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梅 李忠湖
提 要：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
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
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的河名。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辞所
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后经黄泛常年漫
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 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
被史学界所忽视。然而，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
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
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关键词：古滳河 封於商 求年於滳 求禾於滳 滳河县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 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
氏。 契兴于唐、 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由于司马迁只是提到了契被
“封于商”，而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导致商族起
源问题自古至今，诸说搅绕、莫衷一是。较大的学说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
晋南说、中原说、江浙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等。所以出现如此诸说纷争的局面，主要是
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
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
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使其成为一个聚讼千古、纷纭难决的历史学悬案。
笔者非从事专业研究， 更加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自知没有驾驭此等重大历史课题研
究的能力。只是依据手中掌握的些许资料，在博采群书，荟萃众说，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不揣浅陋、不避讥嫌，仅就此课题涉及滳河流域这一特定方面的论证粗略地提出自己
的观点，权作为商族起源诸说添一话题，并以此求教于诸方家。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 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
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甲骨文中有一滳字，是水名。滳水在卜辞中屡见：“王
其侑於滳，在有石燎有雨”、“王其寻舟於滳，亡灾”、“ 涉滳，至磬，射左豕，擒？”、
“求年於滳，求禾於滳”，可见滳河在商代是一条重要河流。“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
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墟卜辞曾多次记载殷人祭祀滳水。我国史界曾有学者对
滳水这样比黄河小得多的河流被神化感到大惑不解。余方平先生在《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
因浅析》一文中指出，其实，将卜辞记载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音韵学等研究成果结
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滳水流域曾是商族的起源地，是商文化的“老家”。殷人自然要奉
为神灵，世代祭祀，以示永志不忘祖先发祥之地，同时亦祈求滳之神灵永远福佑殷人及其后
嗣。
商之名当源于滳水，既为昭明居地之名，又演变为商族的族名。[1]《史记·殷本纪》云：
契因辅助大禹治理洪水有功而“封于商” 。 先商活动中心在滳河流域，《夏商史稿》云：
“契封于商，这个‘商’，就是‘滳’的同音字。按着音同通用的规律，可以说，作为契所
居住的这个‘商’，其地就是滳水流域。从字形上看，‘滳’是水名，故从水，商声。此字
去‘水’，则为‘商’，因此，如称水之名则为‘滳’水，称族之名则为‘商’族或‘商’
人。商族之名，由‘滳’而起，这就是商族的来源。”[2]
曾经有人称商是一个航海的民族。 早在商汤灭夏以前，商便已是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的
强大诸侯国。那时商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商河流域，所以商的名称也就出自于商河的商字。而
当时这条赋予了商名字的商河，是一条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所以从很早以前开始，商的买
卖人就已经顺流而下，把生意做到了海上。[3]
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 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
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
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
海了。卜辞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商之为商，得名於滳。”王玉哲
先生指出： “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这商地之水名之为
滳水，就使我们推想，商地最早的发祥地”就在这里。 [4] 那么，这条以“滳”字为名的
河流在哪里呢？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说法：
一、“滳河即漳河”说。杨树达、丁山、于省吾、葛毅卿、钱穆等先生，从音韵学角度，
提出古代“滳”、“漳”二字互通，滳河即漳河。白寿彝、王玉哲认定“商漳相通，商人所
以称商，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就叫滳水的缘故。”葛毅卿《说滳》中以“滳”
读为“漳”，杨树达《释滳》也是以“滳”为漳水，他认为：“古章商音同。《说文·三篇
上· 部》 云：‘商，从外知内也，从，章省声。’……《水经·河水篇》云：‘又东北过
杨虚县东，商河出焉。’郦《注》云：‘一曰小漳河。’此皆古章商通假之证也。”[5]
二、“滳河改名漳河”说。此说可以白寿彝先生为代表，此说的主要论据为“武王伐纣，
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
三、 “上游与下游”说。王玉哲先生说：“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
字相应。”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
