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异用》记:汤令祝网者网开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 及禽兽也。’四十国归之。”故有“商之兴也以汉南”之论。《贾子新书·匈奴传》 有“汤祝网而汉阴降”之语。《淮南子·人间训》有: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降。刘 向《新序·杂事》亦记有此事。《书抄》引《尚书大传》:“桀无道,囚汤,后释之, 诸侯八译来朝者六国。”《尚书·中候》有:“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之句, 说的都是汤有仁德得到“汉南”方国和远方诸侯拥戴,这为以后景亳会盟埋下了伏笔, 是伐韦、顾、昆吾、夏桀之基础。有了“汉南”四十国之归,商的势力范围扩大,无 东方后顾之忧,故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北向伐韦、顾、昆吾,西进灭夏。同 时,也因汤之德名远播,而有“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梁惠王·下》。 那么,这个“汉南”指什么地方?持各种亳都说的学者们从来无人论及,而“汉 南四十国”必与商国相邻无疑。笔者为此反复思考十数年,终于弄明白,“汉南”实 即“济水之南”,汉为济水之另一名称,其证据有六。 1、从夏末商国与邻国地理证之。商侯汤之国,一说“地方七十里”a《淮南子·泰 族训》; b《管子·轻重篇甲》。,一说“地方百里”a《墨子·非命篇·上》。 b《荀子·王霸篇》。 c《荀子·议兵篇》 。。汤为商侯元年,自商迁亳今本《竹书纪年》。,由甲骨卜 辞知商与亳分别在今商丘南和北,汤是由南向北迁的,近所居之汉南,必在亳之北, 亳之北的大河只有济水,此地又称济阴,商代末期为渪邑,与缶(今定陶)相邻,汉 设济阴郡,北周以后又名曹州。济水为古四渎之一,由济源王屋山发源,过河而南, 由荥阳出,经今郑州北,向东南流,主流由陶丘(今定陶县力本屯乡左山,建国前属 曹县,今距曹县边界一里余)北,过菏泽,入巨野合汶水,由洛口向东流入海。 《逸周书·殷祝解》有“以薄之居、济民之贱”句,扬雄《兖州牧箴》有:“攸 攸济河,兖州之寓……成汤五徙,卒都于亳”,桓宽《盐铁论》直说“济亳”,可知 亳在济水之域, 由《春秋》 、《左传》称亳为“宋宗邑”,《史记》、《汉书》称 “汤止于亳”在陶、睢阳之间,陶为今定陶县西南,睢阳为宋国都所在,今商丘即是, 知汤都亳属宋国北境。 归之于商的汉南诸方国又在何地?《左传·昭公四年》:“桀为有仍之会,有缗 叛之”,说的是夏末之事,有仍为今济宁地,有缗为今金乡县地,这是学界一致的认 识。《管子·轻重篇》有:“汤封于赞茅”。赞茅即菅茅,在今单县至成武县之间见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24~25页《春秋·郑宋卫》图。,赞茅与亳相邻,汤封 于赞茅,是将赞茅并入商亳。卞,在今成武县地;邳,在今曹县东边境梁堌堆(有景 山又称邳山),有莘在今曹县西北十八里莘冢集;薛,今滕州境,助汤伐夏建商的汤 之左相莱朱即是薛人。有仍、有缗、有莘、赞茅、卞、邳、薛等方国与商汤之国皆在 济水之南,商汤与众诸侯国在景山会盟,史称景亳之会,得到这些东夷方国支持,故 能北伐韦、顾、昆吾,西进灭夏。持郑亳说的学者陈旭也承认商夷联合以灭夏的史实。 于史证之, “汉南四十国” 应是济水之南的东夷方国,西汉时,在古汤都之亳设薄 (亳)县,被称为济阴薄(亳)县,此济阴并不是指郡名,因西汉时薄(亳)县属山 阳郡,济阴亳县说的是薄(亳)县设在济水之阴,即济水之南,此为一证。 2、 从大禹治水四渎之名证之。《史记·殷本纪》记,商汤伐夏还亳,作《汤诰》, 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 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滕文公·下》有:“当尧之时,水逆行, 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二者所言,都是 大禹治水之事,都指出了所治之四渎,而不同的是商汤所指四渎为江、淮、河、济, 孟子所指四渎为江、淮、河、汉,同指一事,四渎中三渎名称相同,只有一渎不同, 一言济、一言汉,这不能解释为《孟子》一书有误,或后世传抄有误。孟子治学严谨, 生徒不少,不会出现弄错名称的低级错误。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济水又名汉水, 济、汉实为一渎二名。而商汤在《汤诰》中又道出了商初的中心区域,指出了亳在济 水之南这样一个地理方位,至此,汉南就不难理解了。此为二证。 3、 从汉族发祥地证之。