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左”的错误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谓大，一是它比原来的农业社的规模大；二是包括的方面多、范围广，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而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结合的社会基层单位。所谓公，它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组织形式，含有不少共产主义因素。为了迅速实现所谓这些优越性，五莲县在10天内，将24个乡（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归并为13处人民公社，3万多人的人民公社为一个基本的核算单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所谓“大”。为了追求“公”，则采用了“平”（平均）“调”的办法，就是大刮“共产风”。人民公社成立后，原来归农业合作社（公社化后称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所有的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包括土地、山林、牲畜、大农具，含田地里的设施、农作物、果树、蔬菜及已收获但未分配的农产品等。突出表现是随便占用社员的土地和收回社员自留地。在公社范围内，公社不仅对生产资料实行统一调拨，而且对部分社员生活资料，如社员的房屋、家庭用具也随意调拨，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造成公社范围内各个生产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造成了公社内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供给制那时被称为按需分配的因素，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工资部分，还是按劳分配。随着“大跃进”的深入，村村办起了食堂，作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主要体现。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照低标准口粮吃饭外，实际上发工资很少，有时给社员打欠条。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普遍下降。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干不干，都吃饭。”甚至出现了吃饭时人多，出勤时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出工自由化，收工集体化的怪现象。
人民公社内部不仅严重地存在着平均主义，而且各公社和县也任意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大办工业，兴修水利，大搞基本建设。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及其他的各种“大办”，几乎占用了农村全部劳动力，致使1958年秋收时大片的地瓜、花生、蔬菜等无人收获，冻烂在田间，冬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生产队要兴办一项事业，不仅要社员出工，而且需要的钱物也要社员凑缴。生产大队要搞建设，就向各生产队调人要物；公社要上一个项目，就调用各生产大队的人财物。许多社办企业、文教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多数是靠平调起家，县里很多大中型水利建设项目，也是多靠无偿调用农村生产队的人、财、物建起来的。尤其是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用的原材物料，只要是本地有的，几乎都是从社员中无偿索取的。
从1958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搞了许多“大办”，如大办钢铁，往往只给任务和指标，不管能力和条件，而且还限时完成，这实际上是国家向公社平调。从1959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业生产下降，或丰产不丰收，瓜豆菜等副食品供应困难。当时，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纷纷在农村建立瓜菜等副食品生产基地，向生产队无偿地索要土地以至种子、肥料等，这也是对公社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平调，无疑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一平二调”实际与实行的全民所有制一样都是“共产风”。与“共产风”一起盛行的还有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命令风，其表现是：
第一，高指标。当时在各级领导中，由于缺乏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分析研究，而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层层下压高指标。除全县在总的方面制定高指标的生产计划外，高指标还体现在各项工作中。在农业生产方面，错误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并用标语、漫画等大加宣传，公开批判“粮棉增产有限论”。在秋种中，搞所谓的“小麦卫星田”，要求深翻地1米以上，亩施小麦种百公斤，亩产达到万斤。1959年，全县实际收获小麦面积77万亩，单产不足50公斤，造成了严重的生活困难。
第二，瞎指挥。当时从党内到党外，在工作作风方面普遍地出现一种头脑发热、盲目蛮干的现象，谁敢想、敢说、敢做，谁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农业生产中，不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冬季打地瓜垅，地瓜地间种大麦，大搞丰产方。不因地制宜，洼涝地里种谷子，栽地瓜，山坡上种水稻；春天种小麦，夏天种高粱……连最起码的耕种时令都不论；还有的灵机一动“创造”了“地瓜就地开穴保鲜法”，致使大批地瓜烂掉。
第三，浮夸风。这一时期，由于对各项工作任务都是采取高压措施，上级说多少，下级就必须应承多少，否则就是右倾保守，就要拔“白旗”，导致了一级跟一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粮食产量方面，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为亩产千斤县，实际亩产115公斤；1959年估产（亩）274公斤，实产108.5公斤；1960年估产（亩）101公斤，实产68公斤。据当时的《五莲大众》报道，全县共种春玉米2.7万亩，总产3066万斤，平均亩产1155斤，比上年增长5.6倍；秋玉米3.4万亩，总产3942.4万斤，平均亩产1145斤，比上年增长6.5倍；高粱7.1万亩，总产7429.6万斤，平均亩产1042.7斤，比上年增长5.71倍；谷子8614亩，总产792.2万斤，平均亩产919.7斤，比上年增长5.38倍；春秋地瓜9月开始刨，共刨14967亩。核对产量和逐级报捷，全县春、秋地瓜299162亩，总产604194万斤，平均亩产鲜地瓜2万斤，比上年增长13.6倍；大豆9.6万亩，总产5264.5万斤，平均亩产量546.9斤，比上年增长5.6倍。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有的单位向县委报捷，一天一夜就实现了机井化，纯系弄虚作假。
第四，命令风。为抢先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指标，争取“插红旗”，不少单位的干部大搞特殊化，命令主义严重。在工业生产方面，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举转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声称“白手起家”（实际是靠平调）办起了铁矿、石墨矿、滑石矿、钢铁厂、造纸厂等厂矿，还调动了全县几万名劳力到坊子挖煤炭并在县内开挖铁矿等。公社工业也一哄而起，但因工农业生产发展比例失调，不久又遇到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工业原料紧缺，产品质次价高，于是在1960年对一些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钢铁、矿产及公社工业也全部下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些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相当严重。
由于五风的影响，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三年“大跃进”，耕地面积由1957年的837万亩减少到1960年的72.8万亩，减少了13%；农村劳力由1957年的17.2万人减少到1960年的14.9万人，减少了13%；且受平调、浮夸和瞎指挥等“五风”影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不善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倒退。据统计，由于农业生产力下降，1960年，农副业总产值2198万元，粮食总产量15359.7万斤，花生总产量345万斤，较1957年分别减少11%、11%、81%。在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下，由于浮夸风盛行，虚报粮食产量，粮食征购任务上升，导致群众口粮短缺，生活困难。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县工业项目纷纷上马。到1959年7月，全县先后建立炼铁厂、硫磺厂、酒厂等20余个企业。
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加之片面强调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轻视了企业的科学管理，致使工业、交通、财贸等行业的生产活动处于严重混乱状态，其主要表现是：
领导不民主，强迫命令严重。领导在部署任务时，有时根本不与工人商量。更严重的有的领导对一些重大问题自己主观臆断，一人说了算，只交待任务，很少交待或根本不交待办法。任务要求过多过急，完不成不加分析找原因，只是过多地责难。一般是一批评，二辩论，三戴纸帽，四扣工资，五不让吃饭，六强制劳动，七拔“白旗”。
领导作风不正，弄虚作假，浮夸不实，听喜不听忧。有的单位工人怕戴帽子不敢提意见，任务分配多少接多少，完不成领导就欺上瞒下浮夸虚报产量。个别干部违反纪律、作风恶劣、妄自尊大、非法体罚工人。如有一个工厂，有位工人因偷睡了一点觉，就被绑到工地，遭脚踢罚跪，还有的工人被罚站，更不准男女工人交谈。
不关心群众疾苦，衣、食、住、病很少有人关心。工人生病不但没有照顾，反而扣发病期全部的工资和生活费。只知叫工人干活，不知教育工人和关心工人生活福利，工人稍有差错即乱行处罚。
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取得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一连串胜利面前，党的许多干部，谦虚谨慎的作风被逐渐忘却，骄傲自满的情绪在逐步发展。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薄底子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盲目建厂，缺乏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培养，管理经验不足，没有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因而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妨碍了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给工农业生产带来破坏性的“跃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