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诸如此类观点，论述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我们先看第一种观点， 即“滳河即漳河”说。综合此说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两点，一是
音韵学，以为“滳漳音近”。二是滳漳古可通假。从文字学、音韵学的角度，我们承认它的
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那么，章亥也可以是商亥，章丘也可以是商丘，滳河被黄河腰截后
又重源潜发处的杨墟就可以是商墟，因为与“滳”字音近的、可通的字不止于仅仅一个“漳”
字。这一理论，在古文字研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许多古地名认证上的混乱，例
如， 在先商地名中出现的“亳” 字，利用这一理论就可以引出“蕃”、“博”、“薄”、
“勃”、“鹁”等等一大串，从而成为各说各有理的依据。然而，近则近矣，通则通也，毕
竟不是本字。舍其主而寻其邻、弃本体而求通假，就有点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此说究其
实只不过是因为甲骨卜辞里有“滳”而没有“漳”，又在没有积极探寻“滳”所在地的情况
下，只能用“音近”、“通假”的“释说”而已。
第二种“滳河改名漳河” 说，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臆断。如果周公旦真的“对商朝仍不
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还不如改一个与“滳”毫无相干
的远音字，那样“商朝的历史痕迹”不就“消除”的更“干净”吗？
第三种“上游与下游” 说，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张京华先生在《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
化特点》中说：“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滳河入海，后改道滹沱。” [6]
也正如丁山先生所说“盖河水屡次改道， 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
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
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
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这里明确认定了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
卜辞所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
这条直接入海的、 上游被后世讹曰“漳河”的滳河，因黄河改道被拦腰截断，其水不可
能继续穿过黄河而东去，从此便与其下游失去了联系。先秦典籍《山海经》之“精卫”篇中
记载“……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来之水先是注入了黄河，后因黄河水道淤积河床增
高等诸多因素，致使此水难以入黄而被迫窜入卫河。被隔断了的滳河下游已成了无源之水，
后借河漯交汇之处积潭涌出，方使滳河得以重流。正如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商河首
授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
而北，俗谓之落里坈……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
此后的滳河因没有了自己的源头，其水势受制于漯黄交汇处落里坈涌量的大小，时急时缓、
或显或微、亦断亦续；更甚者时遭黄河决堤之累，几番沦为黄河的附庸；又经黄泛在此地域
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 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
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
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 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
的河名。“滳”字的出现，除了甲骨卜辞的记载，历代史志文献都证实着它的存在。汉成帝
时桑钦著《水经》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隋开皇十六年，於滳水流域置
滳河县，因县南滳河而得名，此即明确地为滳河的地望定了位。《水经》及《水经注》几经
传抄翻刻，其中记载的“商河”水名，原版用字是“滳”还是“商”，笔者限于自身的条件
已不可知晓。“魏晋以来总地志中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唐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志》及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凡写至这条河时则皆是用“滳”做河名记载
的，正如杨守敬所说：“《元和志》、《寰宇记》作滳。《集韵》，滳，尸羊切，水名。”
明《商河县志》有“考商河旧名滳水镇”的记载，《重修商河县志》论及此云：“滳河县置
於隋，治滳水镇”。“滳水镇之名由於滳河之水”。以“滳”为河流名称的，只有流经商河
县境的这条“滳河” ； 曾以“滳”字为地名的，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商河县，其他任何地方
至今未见有记载。
《水经》 及《水经注》中描述的商河流经，在某某县下都没有标明所距里程，往往容易
使人联想到指的是离其最近的笃马河故道（亦称“马颊枯河，即今大沙河）。《山东通志》
对大沙河是这样记载的：“自德平朱家庄汇流，东入商河县界。经左家庄、沙河镇，至杨家
庵入惠民县界。又东经梨行、郭家庄、申家庄，至前屯入阳信界，东北至钦丰镇、岳家湾复
入惠民境内，由落桑墅新河东入徒骇河。”这里明显看出，这条河虽与《水经》、《水经注》
叙述的商河的流域位置似乎一样，但它是大沙河，而不是商河。《寰宇记》在《水经》记述
的商河流经的东西两个县下作了注明， 安德县下： “滳水在县西南八十里”、厌次县下：
“滳河在县南四十里”。（《元和志》与此同。唐、宋厌次在今惠民县东南四十里。）由此
可见，《水经》及《水经注》记载的商河流经某某县故城南只不过指了个大体方位，并非紧
临彼县故城， 虽然古今所计里数不尽相同， 但从例举距离却亦可见所指不是今大沙河了。
《水经》中叙述商河流经的平昌、般县、乐陵等故县，在《元和志》、《寰宇记》中均没有
滳河的记载。《寰宇记》对德平县的记述是：“本汉平昌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县西南三
十里，即汉理所”。由此可知汉时的平昌故城位置在南，后至宋时县城早已北移、县域变迁，
滳河则已不在彼县的范围了。《寰宇记》记滳河县，“隋开皇十六年，於扐故城置滳河县，
以县南滳河为名。……马颊枯河，在县北二十里。滳河，在县北十五里。”这里可看出明显
的矛盾：先是“以县南滳河为名”，后又说“滳河，在县北十五里”。此矛盾只能解释为将
县南的“滳河”与县北的“马颊枯河”相混了，若县“北”为“南”之误，则与滳河所在的
位置基本相符。
滳河是流经商河境内最长的河流， 《商河县志》载：“小支河（俗名古滳河），自济阳
温家桥入县境，行一百一十里，至瞻圣桥入惠民界，通志作商河，即古滳河误。”《惠民县
志》载：[商河]河即古滳河，上源久无考。今从济阳县温家桥来，入商河县界，经安子庄、
