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石文化是1979年才被命名的考古文化，它晚于山东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上层
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基本相当而略晚，主要分布在山东、苏北、豫东、冀东和皖北，
西与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存交错。1989～1990年，杞县鹿台岗发掘，发现岳石
文化叠压下七垣文化的地层关系，可见先商时期豫东的下七垣文化早于岳石文化。李
伯谦据岳石文化范围内各遗址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其中西南部类型
以菏泽安丘堌堆（笔者按：河南永城王油坊、造律台遗址内涵与之相同）为代表，岳
石文化又被二里岗上层文化叠压。
这种地层关系说明岳石文化晚于下七垣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三者何者是先商，
何者是早商，还是要深入研究的。如果依郑亳说之见，定二里岗文化是早商，则岳石
文化成了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则是先商之来源或先商之早期阶段。
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认为安阳殷墟为商代晚期，郑州商城人民公园期
接近殷墟文化一期，因而将郑州商城看做隞，认为是商代中期。有些学者认为偃师二
里头是西亳，当时尸乡商城尚未发现，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商初都城在豫东、鲁西南，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仍把商初都城亳标在山东曹县。
张光直先生在七十年代写有 《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后收入
《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以下简称《关键问题》），他在文中分析了安阳殷墟和郑州
商城之后，提出：如将它的历史上溯，是应该追溯到河南的西部，还是应该追溯到河
南的东部以及山东境内？这是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的解决不但在
商代历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与夏史有密切的关系。
张先生详析了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当时中国中东部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
成果，列举了部分大陆学者的看法，尽管当时多数考古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商
汤亳都，而张却并不认为殷商起源问题已经解决。他说：“我们学上古史的人自然早
就知道，殷商民族起源于东方（河南东部和山东境内）的说法，在文献记载中一直有
很大的力量。”又说“早在安阳发掘的初期，徐中舒便根据小屯殷文化的内涵，推测
殷商文化起源于渤海湾一带，亦即山东省境内。”又指出：徐氏据殷人迁都先八后五，
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遗物有咸水贝与鲸鱼骨，即殷人与东方
海滨一带交通之证；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以为小
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篮。
张先生又分析，唐兰在讨论商代前期文化时，也持商人源于东方之说，同样是感
受到传统文献资料分量之重的缘故。文中引唐兰之言：“商王朝建立之前……过去有
很多说法，清代雷学淇认为要从成汤所伐的韦、顾和昆吾等国的地望来考查，从而确
定商汤的‘景亳之命’，是从现在河南省商丘县之北，山东省曹县之南这个亳出发的，
这个推论很可信；后来王国维的说法，也大略相同。”又引唐兰研究的商代几次迁都
之结论为：“商代前后共六个王都，南面是靠近商丘的亳，西面是郑州附近，夹河对
峙的隞和邢，北面是安阳一带夹着卫河的相和殷，东面是曲阜的奄。”
张先生据唐兰之见分析：“照这样说来，殷商文明的发展，自汤至纣，全以河南
东部与山东西部为中心，而洛阳偃师一带只是治内，并非王畿；如此则以二里头为中
心的早商文化，便不能说是以成汤以来的王朝为中心的商代初期文化了。唐兰此说，
自然非他的独创，而可说是代表大部分古史学者的意见的；汤之亳都在商丘一带，一
向取为定说，但唐先生［文章］发表是在1973年，是考古学界多以为二里头的商代遗
址便是汤都西亳的遗迹的时代。唐先生未提出偃师为亳的说法，显然仍是不加信服的。
可是唐文中并没有对后说加以驳斥，也没有举出新颖的考古资料来支持亳在商丘的旧
说。”
张先生接着分析了山东和苏北的新的考古资料，认为这些资料再一次对于殷商文
明与东海岸的密切关系有了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对殷人起于东方及殷商都邑全在东
方的旧说，重新发生了兴趣。”“到底殷商文明的起源是在东还是在西？还是东西两
个源头合流而成？从考古学的材料上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只能提出这个问题，
而还不能回答。因此，我把这个问题叫做殷商文明起源研究现阶段的一个关键问题。”
张氏进而推论：“抛开将来的新材料与这些新材料必定会带来的新的（甚至现在根本
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史实不谈，专从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我相信这个关键问题
