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故乡的文化生活很
是单调和匮乏，只有露天电影 ，需两三个月才能看上一次，而且是黑白的。
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隔这么长时间才能看上一次电影，大人们告诉我说，我们
那个公社很大，有五六十个大队，大都是山区，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也较远。公社里只
有一个电影放映队， 一部电影放映机，3位电影放映员。县里来了新片后分发到每个
公社，先在公社驻地放映，然后在全公社各大队之间轮流巡回放映，一年四季从不间
断。正常情况下每个村需两个多月才轮到一次，如果遇到下雨下雪天气，泥路山路不
好走，那就隔的时间长了。
电影队总是在邻近的一个村子放映后于次日下午来我们村。电影队很俭朴，就是
一辆地排车，车上放着几只箱子，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里面分别装着放映机、幻
灯机、影片、银幕布、电缆、维修工具等，车上还放着一台小型发电机、铁铲（挖坑
立杆用的）和几根竹竿（支撑银幕布用的），排列紧凑有序，上面盖着一块大帆布，
用来遮阳、避风和挡雨雪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电影放映车。头一天电影放映员捎个
信给我们村的干部，第二天下午村里就派上两三个人到邻村去接电影放映车，村里的
小青年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去，认为这是一件很光荣很自豪的事情，如果赶上星期天，
我们这些孩子们有的也跟着前呼后拥的去，有的则在村口等候。当看到电影放映车到
来时，孩子们就欢呼跳跃起来，“电影队来啦，电影队来啦！”边喊边往村里跑，个
个奔走相告，欢欣若狂，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好像过大年似的。
我首先跑回家告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弟弟，妈妈总是抓住这个时机说：“你
们要听话，帮我干点活（不是推磨就是轧碾），我擀面条给你们吃（在当时是最高生
活水平了），吃了饭你们就去看电影，谁不听话就留谁在家看家。”于是我们就积极
地去干活，而且干得很卖力很快。早早吃过晚饭，我们就去看电影。电影场设在村南
的大队院内，院子的北面是一排瓦房，院子的东面和南面没有墙，只有西面有一段一
人多高的矮墙，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放电影。只见放映员在离西墙一米多远的地方挖
上两个小坑，埋上竹竿，把银幕布拉上去，下面固定住。在距离银幕布十多米的地方
放置地排车，跟前放一张单桌，把电影机和幻灯机放在单桌上，调整好角度，用布盖
起来，就准备放映了。发电机则放在房子的后面，以避免其噪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
机一开始发电，电影机旁边的电灯先亮，孩子们就随之咋呼起来，因为那时看见电灯
很好奇。我想，什么时候我们家里都用上电灯啊？到那时就不用在煤油灯下学习了。
十多年以后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看电影时，大家都抢着到电影机跟前坐，一来距离适中，看得清楚；二来主要是
看放映员怎么换片子，挺有意思的。电影场内人挤得满满的，本村的男女老幼大部分
都来了，连周围村庄的人也来了，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银幕前面远了看不清楚，
就到银幕后面去看。夏天看着看着有时下起了小雨，有人就跑回家拿把雨伞给放映机
撑上继续看；冬天天冷时人也不减，只要放就看。一年到头也就是看四五场电影。我
和同伴们也到邻村看电影。那时我们确实对电影的渴求之心很强，总盼望着多看几场
电影。
那时，我们看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战斗故事片。开始先放映幻灯片和新闻纪录片，
之后放映正片。到了“文革”中后期，就全成了样板戏了，《智取威虎山》、《红灯
记》、《沙家浜》等八部样板戏巡回放映了好几年和若干遍，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能哼
哼着唱上几段，我也如此。当时一部电影无论放映多少遍，我还是照看不误，因为就
这么一种娱乐形式，不看也就没有别的看头了。
回到故乡，乡亲们有时还谈论起那段看露天电影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这毕竟已
成为历史。
２００１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