些是今文经义，哪些是古文经义，正
如贾公彦指出的：“郑注礼之时，以今古二字并之……或从今，或从古，皆逐义强者
从之。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仪礼·士冠礼》疏。)阮元也指出：“郑
注迭古今文最为详该。”(《仪礼注疏·校勘记》。)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又能兼融今、
古文经，加上他高节、硕学、高寿、高誉，故为天下学者归宗，遂形成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