据先秦文献记载,河济间于黄帝时为中土冀州之野,《淮南 子·九州训》曰:“正中冀州曰中土。”黄帝得宝鼎于冤句(冕侯),逐鹿于鹿城, 地皆在菏泽及周边。尧都平阳、唐、陶分别在菏泽市牡丹区、曹县、定陶,均为菏泽 之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地在菏泽、濮阳之域。 “舜耕历山而友益,舜陶河滨而友禹。”益所居在今山东鄄城犬丘,禹所居有莘在曹 县莘冢集。由此可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的活动地都在菏泽及濮阳一带 的济水之域。这里是汉族最早的发祥地和中心,济水又称为汉水,是完全可能的,这 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的证明,此为三证。 4、 从河、济、汉互称证之。学人皆知济水是唯一过河而溢出的大水,故几千年来把 济水看做河或其支流,河济可并称或称济为河。河与汉能否并称或互相替代呢?汉, 其本意为水,人们称天上星河为银河、银汉、天汉、天河、河汉、星汉等,历代对天 上星河谓河汉、银汉、星汉、天汉,是古人所言,由此可知,河、汉可并称或替代, 则河、济、汉关系判然可知。故“汉”即“济”之说应该始于四千多年前。由汉中市 宁强县发源的汉水西周之前名夏水,其汉水之名出自西周,应该是居住在其下游的楚 人而命名,一部分楚人原居曹县之楚丘,商代为商族人驱赶南迁,不排除把中土水名 带去以名新居地之水的可能,而夏末商汤亳都附近之“汉南”,指的应该就是古济水 之南。 此为四证。(笔者有《说楚》一文,发表于《中国地名》2000年5期,详解楚 人居地)。 5、 据“子贡过汉阴”证之。庄周为战国时宋国蒙人,其晚年时,楚人已占有宋地, 其故里蒙为楚所有。《庄子》一书记述其亡国之痛,见故国乔木为之怅然,楚国君主 派出使者欲聘其为相,皆可证之。《庄子·天地》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 汉阴, 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 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 “晋”并非晋国,子贡是卫国人,从“反于晋”中可以看出,此“晋”应为其本居, 故称“反”。从“南游于楚”,可知,子贡所居之“晋”在楚北,因子贡活动之地在 鲁、卫间,他反的“晋”应为鲁、卫间的“晋”,经考证,此“晋”在今山东郓城, 唐代于此设晋阳县,“汉阴”自当在此“晋”与“楚”之间。子贡由楚地(商丘)返 晋,过的是古济水,而不是南去二千里,走湖北汉水,再到晋国去。庄子记的是其故 里事,其故里在济水之南的蒙地,所称之“汉阴”,实为“济阴”。再者,若“汉阴” 为湖北汉水南,其地为水乡泽国,水源充足,根本不用人工浇地,更不可能为省水而 抱瓮浇园。可见其时济水仍有汉水之名。此为五证。 6、 以“济、汉”二字与古地理证之。济,繁体作,为会意字,右下部为舟之古体, 舟上有人、刀、丫(柴),上有棚,义为舟民。夏禹治水成功后,人得以离舟居土或 降丘宅土,有了水井,定居下来。洼地长草,最多生物是牛、羊、猪,牛、羊、猪食 草,而且肉好吃,为人们主食,人称其为美,甲骨卜辞中就有商王用大量牛、羊、猪 和羌刍祭祀先王和陪葬的记载,美者,上为羊,下为大;大者,人也。舟民成了居土 之民,于是又造出“漢”字,漢,为会意字,左为河形,右为美和井(作口形)的合 体,喻指居于河边以羊等为主要食物的人。“汉”的古体有多种,《说文·古文》作 “河、火、或”的合体,表明人已定居于一定的区域;《说文·水部》作“河、草、 水井、火、土”的合体,表明居民生活的要素;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演变带来 了地名和文字的演变,“济”字和“汉”字就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得来的,从 文字的形成上看,是人类生存演变的两个阶段,二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居住在济 水流域的人们,把济水称为汉水,决不是偶然的。曹县及周边之地,古有蒙、薄、甾 (指水灾,今民权县北)、东昏、鸿口、冤句、济阳、济阴、陶等地名,皆与水及洼 地有关,为水草生长地,牛羊出没地,正是古代地理特征的体现,此为济亦汉的又一 证。 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夏商时期,所称汉水实指济水,《吕氏春秋·异用》和刘向 《新序·杂事》中所说的汉南之国,就是位于济水之南与景亳相邻或相近的诸侯国, 这一地理位置,只有曹县景亳与之相符,其他亳都说是无法解释的,进而也是不能成 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