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①。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① 《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16页。
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①。因此,他在1895年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中称:“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1898年,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又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他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③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谕。
上谕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创办了具有大学性质和规模的第一个京师大学堂。但是,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反对,戊戌变法运动不久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却不可遏止。改革封建传统教育,逐步使中国教育近代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英、法、德、俄、美、意、日、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组成了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了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清政府获得了在中国继续统治的地位,但却使危机四伏,内外交① 《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2) 《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③ 《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困,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加强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勾结,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也被迫唱起了“变法”的调子。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当时朝廷尚在西安,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实行变法。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并限期两个月,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①。从此以后,实行变法,推行新政,便成为朝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的中心。书院改学堂作为文化教育方面“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重新受到了重视。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②经过戊戌政变的曲折后,书院改学堂又重新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旨,下达全国。于是,各地督抚纷纷遵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① 《中国书院史》第941-942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91页。
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①。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朱批:“知道了。
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②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省城的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了300名新生。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③。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即现在的教务长),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①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五“学校上”,第7页。
② 光绪皇帝朱批袁世凯《奏试办山东大学堂折》,原件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号001853。
③在1986年版本的《山东大学校史》一书中,第一任校长为唐绍仪。这是当时编写校史的同志根据山东省图书馆藏《山东高等学校建制沿革纪略》一书中的记载而来的。但在这次编写百年校史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查阅资料,《周学熙传记汇编》中的《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周学熙集》、《中国书院史》、《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均载周学熙为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这次编写百年校史特更改为周学熙为第一任校长。根据史料记载,唐绍仪为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因为唐绍仪当时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幕僚,袁世凯在创办大学堂时委托唐绍仪督办过此事,但就在山东大学堂开学不久,袁世凯即调任直隶总督,而唐绍仪也随着袁世凯到直隶任职。
沙庆、孔祥柯(民国二年时,曾任山东高等学校校长)等任科学教习,还有外籍教习8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余亩,修建了2700多平方米的校舍和900多平方米的操场,同年冬季迁入新址。学校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在“藩库税契项”名下拨白银8万两,作为常年经费。学生分为正科一、二、三类,学制三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原来的正斋、备斋改称预科。1910年(宣统二年)又增设附属中学,学生来源由各中学转入,同时附属中学招收小学毕业生。1911年(宣统三年)再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把高等正科作为大学预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新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平,按章大学堂应予裁撤,因等正科两班结业,至1914年始行停办。
学校停办后,部分师生分别转入清末民初陆续成立的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几个专门学校。杆石桥的校舍也为法政专门学校使用。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至此先后办了 14年。
山东大学堂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东西。如当时的师生不仅长袍马褂,还在脑后拖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1912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当时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因当时还是尊孔读经。
在礼节上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内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已经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堂有校长等管理人员80人,各类教师110多人,还有美、英、德、日籍教师8人。其次,那时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划分专业,但也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
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了,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也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山东大学堂建校的 14 年中,共培养了770多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9名留学生,其中到欧美留学的 11 人,到日本留学的48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柏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山东大学堂章程》在当时也发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成为各地书院改学堂所效法的榜样。光绪皇帝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的上谕,只是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将书院改为学堂,至于应该怎样改,改了以后又应该如何办理,并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而《山东大学堂章程》恰恰在这种情况之下,提供了一个应该如何改和怎样办理学堂的具体而又可以操作的模式。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办学章程转饬各省,要求各省参照办理。因此,许多地方的督抚学政在有关书院改学堂的奏折中,均直言无讳,称学堂“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先从正斋、备斋入手,再习专斋之意”,或
者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①，变通办理。因此，《山东大学堂章程》在“新政”期间全国书院改学堂过程中，在实际上所起的这种指导作用，应予以肯定。
附一：
周学熙校长传略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菴，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人，1897年任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分局监察，1898年10月升任开平矿务局总办。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札委周学熙总办山东大学堂。1902年被袁世凯委任总办银元局。1903年，赴日考察，回国后主持工艺总局至1907年。1912年7月至1913年9月和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两度出任财政总长。自1918年以后，分别在天津、唐山、青岛、卫辉等地开设华新纱厂。1919年，就任全国棉业督办，至1927年辞卸各公司职务，从事一些捐资办学、植树造林和赈济灾荒之事。被后人誉为北国工业巨子。
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校长（总办）时，按照当时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整肃校风，订立章程，编印《中学正宗》一书，内选“四书五经”，孔、孟、程、朱等人的著作，用来教学，以正“中学根本”。与传统学校不同的是，山东
① 《光绪谕折汇存》卷二十二。
大学堂在以“中学为体”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周学熙主持编辑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这些做法在当时旧的教育体制中确实是开风气之先的。
周学熙在山东大学堂推行“新知识与旧道德”相互结合的教育方法,这种做法,在当时国家动荡、风气日下的环境下,确实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周学熙 60岁后即辞卸各公司职务,优游林下,手不释卷。
办师古堂,家族中的子弟在此读书学诗文。所刻《师古堂丛书》,有《圣哲学粹》、《古训选编》诸书,颇为精湛。还办了许多慈善事业,对安徽至德老家慈善事业尤为热心。1947年9月26日,病卒于北平寓所,终年81岁。
附二:
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