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通航给济宁带来了发展和繁荣 自元至元年间会通河的凿竣,实现了杭州至大都运河的全线通航,使元初设置于 古任城的济宁府,一跃便成了“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者众”, “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纤”的一座商业繁荣、漕运繁忙的码头城市。到了 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华大城市。经 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作坊, 鳞次栉比。各地商贾云集,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百余县, 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 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运河沿岸7个主 要商埠之一。 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济宁的手工业。百年老店“玉堂酱园”的产品“京省驰名, 味压江南”,老字号“兰芳斋”的糕点名闻遐迩,粮油业名响四方,中药行栈已发展 为全国10大药市之一,“济宁路青猾皮”年出口量达200万张,还有大闸口的红炉业, 竹竿巷的竹器业,也应运而生。济宁,由消费小镇变成了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城市。 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外地来济的客商相继建立自己的会馆,如: 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会馆”、湖南的“沅江会馆”、南京的“金陵会馆”以及 “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 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传播与交融。 文化的交融推动了济宁地方戏曲的兴盛与繁荣 运河开通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由于外来文 化、习俗陆续传入济宁,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使本地文化包括戏剧、曲艺文化有 了一个大的发展。清同治年间,京剧与河北梆子“两绞”(即同台演京剧又演梆子戏) 的戏班来济宁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不久,济宁便出现了京剧与山东梆子的“两绞” 班,从而加速了济宁的京剧与山东梆子的兴盛与繁荣。 济宁最早的专业京剧班,系清光绪末年由贾某为掌班人成立的“高升班”。不仅 为当时培养了不少京剧优秀演员,如王星奎、李丹亭、肖玉秀、冯聚亭、贾玉花等, 还为后来济宁京剧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时至民国初年,便涌现出了许 多新的京剧班,有韩桂芬的“韩家班”,刘玉仙的“刘家班”,陈少炎的“陈家班” 等。他们都是自备全套戏箱,演员行当齐全,并又各自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艺人, 如筱爱如、刘庆和、筱艳琴、韩小楼、张少华、陈锦章、陈秀章、巧苓珠、余叔良等, 不仅在本城上演,而且足迹遍及鲁、苏、皖、鄂、豫、陕等省,红极一时。 由于京剧专业班的兴盛,使许多钟爱京剧的观众成了业余演唱或伴奏的“票友”。 清末民初,他们大都集中在“五福楼”或“天合楼”茶馆,“围鼓”演唱。后来,被 酷爱京剧的回族同胞刘玉海、刘少海父子吸引到“大兴楼”茶馆,并逐渐形成了京剧 爱好者的“票友”之家。“票友”们不仅流派纷呈,行当齐全,还有“沙鼓、李锣、 边胡琴”,“响排”了许多剧目,在各戏园“明场”上演。其演出场面均十分火爆, 并在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轰动性影响。接着“票友”们在“进德会”成立了“国剧 (京剧)研究社”后,京剧艺术在济宁又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 正是因为京剧在济宁拥有众多班底和业余票友,所以,当年京、津、沪凡来济宁 献艺的著名京剧演员,如“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四大名旦”之称的尚小云、荀 慧生,“江南第一旦”黄桂秋等,先到“大兴楼”走访“拜客”,也就不足为怪了。 山东梆子原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 老剧种。京杭运河开凿以后,山西与陕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这些山陕商人,有较雄 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山陕的戏曲和班社也流入济宁。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当 时山陕商人来济宁等地做买卖的情形,如《奇错》《换妻》等。四大古老剧种的“秦 腔”与“西梆”流入济宁等地,受到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自然地演 变出山东梆子这一派系了。老艺人段广才曾回忆说,财神阁“高调”老班--五福班, 是明朝万历年间创办的,这样算起来,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班社的发展, 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演员。