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1957年5月，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近来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多方面矛盾，很好；绝大多数人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意的、正确的；对于全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这充分说明，党确实诚心诚意地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地发动进攻，公然提出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要“轮流坐庄”。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情况引起了党的警惕。5月16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意、正确的同时，指出应当注意近日社会上有少数具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风运动引向错误方向。中央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对于北京有的高校贴出的大字报，中央当时也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校机关迅速蔓延。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体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根据上级要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对待反右斗争的指示精神，从1958年1月底开始，在中共五莲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县直机关、教职员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在全县的整风运动中，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党的整风时机，四处点火，煽动群众，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摧垮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象刮起的台风一样，闹得乌烟瘴气，攻击社会主义的毒箭，直接指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巨大胜利的全县人民。卫生系统组织有7人参加的“右派集团”，公然叫喊“党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人民民主专政太苛刻”，攻击合作化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些恶毒攻击，令人早已不能容忍，群众纷纷要求县委采取措施予以坚决回击。于是，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机关、社会各阶层，向右派分子发起猛烈的批判和反击。
反右斗争初期，右派分子十分狡猾，拒不认罪。说“这是善意帮助党来整风，并无他意”，进行无理反抗。当大家全面动员起来与其摆事实、讲道理，展开激烈辩驳时，有的假装老实，将其反动言论说成是“错误认识”；有的假作检讨，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原因，说自己的反党言行没有“思想指导”；有的见势不好，又将原案推翻，将其所放的毒箭说成未说，企图蒙混过关。县人事科为了驳斥右派分子污蔑“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得乱七八糟，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好”的反动言论，事先了解了五莲县中至区大将沟村解放前后的生产生活变化情况，用活生生的事实驳得“右派分子”体无完肤、低头认罪。
这场攻心讲理反右派斗争，历经70天时间，至1958年2月中旬胜利结束。一个个右派分子纷纷低头认罪，接受人民的处理。
随着运动的继续深入，打击右派范围逐渐扩大到党外人士和企事业单位。
在运动中，对那些鸣放批评言辞过激、行为偏颇的人，也都经过排队筛选，针对他们的鸣放情况和态度，分别做出不同处理。即对一般言行，重点进行批评教育；对当时认为错误严重的，则发动群众进行公开辩论和批判。但其中相当一部人仍然被划分确定为有意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如有的干部随口说了句“一年360斤粮食不够吃”，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全县定出的右派中，大部分人都是属于因过激言行而被错打成右派的，真正够上资产阶级右派标准的却是极少数。由此可见，全县的反右派斗争，无疑也是严重扩大化了。
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全县确定的右派分子70%以上为文化教育界的干部职工。其余为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的被戴上单帽右派分子，还有的被戴上“双帽”“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另外，还有3名一般工人和民警，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工作中，本着边划边斗边处理的原则，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个人进行了处理，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劳动教养，有的被遣返回家，还有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城镇户口被取消，被一同遣返回家劳动，离开了原单位。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右派分子连同“地、富、反、坏”一起被称作“黑五类”，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歧视。
全民整风大整大改
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1958年3月，全县全面转入全民整风和整改阶段。县直机关以反浪费、反保守及横扫“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猛攻“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为中心内容，揭发各个角落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右倾保守和严重的浪费现象。农村中开展了以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整党、整团、整社；工业系统还辩论了工农关系、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问题。财贸基层单位，燃起了批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反浪费反保守的整风烈火。农村商贩也普遍开展了两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方面的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极少数。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了严重后果。
它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仍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严重性，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
它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党与各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及广大群众的正常关系。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在整风前要求达到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践踏和破坏，党赖以改正自身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及优良作风也黯然失色。人们开始不愿意提意见和建议，更不敢给领导提意见，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从而影响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领导。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思想政治运动。运动中，按照中央号召，充分发动群众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从上到下实行开门整风，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正常举措，对党和政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进党的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全县整风运动的实际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后，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予以反击，对巩固、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反右派斗争演化为阶级斗争，并继续沿用已经过时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处理问题，不适当地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把许多大量的本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脱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轨道；在划定右派分子时，没能严格按照有右派就抓，没有就不抓这一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采取层层抓，“一刀切”的作法，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把许多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一些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长期受到政治压抑，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另外，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也不能把学术上、思想上的问题或争论看成严重的政治问题，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五莲县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原因，除了受中央、省、地委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之外，从县委本身来讲，主要原因：一是对当时全县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客观具体的分析。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时未能辨别清楚，把大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把大量给党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的言论视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因而扩大了打击面。二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没能真正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对一些人的鸣放言论抓住一点以偏概全，有的甚至以耳代目，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简单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致使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三是在领导运动上，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以简单、粗暴、过火的做法代替必要的办案程序，因之围攻、逼供的现象时有发生。综上所述，其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
从1959年9月开始到1964年6月，县委根据上级关于给予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精神，曾先后分几批给“转化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到1978年4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9月17日，中央下发55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省委下发了105号文件，要求做好右派分子的摘帽、改正、安置等工作。五莲县委成立贯彻55号文件领导小组，县委常委王丕和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简称“55办”。当时右派是个禁区，谁提谁怕沾边受牵连，所以当时人们顾虑重重。经过层层传达文件和宣传动员，逐渐消除了顾虑，提高了认识。在贯彻落实政策、改正错划右派的整个工作中，经过排队摸底，逐个重新复议，先由部门提出意见，后报县委研究决定是否错划和纠正平反。到1980年8月，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已全部结束，给右派分子全部摘了帽，进行了纠正平反，并作了适当的安置。
在安置工作中，全县重新录用5人；安排工作的99人；死亡的15人，均按规定对其家属子女办理了抚恤待遇；余者因年龄已大，办理离休、退休，孤儿孤女4人，由劳动部门安排工作；家属受牵连的也重新转成非农业户口，原有工作的也恢复公职；回乡期间生的孩子，不超过16周岁的，转出户口，超过16周岁的，转成待业青年，由劳动部门安排工作。如街头小学某教师，在整风时说了一些过激的话，1958年被打成右派，戴“双帽”，连家属一块遣返回家。1960年到牡丹江作木匠。“文革”期间，被当地查出是外逃的“右派分子”，被遣送回五莲。1978年以后落实政策，县里为他平反，纠正错划右派，并安排到许孟联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