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
逐步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
在农村改革大潮中，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逐步放宽，以联产计酬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得到推广，并很快突破集体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发挥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保护，不允许无偿占有和调用；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文件强调，要加强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和技术装备的支援，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县委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决定》和《条例》。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部门采取得力措施，认真贯彻好中央两个文件，切实保障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无偿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小段包工为主，实行定额管理和必要的奖惩制度。对于包产到组，只能先在点上试行。社员的自留地，只要社员要求自种的，要退给社员，集体耕种的产品一定要分给社员。社员可以经营《条例》所规定的任何家庭副业。社员房前屋后植树，永远归社员所有。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后，允许社员通过集市，进行少量的粮食、油料的买卖。这些规定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拥护。
按照中央和山东省委的要求，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各生产队分别成立了临时作业组、季节性作业组和长年作业组，这些劳动组织形式，均实行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段作业、小段评比检查的“四小管理”办法。
在“以小段包工为主，实行定额管理”的实施过程中，1979年9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依据农村改革的实践经验，撤销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得到了广大农民的一致拥护。自此，许多社队摆脱了集体经济“一大二公”的限制，从包工定额、评工记分向包产到组、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形式发展。
1979年，全县有351个生产队，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管理办法。在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由作业组调配使用的基础上，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按照“五定一奖（罚）”（定土地、定劳力、定成本、定产量、定报酬、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这种管理和分配模式仍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群众称其为“二锅饭”。
然而，由于受“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有的基层干部一听说“包产”，就认为是分田单干，总怕在方向、路线上犯错误。也有的谈“包”色变，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工作上畏首畏尾， 联产计酬责任制在一些大队进展缓慢。
面对这一现实，县委通过学习中央文件，总结前段经验，决定在全县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各生产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1980年，全县有435个生产队实行“以地定产，责任到劳”的责任制。在经营范围的划分上，成立了各种林、牧、副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1981年进而推行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农民劳动成果在完成集体包产定额后超产部分全部归自己。至1981年底，全县2692个生产队中已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74个，占2.75%；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1904个，占70.73%；实行联产到组的328个，占12.18%；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168个，占6.24%；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218个，占8.1%。这些责任制一经推广，就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的拥护。
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1982年，实现夏粮总产、全年粮食总产、花生总产、果品总产、农业总收入、多种经营及社队工副业收入、人均所得“七个历史最高水平”。粮、油、果等主要农副产品，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统购任务。
积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五莲同全国一样，在指导农业生产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忽视全县山场多、耕地少这个特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有些大队为了抓粮，不惜工本，大搞“帮忙田”，甚至毁林开荒，把粮种到了山顶上。结果，全县粮食产量虽然在短期内有大幅度提高，由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但也挤掉了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项目。上百万亩山场顾不得造林绿化，有些工副业生产单位一到农忙就缓、停、压、缩，全部劳动力都去从事粮食生产,这就导致农业内部比例失调，影响了农业综合发展。由于生产结构不合理，失去生态平衡，粮食亩产从1975年过了800斤，就再也上不动了，社员生活水平较低。从1970年到1978年8年时间，社员人均分配只增加了15.3元，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9元。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并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尽快增加群众经济收入，县委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多次专题会议，统一认识。一致认为，要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增加经济收入，必须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根据五莲县人均占有一亩耕地、二亩山滩的实际，经过县委扩大会议讨论确定，对全县农作物布局进行调整，对64万亩耕地作重新安排，粮食种植面积由45万亩减到37万亩，由占总耕地面积的70%下降到57%。花生面积由12万亩增加到17万亩，由占总耕地面积的18.7%提高到26.5%。棉花保持2万亩，扩种0.5万亩黄烟，2万亩蔬菜，社员自留地扩大到4万亩，划出1万亩用于育苗。
在调整作物布局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对干部群众进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破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思想，认真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稳定粮食总产，保证社员口粮500斤以上，完成国家4290万斤的粮食统购任务。
在正确贯彻农业生产方针、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为加强经营管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具体有以下三种基本形式。
第一，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采取这种责任制形式的多是果园、茶园、饲养业和副业加工专业队（场）。各专业队在“定劳力、定工分、定产量、定收入、定成本”的基础上与大队签订合同，各自承担经济责任。各个专业队（场） 承包之后，在专业队内部，也都建立相应的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生产小组或劳动力。
第二，大包干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即包纯收入的办法，对养蚕、养蜂、有手艺专长的专业户、专业工多采取这种形式。一般是全奖全罚，“交上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 。
第三，分包到组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定额计酬，评比奖罚。幼林、苗圃等生产周期长的多种经营项目，划分林片， 实行“树上无虫害，树下无杂草，树木无损毁以及树下间作收入” 的“三包”责任制。
全县在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普遍实行的这些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积极意义异常明显。一是发挥了集体和社员两个积极性，促进多种经营发展。按专业化组织多种经营生产，既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又满足了社员联产计酬的要求。二是加快了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劳动生产率。1980年全县采集花粉300多斤，对45万株苹果进行了人工授粉，提高座果率10% 。嫁接优质板栗48万株，板栗产量大增，总产达到192万斤。全县从事多种经营生产的人员，平均每人年收入651元，比1978 年增加187元。三是实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广开财路。全县有3000多名能工巧匠，过去都集中在农田生产上，有技术不能发挥，有专长不能利用。建立专业化生产责任制，发挥出这些人的专长，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135万元。四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全县农业生产费用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39.2%下降到1980年的30.6%。其中多种经营生产费用占多种经营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48%，下降到1980年的25%。
随着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全县剩余劳力已达2.6万人。如何安排好这部分剩余劳力，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组织剩余劳力新上或扩大多种经营生产项目。各社队新上856个多种经营生产项目，安排劳力5600多人，原有的1200个多种经营生产单位，扩大生产规模，安排劳力1.2万人。其中林业专业队由1978年的1.9万人，增加到2.5万人。全县86%的大队建立起综合专业队，主要是搞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干一些突击性的任务以及为社员承包建房等，共安排各种剩余劳力8533人。1981年，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发展养猪、牛、羊、兔，抓好林果生产和工艺品加工，发展工副业，完成农业总收入1.1亿元，其中多种经营收入5000万元，占总收入的45.4%，社员人均分配达到150元。
通过农村多种形式责任制的实施和一系列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全县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人民群众初步得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惠，为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