只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说二里头类型的文化基本上是夏代的文化，而自
二里头类型的末期或郑州商城初期开始，才是目前考古材料中存在的殷商文化，真正
的‘早商’文化恐怕还埋在豫东与鲁西地区的地下，尚待将来的发现；它的形态可能
是接着花厅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线下来的。”
张氏接着说二里头类型文化是夏，并非他的新说。指出徐旭生1959年调查“夏墟”
就是奔的传说的夏文化。但“结果调查出来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却一直认为是早商文化。”
张光直在《关键问题》这篇文中，从二里头考古资料，联系金鹗《桀都安邑辨》和赵
铁寒对桀都的综合分析，定夏桀之都在洛阳一带，二里头所谓“早商文化”也许实在
是夏文化。
1977年11月，邹衡在登封夏文化研讨会上首倡二里头遗址四期全是夏文化，也是
经过多年在心中酝酿的。张光直写作这篇《关键问题》，也应该是长期观察思考的。
张光直、邹衡两位先生，经过认真考证，综合分析，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
二里头遗址性质认定上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
张先生在《关键问题》文末乐观地说：“如果大家公认以汤都的亳为商丘与曹县
之间的旧说是可靠的，我相信殷商文明里这一组新成分的来源，将来很可能直接地要
追溯到河南东部与山东运河以西这一片平原地区的一种新文化里去。……我相信在这
个地区，将来如果能够发现真正的‘早商’文化，它的面貌一定是一方面与二里头类
型的夏文化有基本上的相似；在另一方面又构成花厅（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向较
晚的殷商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
张先生这篇文章形成时，“岳石文化”一词尚未出现。为了寻找先商文化和早商
文化，他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合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丘地区发掘数年，其成果
记录在他和社科院考古所张长寿的《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一文中。由该文，我们可以窥见先商文明究在何处。
《报告》分析了19世纪末叶之后殷商文明研究的四个阶段和几个遗址的情况，提
出：“从考古学的立场看来，从郑州二里岗以后的殷商文明，很可能有两个先商的源
头：使用粗制灰色绳纹的日常烹饪陶器的被统治阶级可能来自冀南豫北的漳河流域，
而使用夯土基址、城墙、铜器、文字等有财富和美术价值的宝贵物品的统治阶级，则
可能来自东方的海岸地带。”
《报告》又说：“商丘地区至今没有发现先商文明遗址、遗物，可能有好几个原
因。假如先商文化是在殷商文明二里岗期以前、龙山文化以后的一段文化，它应该是
东与岳石文化、西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一支平行的文化。岳石文化一般相信就是历史
上东夷的文化，而商出于夷是中国上古史的常识，所以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的
一支。”
接着，《报告》回顾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几任所长徐苹芳、任式楠等与张光直代
表中美两国合作发掘商丘地区殷商文化遗址情况，特别提出柘城县山台寺龙山文化遗
址的祭祀坑，结论是：“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以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
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商丘“潘庙的岳石文化与山台寺的龙山文化显
然不同。如果山台寺的龙山文化是一支特殊发展的岳石文化，潘庙的岳石文化只能说
是它的一个穷亲戚。从上面种种看来，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入地
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
由于张光直先生英年早逝，他所发起并实行的中美合作考古计划中断，他期待实施从
龙山文化向下走，另一方面从宋城往上推，推到岳石和龙山文化，在推的过程中
也就将早商和先商给挤出来了。这个良好愿望无人实施了，我们期望山东景亳故城的
发掘早日实现，以期找到先商和早商的文化遗存。
关于探究岳石文化、南关外期文化、二里岗文化关系，栾丰实、杜金鹏等学者则
响应了张光直的呼吁，做了深入探讨。
栾丰实先生早在《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
问题》 （载《华夏考古》19944），一文中就提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的早期
商文化，尤其是与其较早阶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南关外型（期），是以1955年发掘的郑州南关外下层（即第四层）为代表的遗存，
（见河南省博物馆： 《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存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1），目前
所知仅见于郑州一地，发掘简报和报告都认为南关外下层早于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
下层有共同的特征，南关外期与二里岗上、下层都属于商文化系统。学界对此并无异