太平桥、邴家桥至瞻圣桥入县（惠民）界。东经杨家堰为龙踪河，又经歇马亭、碱场店、永
利镇入滨州界。 [7] 禹贡锥指》曰，滳河行大河（指黄河）之南，漯水（今徒骇河故道）
之北。《太平寰宇记》曰：黄河在商河城南十八里。由此可明确认定滳河在今商河境内的具
体位置。关于滳河的大小，很少有资料记载，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有“商
河，在州（武定）南四十里，亦从商河县流入境，……俗谓之大河，方十余顷，其北有堤横
亘，州人赖之。”的记述，知其“俗谓之大河”。甲骨卜辞中有“滳南”、“滳北”的刻辞，
证明滳河是东西流向。商河县境内有史可考的东西流向的河道有四条，“漯水南驶，笃马北
流”，中间两条商河，古滳河於黄泛时曾一度成为漯水的支流，所以当地有“小支河”之名；
另一条则是河道变迁所致的“商河古迹”。[8] 此均在《水经》叙述的商河流经的位置，虽
然河道时有变更，但始终没离开此地理区域。关于滳河的许多论者，虽然多引用郦氏《水经
注》中的记载，但只是各取所需，一涉及到商河的地望，则就对郦氏叙述的商河流经视而不
见、只字不提了，并别出心裁地引向别处。此种做法如果不是人为的故意，则是不知道商是
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是习惯带着“商”的名字不断迁徙而后进入中
原一带的。所谓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中原一带发现的遗迹，只不过是迁徙过程中或迁徙之后
的遗留。有诗曰：玄鸟携名徙四方，行踪遗迹统称商。卜辞有幸雕龟甲，可晓滳河是故乡。
考古学的新发现， 也为滳河流域是商族的起始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朱继平先生在《从
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中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山东商文化
遗存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北、鲁西南和鲁中南的冲积平原和山前丘陵，尤以鲁北最为集中”。
据陈淑卿先生《山东商文化发掘遗址编年表》可知，鲁西北和鲁西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最早，
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第一期直到第六期。此地域也正是古滳河的流经区域。王铁军在《夏
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
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
我们昭示了什么》中指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
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
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历代学者对“蒲姑”、“商奄”、“章亥”、
“女郎山”等大量的研究论证, 探讨了商族先人部落活动的区域，亦印证了滳河流域是商族
起始地。
商河县境内， 存在着先商时期的许多遗址。现存东温桥、卢坊等多处先商遗址及出土的
商代文物,更为商族先人在滳河流域的活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地与实物的证明。
东温桥村遗址位于今商河县玉皇庙镇东温桥村， 距县城30公里，为滳河入境处。六十年
代在水利基本建设中，距地面深三米处出土一批青铜器皿、陶器和豆鬲，为夹砂红陶、夹砂
灰陶和细泥红陶；纹饰有绳纹、蓝纹和附加堆纹，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普查组专家考证为商
代遗址。
芦坊村遗址位于今郑路镇东南卢坊村，距县城30公里。遗址低于地面5米以下，1958年河
道清理时，出土大批青铜器、陶器、部分石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
饰有粗细不一的绳纹、蓝纹及大型器物的附加堆纹。断面文化层十分清晰，文物普查时经山
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
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器商代纺轮，於1974年4月19日在怀仁镇东信遗址发掘。
纺轮呈圆壁型，灰泥陶质，中间有一小直孔，上下圆棱，立面饰有三道压印纹玄纹。东信村
遗址位于商河县怀仁镇东信村南200米处， 距商河县城20公里，周边面积200×100米，现有
遗址高出地面4.9米， 南北长30米，东西宽27米。土质呈浅灰色，自1958年以来地、县多次
组织有关人员考察，先后从遗址上选检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器、石器、蚌器、陶器等，其中较
完整的有青铜剑一把，剑身长34厘米，宽4厘米，剑把残有3.7厘米；残双翼式铜剑镞一个；
残石刀一把，通体磨光呈椭圆形，刃部锋利；残蚌刀一把；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灰陶，火候
较好，纹饰分粗细绳纹两种，可辨认的器物有豆柄、鬲足高低不等。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
物专家考证遗址文化层堆积情况为： 底层为商代文化，厚1.8米，中层为春秋战国文化，上
层为汉唐文化。该遗址为自商延缓至秦汉时期的村落遗址。
? ? ? 梁王冢村遗址位于郑路镇梁王冢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0公里。遗址高出地面4米，
南北长50米，东西宽40米。遗址顶部和边沿断面处，均有古建筑遗址、遗物暴露，多为鬲足、
鬲沿、瓦片等。专家初步鉴定此冢系春秋以前遗址。
耿家村大王墓遗址位于怀仁镇耿家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5公里，墓高五米，呈圆锥形。
墓区范围50×50米，墓上布满松柏、杂树，郁郁葱葱。民间传说为大王墓，因无详细资料记
载，具体姓名不详，经省地专家考证，确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遗址考古受诸多因素所制约，许多遗迹深埋于地下不得挖掘，导
致认证上的困难重重。然而，仅从皮毛所得之遗存，商族先人於滳河流域的活动印记亦已历
历在目。
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 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
异（商河县及邻县曾称“小支河”、“土马河”），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
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注：
[1]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2] 孙淼著《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3] 据CCTV《走近科学》2008第10期
[4]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 《积微居甲文说》卷下
[6]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 《惠民县志》（倭什布 刘长灵纂修）地理志四河渠
[8] 见《商河县志》河渠图
（作者单位：商河县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