现在人们依然熟记的有100多年 前的郑二麻子(生旦兼演)、杨二大将(红脸),90年前的岳东明(红脸)、傅七儿(刀马), 60年前的王桂春(文武小生)、张保山(丑角)等,特别是后期像段广才、王振清、窦朝 荣等红脸,以他们优秀的表演和唱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老艺人虽然早已去 世,但他们的艺名仍为广大群众所传颂,如“付七的刀、吴仗的腰、泼嘴老鸹唱得高” “花蝴蝶子、满天云”“金鼎、银凤、玉蜜蜂”“金马驹子银铃铛,不跟立楞一逛荡” 等,都是群众对他们演出水平的赞赏。 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 经常上演的有: 《头冀州》《二冀州》《大辕门》 《八宝珠》《铡美案》《白蛇传》《对花枪》《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 容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扬琴(即山东琴书)早在清乾隆年间,民间就有小曲联唱体,因主要伴奏乐器为扬 琴,人们习惯称为“打扬琴的”或“唱扬琴的”。它是一种曲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 的说唱艺术形式。民国三十年,扬琴艺人集合于济宁,建立了以“殷田昌、贺金城、 茹兴礼”为首的三大门户,立足于济宁码头。济宁人过去有句顺口溜:“老咬口的干 饭道门口的粥,茹小辫的扬琴翟教寅的吼。”可见,扬琴在济宁的普及程度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 扬琴并非山东独有的一种说唱形式。济宁的“扬琴”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 影响较大,除了在地域上与他们相邻外,主要是这些省份的商人在济宁的较多,因此, 在表演风格、技巧上都有相同之处。 扬琴经常使用的曲调, 据沈德符《野获编》 载:“乾隆年间,乃兴《闹五更》 《寄生草》……之属,自两淮以致江南。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老幼良 贱,不问男女,人人习之,亦人人喜之,以至刊刻成帙,举世传育,沁人心脾。”由 此可见,扬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下里巴人。 济宁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又采用本地 方言土语,吸收地方民歌俚曲,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 晚清时期盛行。当时济宁演唱八角鼓的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豪门富户的闲散人 家,在茶余饭后邀请宾朋演唱,视为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另一部分是那些盲残的贫 苦艺人以此为乞食之业。这些人既不走街串巷,也不搭棚撂明地演唱,专为豪门富户 喜庆之日应邀登堂演出。有的巨富之家专门收养着一班子八角鼓艺人供其消遣。清末 民初,济宁的潘家大楼和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有八角鼓艺人长期居住。八角鼓的曲调, 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 岭调三大调系。它蕴藏着大量的明清俗曲,南北曲艺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研究 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济宁的音乐舞蹈, 别具一格,有的还蜚声海外。1、唢呐。原名“苏尔奈”,源 于波斯阿拉伯一带,元时传入我国,明代随运河流入济宁。经过吸收、改良,便形成 了济宁唢呐。济宁唢呐又分为两个派系:西部、北部以嘉祥为代表的是木杆唢呐,发 音洪亮饱满、高亢激越;流行于南四湖东岸的是铜杆唢呐,发音委婉细腻,深沉含蓄。 唢呐在旧社会也入官乐,明代王磬所作《喇叭》的曲子有词唱道:“喇叭、唢呐,曲 儿小,腔大;官船往来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旧时唢呐音乐常用于民间婚丧庆典 和接官迎宾, 并且渗透于鲁西南戏曲之中。2、仙鹤舞。它的原始形态属“道具舞” 类型,是流传在济宁的一种古老民间舞。它的道具是用竹子扎成的仙鹤,人在鹤中驾 驭表演,名日“白鹤仙子”。表演时为丹顶鹤一人领舞,八只幼鹤随舞,舞姿飘逸、 潇洒,队型变化多端,情趣昂然。由于仙鹤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因此,颇受人们 的欢迎。20世纪60年代初期,前卫歌舞团将其整理后,赴国外演出,受到国外艺术家 的好评。一个濒临绝迹的古老节目又得以发扬光大。 清光绪末年,漕运告废之后,济宁经济衰落,商业由繁荣逐渐走向萧条。随着外 地会馆、商号、行栈的撤出,或关门歇业,致使中间商及工人失业,商店也由先前的 门庭若市,变为门前冷落的局面。 漕运告废之后,商业不景气,对手工业也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原材料采购受到限 制,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周转期延长,致使许多手工业者不得不关停并转。作为商业、 手工业的这一经济基础势必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领域。随着商号行栈的 撤出,手工业的不景气,城市人口相对减少,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总量相对降低; 同时,由于经济萧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精神生活 的需求,戏剧、曲艺艺术陷入日益衰败局面。 (作者单位:济宁市中区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