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广琴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贯穿南北的主要交通大动脉，全长约1800公里。运河的开
凿与贯通，不仅增加了祖国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文化交流，同时，国外货品、习俗文
化也相继传入中国。因此，作为运河码头城市济宁的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传承，
又受到外来商人文化习俗和宗教的影响，成为南北、中外文化的交融地。
南北运河的通航，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济宁，带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自
元代始，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北京)运河的全线道航，济宁也由冷落寂
寞的小镇一跃成了热闹非凡的码头城市，商业日渐繁荣。“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
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明代中叶，济宁已
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云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
商业日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门面，星罗棋布。
各地商贾云集，市场幅射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
一。
商业的发展也启动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产品“京省弛名，
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遐迩闻名，越河两岸的“济宁路青猾皮”年出
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应运而生。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客商相继建立自已的会馆，如山西、陕
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浙江会
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
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流，推动
了济宁文化的发展。
南北文化艺术的交融、渗透、碰撞，有力推动了济宁地方戏剧、曲艺的兴盛与繁
荣。同时，外来文化习俗也陆续传入济宁，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碰
撞，使之本地文化有一个大的飞跃发展。戏剧、曲艺文化就是一例。
清朝时期，京剧在济宁就开始兴盛起来，拥有众多京剧班底和票友，流传着“济
宁内行多，皮黄戏难演”的说法，可见，济宁观众对京剧的欣赏水平之高。说起京剧
，不能不提“大兴楼”茶馆。这家茶馆从清光绪年间，就由刘少海之曾祖父经营。后
来，刘少海帮助父亲刘玉海经营“大兴楼”茶馆，他拉得一手好胡琴，京戏唱得也不
错。父子均酷爱京剧，所以在民国初年就有票友从“五福楼”“天合楼”茶馆逐渐被
吸引到“大兴楼”来，这里成了京剧的票友之家。自济宁“进德会”成立了京剧研究
社业余团体组织之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旧社会，京剧演员每
到一地，均要先“拜客”，再落脚唱戏。所以知名演员像“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
“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慧生，还有“江南第一旦”黄桂秋来济宁演出，先到
“大兴楼”走访拜客，也就不足为怪了。济宁票友也热情欢迎，厚予招待。当时京剧
票界有“沙鼓、李锣、边胡琴”(沙、李、边名字已失记)之说。票友中各个行业都有
：老生有张子扬、王庆瑞，花面有张栋臣、金明举，老旦有高玉柱，花脸有李庆云，
这些票友曾在“土山”的“逢春”“四海春”戏院上演过《七星灯》《白良关》《锁
玉龙》等剧目。演出场面十分火爆，在当时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轰动。
山东绑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
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明代，济宁已有规模宏大的山
西会馆。山西商人，多经营典当、钱庄等行业，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
，山西的戏曲和班社流入济宁，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
卖的情形。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济
宁等地后，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演变为山东梆子这
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是明朝万历年间
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如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
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付七儿(刀马)等，在人们心目中
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窦朝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
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
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
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跟立楞一逛荡”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
的赞歌。
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打金枝》等，
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
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
的说唱艺术形式。
民国三十年，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以“殷田昌、贺金城、茹兴礼”为首
的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济宁人过去有句顺口溜“老咬口的干饭道门口的粥，
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可见，扬琴在济宁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扬琴”并非山东独有的一种说唱形式，尤其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
徽等地的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
多，因此，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
“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据沈德符《野获编》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
》《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
良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脾”。
由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三者相结合
，而又采用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
式。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
散人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些盲残的
贫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不走村串户，专为豪门富户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
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清末明初时，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
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
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将明清俗
曲、南北曲艺完美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一)唢呐。原名“苏尔奈”，原
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后经吸收、改良，
便形成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木杆唢呐
，发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
蓄。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喇叭、唢呐
，曲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艺人地位十分低下，
属下九流之一。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二)仙
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
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驭表演，名曰“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
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潇洒，队形变化多端，情趣盎然。由于仙鹤寓有“
吉祥长寿”之意，因此，此舞颇受人们的欢迎。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
，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一个濒临绝迹的古老节目又得以发扬光大。
清光绪末年，运河告废之后，商业由繁荣逐渐走向萧条。随着外地会馆、商号、
行栈的撤出或关门歇业，致使中间商及工人失业。济宁经济衰落，逐渐步入历史低谷
。
商业的衰败导致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济宁的手工业犹如济宁的商业一样，随运河
而生，运河兴商业兴，商业的兴盛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废止之后，商业不景
气，对手工业来说，更是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原材料采购受到限制，产品销售困难，
资金周转期延长，致使许多手工业者不得不关停并转。手工业的发展陷入了困惑局面
。商业、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势必影响和制约着文化艺术。随着运河停运、商号行栈
的撤出、手工业的破产和倒闭、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要求总量相
对降低；更是由于经济的缓慢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
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作为文化艺术的戏剧、曲艺日益衰败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推进，古
老的济宁又焕发了青春，文化艺术更加繁荣，戏剧剧种、曲艺表演形式增多。目前，
济宁城区设有京剧团、吕剧团、豫剧团和歌舞团等团体，文化场、馆、所不下100处
，无论规模还是演员素质、演技水平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换
言之，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没有它带来的商品经济的交流，就没有济宁昨天的兴盛
，就没有济宁昔日的戏剧、曲艺繁荣。这一点尤其值得今人深思。
责任编校：张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