议。栾氏认为：“岳石文化的陶器，……南关外下层的陶器……两者陶质、陶色十分
相似。”“南关外下层陶器的种类不多，计有鬲、甗、罐、盆、斝、爵和箅子七类，
其中与岳石文化比较接近的有五类六种” ， 并分别予以比较说明，特别详细分析：
“南关外下层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鬲，如果把这些鬲和中层出土的同类型鬲联系起来分
析，我们发现，这些鬲的特色十分明显，均为厚胎砂质褐陶，弧形裆。与那种分档的
薄胎灰陶鬲明显不同。据已复原的两件标本观察，这种鬲的较早形态是侈口，卷领，
腹微鼓，微弧∩，近似款足。逐渐过渡到二里岗下层那种折颈近似分裆鬲。其演化规
律是由卷沿到折沿，袋足从浅向深变化，裆部由微弧∩、弧∩再到微分裆，整体则由
矮到高，其递变的轨迹比较清楚。那么，这类陶质陶色和形态较独特的陶鬲，显然不
是当地的传统，也非来自豫北冀南地区。”
“南关外下层这种微弧∩的陶鬲，按发展规律推测应源于某种鼎类器。我们注意
到，岳石文化（主要是其西部地区）存在大量的厚胎夹砂褐陶鼎，鼎身上半部的形制
与南关外下层的早期鬲极为相似，两者似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二里岗遗址下层，
也确实见到了这种稍加改造的陶鼎。”栾氏分析岳石文化和南关外期遗物的农业生产
工具，指出后者出土的三类与前者是一致或接近的。又分析：“南关外下层的陶器中
有一部分爵，并存在较多的绳纹装饰。这些应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有关。上述分析表
明，南关外期商文化的主要文化内涵，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而不是其他地区。同时
也较多地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这可能是有人将其归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一个原
因。”栾氏又比较了岳石文化和二里岗前期（即下层）之间的关系，分析“岳石文化
与二里岗前期在生产工具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共性”。指出：“属于二里岗前期的
南关外中层陶器‘以泥质灰陶数量最多，砂质褐陶次之’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
外商代遗址的发掘》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二里岗遗址的陶器……从
总体上看（包括二里岗上层在内）绝大多数为灰陶，也有一小部分风格特殊的夹砂褐
陶，当时就指出其‘好像是另一系统’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
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曾参加过二里岗遗址整理工作的邹
衡先生，也认为这一作风迥异的陶系，‘确属另一陶系。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未找
到其旧宿。今天才明白，这就是山东省岳石文化中最主要的陶系之一’邹衡：《论菏
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栾
氏又分析：“二里岗前期的陶器种类较多，其中与岳石文化作风相似、形态接近的器
形，有鼎、甗、罐和盆四类中的部分器形。”栾氏分类作了比较，总结道：“上述比
较表明，二里岗前期遗存中所包含的岳石文化因素，较之南关外下层时期显著减少，
并且是风格与作风近似者多，形态完全相同者少，这应与时间的早晚和文化内涵的发
展变迁有关”。栾氏对岳石文化与二里岗后期（上层）联系作了分析：“郑州地区早
商遗址中，时代越早，岳石文化的成分越多，东方色彩越浓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典
型岳石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少，并不断发生变化，以至到晚商时期全部消失。”栾氏说：
“郑州地区商文化的较早时期（即南关外期），在年代上要略晚于大家目前所认识的
岳石文化。”栾氏从某些器类的演化趋势分析南关外期较晚，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
“南关外期的年代应略晚于目前所认识的岳石文化，或与岳石文化晚期稍有重叠。这
与邹衡先生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
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栾氏总结道：“对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应做何解释呢？
我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置于商族起源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分析。”“商族起源于东
方，文献资料比较确凿，与考古实际比较符合。因此，传统的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一
带的说法是可信的。”栾氏强调：“关于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原报告作者曾这样指
出：‘这层出土的陶器，如厚胎敛口鬲、敞口细腰胖袋、敞口细腰弧∩斝、有流无尾
圜底或平底爵、敛口短颈鼓腰瓮和圆饼形器盖等，形制是比较特殊。同时，陶器又以
棕褐色的较多。这些特征，与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岗期和洛达庙期的同类器，都有着显
著的不同。’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
