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平息“红头军”暴乱
1946年，常山区东尚庄村“圣贤道”道首李桂森到处笼络道徒，妄图变天。李桂森在松柏区沙岭子村结识窝藏过土匪的坏分子李殿奎夫妇。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端仇视，密谋以迷信活动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为此，李桂森便藏在李殿奎家中的地洞里，装神弄鬼。用泥巴作了8个“神像”，用萝卜刻了20个“神灯”，每逢初一、十五，便身着“八卦衣”，头戴道士帽，在地洞里“祭灯”。为便于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伪造常山区区公所的印章和通行证。
1948年3月12日，李桂森身着“八卦仙衣”，伪装成疯癫道士四处串联，网络人马。先后与高阁庄村的“九宫道”道首徐学礼、高泽村“中央道”道首范维军、范家庄子村（属诸城县）恶霸地主臧树旺勾结。1950年8月14日，在李殿奎家盟誓结拜为“五虎兄弟”，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李殿奎的老婆李孙氏（巫婆）也乘机活动，终日装神弄鬼，蛊惑人心。李孙氏自称是“水龙仙大姐姐”降生，说李桂森是“铜头铁罗汉”降生。前长城岭村反动富农郑延升也积极参与活动，李桂森见他“足智多谋、忠心耿耿”，就把他当作亲信。
1952年2月下旬，李孙氏“上神”时，郑延升乘机宣读《冬明历》上的黑话，为组织反革命暴乱做舆论准备。
1952年3月，李桂森按郑延升的主意，将他们准备暴乱的组织正式定名为“红头军”。购买了红布，设计了日月旗，制作了胸前戴“月”字、背后戴“日”字的红衣和前沿镶一小镜、小镜内刻一神名的红帽。制定了先打区公所，再打县政府，杀遍全中国，定都长安城的暴乱计划。3月20日，李孙氏又用“上神”的形式封官加衔。她自称是“长寿星”（天娘）下凡，封李桂森为“皇帝”，李殿奎为“协天大帝”，徐学礼、范维军、臧树旺为“保驾大臣”，郑延升为“军师”。
1952年4月13日，“红头军”正式确定于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行暴动，16日在沙岭子村集合，夜间行动。口号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天娘领兵下了天，好宝杀！”。4月15日是宋家庄子集，他们分别向有关人员发出口头通知。
4月16日下午，1名曾被拉拢参加暴乱的农民发生了动摇，把“红头军”准备暴乱的阴谋报告了驻村工作组。晚9时许，松柏区武装部长王维宝、区公安员窦培利在向县公安局汇报的同时，组织20余名民兵首先赶到沙岭子村外隐蔽，监视“红头军”的行动。
16日晚，70余名暴徒聚集在沙岭子村会宴吃酒，猜拳行令，闹成一团，准备举行暴乱。深夜2时，正当暴徒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县公安局局长吴庭善带领22名公安战士赶到现场，在民兵的配合下，将“红头军”包围。当时因天黑，地形不熟，再加“红头军”人多势众，先后三次进攻都未取胜。战斗中，公安战士刘秉仁和福禄头村公安员王乐东不幸牺牲，3名民兵负伤。
翌日拂晓，县委书记赵均平赶赴现场进行部署，采取用火力封锁路口，围而不攻，以静待动的战斗方式，同时，四面喊话，加强政治攻势。“红头军”陷入重围后仍作垂死挣扎，连续组织了两次突围，企图拼死逃窜，均被击退。直至中午12时许战斗结束，徐学礼等7名暴徒被击毙，4人被击伤，其余66人全部就擒，并缴获武器及用于暴乱的红衣红帽等物资1宗。与此同时，尚未到达集合地点的“红头军”骨干分子臧树旺等人被诸城县公安局抓获。战斗结束后，五莲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在“红头军”活动过的重点村庄进行调查摸底和宣传教育，将漏网的郑延升等“红头军”成员一网打尽。
“红头军”反动组织被彻底铲除了，五莲县人民政府组织宣传队，押着“红头军”首要分子，携带缴获的战利品，用18天的时间，到全县11个区、18个集市，20多个重点村庄进行了宣传。
1953年5月24日，五莲县人民法院分别在松柏林、高泽两村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判处李桂森、郑延升、范维军死刑。对其他“红头军”成员，依据其罪行轻重分别宣判。
平息“红头军”暴乱，是五莲县镇反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全县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