源问题》 ，《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据此将其定为早于二里岗下层的南关外期，
无疑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指出：‘对于郑州来说，南关外期是一种外来
的文化类型’ 孙飞：《论南亳与西亳》，《文物》，1980年第8期。‘是从中途插进
来的’《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是一种‘从外地迁到郑州南关外一带居住的人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安
金槐： 《对于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分期的再认识》，《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以
南关外下层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的直接来源，既不是龙山文化青堌堆类型，也不是所
谓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而应是岳石文化中的一支，即分布于鲁豫皖一
带的岳石文化。……最近几年，首先是菏泽安丘堌堆遗址的发掘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
组等：《菏泽安丘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证明了岳石文
化在这一区域北部的存在。接着是鹿邑栾台遗址，表明南部地区仍然是岳石文化，并
且首次在这一区域发现二里岗下层文化遗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
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证实了岳石文化的年代（至少是在其
西部分布区）是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平行的。鲁豫皖一带岳石文化（或可称为安丘堌堆
类型）的创造者，就是先商时期的居民，到夏朝晚期，他们在成汤率领下，北伐西征，
来到郑州，留下‘南关外期’遗存，最后奉桀众以克有夏（《墨子·非攻篇》），救
夏民于水火。同时，在文化内涵上大量摄取吸收发达的夏文化的‘营养’，逐渐融合
形成独具特色的二里岗期商文化，这也是二里岗期文化中岳石文化因素渐次减少的主
要原因。”
栾氏依靠考古资料，全面分析岳石文化和南关外期、二里岗期文化关系，言之有
据，指明作为郑州最早的商文化—南关外期下层不是由漳河型或辉卫型而来，而是岳
石文化的一支来此，其说引征了邹衡对南关外期、二里岗期夹砂褐陶来源于岳石文化
的明识， 栾氏观点完全正确。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孙飞认为南关外期是
“原居豫东的商族到达郑州后的遗存”孙飞：《论南亳与西亳》，《文物》，1980年
第8期。 ，李经汉指出：“南关外期具有豫东和豫北的某些特征。”李经汉：《郑州
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杜金鹏
把南关外期陶器分为A、B两组，指出B组是岳石文化a杜金鹏：《郑州南关外下层文
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b杜金鹏：《郑州南关外中层文化遗存再认识》，《考古》2001年第6期。。郑伯昂
在《先商文化及其渊源与发展新探》 （载《商丘师专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
期）一文中提出：“商先公后六世包括成汤所创造的先商文化晚期文化也应在豫东”，
“永城王油坊类型源于东夷文化之中”。
杜金鹏先生在《关于南亳说与北亳说的前途问题》一文中，认为：“古代文献的
有关记载不宜轻宜抹杀。”“北亳说的根源却至少可上溯至东周。”举了《春秋经传》
“宋宗邑”之记载；《逸周书》有“以薄之居，济民之贱”；扬雄《兖州牧箴》说成
汤亳邑在兖州之域，地近济水；桓宽《盐铁论》直言“济亳”；《史记》、《汉书》
“汤止于亳”等文献根据。针对郑亳说倡议人怀疑宋地之亳是封宋后才建立，质疑道：
“宋人既都睢阳，为什么不把宗庙设在都城内，而要别为宗邑，并以亳名之？”
杜氏又分析了菏泽安丘堌堆、杞县鹿台岗、夏邑清凉山、永城王油坊等地发掘材
料，同二里头发掘材料对比，联系郑州南关外期有岳石文化因素，力挺栾丰实先生上
述论文。他说：“最近，栾丰实先生撰文认为，岳石文化因素在郑州的南关外期和二
里岗期文化中都有发现，显然是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考古学现象，很可
能与史载商汤自南亳或北亳起兵西伐夏桀有内在之联系。即在郑州发现的南关外期文
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是商汤伐桀所带入、遗留下来的，分布在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岳
石文化，便是先商文化。若此说可信，则南亳说，北亳说显然可得到考古学上的支持。”
方辉先生在《“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断限的启示》（载
《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文中说：“郑州地区的‘南关外期’
正是来自东方岳石文化分布区的商族的遗留”，“‘南关外期’所代表的应是先商文
化最晚期的文化。”
王震中先生在《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上）说：“笔者赞同南关外下层一类遗存
是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其中，有的遗址岳石文化的因素较浓，有的
遗址下七垣文化因素较明显。以南关外下层遗址为例，在这里，从陶系上看，‘以砂
质褐陶和泥质褐陶数量最多， 约占80%以上’，这与岳石文化是十分相似的。在器形
上，南关外下层出土的甗，陶质和形态与岳石文化完全相同，只是器表加饰细绳纹，
三足外撇稍甚；南关外下层出土的小口鼓腹罐、平底盆、斝、箅子，其陶质和形态也
都与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南关外下层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鬲，鬲在下七垣文化中
是其特征性器物，而非岳石文化的基本要素，所以鬲在南关外下层占有一定的比例，
是问题的关键。但南关外下层出土的鬲，均为厚胎砂质褐陶，弧形裆，这与下七垣文
化和二里岗下层文化出土的分裆、薄胎、灰陶鬲是不同的。南关外下层鬲中的这种厚
胎褐陶现象，自然是来源于东部的岳石文化，而对于其孤形裆和鬲足，栾丰实先生将
它与岳石文化大量存在的厚胎夹砂褐陶鼎比较后，认为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
南关外下层出土的鬲恰好说明它是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融合的产物，而综观南关外
下层遗址出土器物，可以看出在融合中，其所含的岳石文化的因素是明显的。”
张长寿、张光直、杜金鹏、栾丰实、李经汉、孙飞、郑伯昂、方辉、王震中等学
者的上述文章发表后，并未受到多数夏商考古专家的重视，持郑亳说观点的考古专家
仍坚持漳河型、辉卫型是郑州南关外型、二里岗文化的来源，偃师西亳说者为与郑亳
说者论争，只就尸乡商城和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和性质全力争执，于尸乡商城建城前商
族或商汤居亳文化无力分心考虑。我们还注意到二里头四期新出现的褐陶，正是南关
外期或岳石文化安丘堌堆类型的典型特征。有人将岳石文化称做东夷文化，把商先公
时的文化（有人称之为“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断然割裂为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从
考古材料看也是不科学的，而豫东鲁西尽管由于黄河淤积，除了近年商丘地区有几处
发掘，鲁西仅有北大邹衡先生率学生去安丘堌堆作过发掘，考古资料较少，但豫东鲁
西的岳石文化是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的来源，考古界多予以默认，少有人撰文论
证，也少有人著文批驳，而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在杞县鹿台岗、鹿邑栾台遗址处于岳石
文化之下，是早于豫东鲁西岳石文化晚期的文化，有可能是商先公亥和上甲微时期的
文化。至于辉卫型不会是商汤商国的本土文化，而是夏末夏之与国的文化，因其靠近
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则融合进了它的特点，但那毕竟是商代中叶了。
虽然郑亳说者承认商夷联合灭夏的史实，也不否认南关外期有较多岳石文化因素的考
古资料，但却仍将岳石文化视为东夷文化而非先商文化，这就出现了无法辨解的矛盾。
既然菏泽西北不远的河南濮阳马庄遗址和菏泽正南、西南的河南鹿邑栾台、杞县鹿台
岗遗址都发现岳石文化叠压在下七垣文化之上，那么裹在中间的山东曹县景亳遗址不
也应同样如此吗？所以杜金鹏等人认为北亳说能够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所以张长寿、
张光直代表中美联合考古队所写的论文宣称“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的一支”，
“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真正的‘早商’文化恐怕
还埋在豫东和鲁西地区的地下，尚待将来的发现”，但正如其报告所说“这种发现恐
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费用”。
现在学界有个悖论：一个古城址如果没有考古资料的支持，上古文献的记述就不
能为学界肯定和承认；而实施考古发掘又必须先为学界承认，才能得到主管部门批准，
否则就要追究责任。这完全不似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考古学界主动到“夏墟”
找夏文化，到曲阜找奄都……并在安阳、曲阜、洛阳等文献记述的重要古遗址地区建
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站。到了改革开放后，各地不再新建考古工作站。而文物盗
贼则依据文献记述，大范围、大面积准确无误地盗掘，并屡屡得手。国家文物发掘则
陷入跟着文物盗贼足迹，搞“抢救性发掘”。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和大型建筑触及到古
遗址以外，国家文物部门很少批准文物发掘，以至于有的地方要吸引海外资金来搞中
国文物调查发掘，有的地方要秘密地搞，这种现象令人迷惑，更值得反思。现在我们
希望借助《商都亳研究》课题的完成和学术研讨，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产生共识，
早日实施曹县景亳遗址发掘。尽管此地处于黄泛区，但依靠现在的发掘条件，完全可
以实施考古发掘。据调查，虽经黄河淤积，汉代薄县故城城墙最高处距地面约50公分，
很容易找到，如果继续发掘，应该可以发掘到商代城墙、宫殿、作坊、宗庙遗址，甚
至商王朝的手工艺品、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等商代器物，这需要得到各界理解和
支持，更需要得到学界、政界的批准，才能最终解开商都亳之所在的这一广受学界关
注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