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开展肃反运动
建国初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残存的反革命势力，但还有一部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在破坏和捣乱。他们以各种手段进行伪装，混进了我们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等内部潜藏起来。有的甚至钻到我们党的内部，并窃居了领导地位。这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时刻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伺机进行反革命活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事实证明，只要国内还存在着反革命残余势力，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阶级敌人是不会放松其破坏活动的。我们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他们不惜采取一切阴险毒辣的手段，力图阻挠与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仅1954年全国就发生凶杀、暗杀事件6300多起，死伤干部群众8300多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肃反运动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内部进行。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毛泽东也及时地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工作方针。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1955年7月，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内部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肃反运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认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坏分子仅占5%左右的估计。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的指示》，指出必须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必须坚决反对松劲现象和各种右倾思想，以达到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这些指示及时传达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为肃反运动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建立了肃反办公室，调集积极分子和可靠人员参加肃反队伍。
五莲县的肃反运动自1956年2月开始到1958年8月结束。
1956年2月，被调到县委肃反办公室工作的工作人员有72人，多数是共产党员、机关和学校的骨干，政治可靠，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办公室的领导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公安局、教育局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
工作的开展，首先是查阅档案，熟悉案情，将有问题人的档案全面阅读，向领导汇报，领导再根据情况包给个人，拟定调查计划，一包到底，两人一组，一查到底。要提高警惕性，严守秘密，切实保管好材料，做到人在材料在，防止丢失。在找知情人调查时，不逼供，不诱供，材料要原始记录，不加个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识字不会写的人，可以代笔，写成以后，原原本本念给出证人听，取得他们认可和同意，再签名盖章。然后由当地领导机关审阅，加盖公章，才算合法材料。工作人员每次出发回来，都将调查的情况向领导详细汇报，进行研究分析。
五莲县的肃反运动共分为五批进行的(主要是指第二至五批，第一批是地委主持进行的），全县参加运动的总人数6824名，分布在县(区）机关内681名，国营商业供销系统1417名，厂矿企业建设单位2654名。交通、邮电、银行系统393名，手工业联社411名，卫生系统192名，中小学942名，其他134名。全县肃反专职干部外出调查近4500人次。
通过肃反运动，给过去根本没有建立档案的399人建立了档案材料，使党组织及人事部门对干部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有了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实际上也起到了审查干部的作用。
通过肃反运动，使革命干部职工群众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觉悟和识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广大职工群众纷纷检举反革命。参加肃反运动的6824人中，纸面写出检举的1056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5%。属检举其父母的32份，检举兄弟姊妹的28份。在第二批肃反运动初期，由于领导缺乏经验、抓的不紧，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做的不够，在小组斗争时没有查出反革命的单位基本没有组织群众参加斗争，所以运动搞的不够深透，有的反革命分子就被漏掉。同时定案处理上亦出现过重罪轻判案件。
肃反运动取得的主要经验：
第一，加强党对肃反运动的绝对领导，这是取得肃反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三年来，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正常健康的开展起来并取得彻底的胜利，依靠党委的正确领导是根本。在整个肃反过程中，县委都根据中央、省委、地委的指示制定了计划，不断分析总结运动的情况，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肃反一开始就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县委分工书记任组长，3名委员任组员，还有的委员分任各口领导小组长，从而使肃反运动从组织上得到可靠的保证。运动初期小组斗争开展阶段，为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县委1名书记亲临一线指挥，委员及领导小组成员亲自深入各口，分析研究案情，指挥外出调查，取得了不少的经验，给整个肃反运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思想方面，在整个运动期间，县委一再指示，肃反一定要在服从于中心任务的前提下去进行，既作好肃反，又要搞好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县委每逢召开政治性的会议和布置中心任务时，要求肃反干部能参加的均要参加，及时给肃反专职干部指出明确的工作方向；另一方面县委在部署工作时，也对肃反工作作出检查和部署。第五批肃反运动开始时正处在工农业全面大跃进中，县委指示肃反领导小组在新形势下必须解放思想、破除神秘观点、采用新的方法开展运动；指示乡、厂党委必须直接掌握运动方向，要一手抓肃反，一手抓生产。第五批肃反虽然时间短、任务重、单位分散，却能保证质量善始善终的完成任务。肃反运动也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县食品加工厂在1958年12月肃反运动开始时，仅完成全年计划的82%，在短短十几天运动期间却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滚珠轴承厂烘炉工人通过肃反学习，提高了思想，鼓足了干劲，原来每人每天打50斤炉条，肃反后一跃为110斤。
第二，党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等政策，自始至终得到贯彻执行，这是保证肃反运动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要把党的各项政策贯彻深透，就必须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宣传肃反的意义，使其在明确政策，提高思想，分清敌我界限的基础上自觉克服右倾麻痹无敌论的错误观点，教育群众克服“麻木不仁”，又要防止“草木皆兵”。当群众未发动起来时要批评右的思想，群众动起来，运动达到高潮时又要防止“左”的情绪，也就是正确的执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同严格的组织控制相结合，依靠领导机关正确领导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的肃反方针，让群众明白党的政策才便于正确的执行党的政策。为更好的宣传政策教育群众，肃反领导小组采取了大会报告，小会讨论，召开先进落后、一般人物，党内党外工人群众座谈会，及展览大字报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内容通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意义深刻。如流动展出的漫画，有宽严案例，有历史与现行反革命危害人民财产的事实，还有大字报、对话、快报、歌谣、顺口溜等群众容易理解接受的形式。机械厂工人汤守本自己编了快板见人就讲：“竹板打，响连天，反、坏分子听我言，党的政策很明显，两条道儿尽你选，你若向党来坦白，党的政策定从宽，要不坦白耍花样，处理一定要从严……”使党的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政策宣传贯彻越深透，群众觉悟越高，立场更加坚定。在划清敌我界限之后，士气更加激昂，个个精神抖擞，注意力愈加集中。在群众动起来的情况下，极大震慑了敌人，反、坏分子更加窘迫，越发陷入孤立，以至最后弃械投降。
在运动中肃反干部坚决遵守党的纪律，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不引、不诱、不逼供。
在甄别定案方面，县委真正按照中央政策和省、地委指示，对那些愿意悔改又作了真诚坦白的分子予以从宽处理，对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或幻想蒙混过关的抗拒分子作了严肃处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力的瓦解了敌人，阻塞了那些企图抗拒逃避蒙混过关的反、坏分子的侥幸心理。如运动中选择了汉奸营长潘维根绑票杀人坦白从宽，国民党营长曹巨新有罪恶、有民愤抗拒从严处理等案例深入宣传，给敌人敲响了警钟，促使了他们土崩瓦解，弃械投降。
第三，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取得肃反胜利的关键之一。运动初期，有些人对开展肃反是否必要，革命队伍内部是否有反革命存在不同程度的怀疑和麻痹思想；当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有人滋长了满眼敌人、草木皆兵的错误观点。
1959年3月，第五批肃反运动结束后，县委又根据省委、地委指示，为达到“不枉不纵”的目的，将整个五批运动特别对第一批至第三批，又进行了全面复查。
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在强大人民民主专政面前，为了逃避对他们的镇压和惩罚，纷纷潜逃和隐藏起来。虽经建国初期的剿匪和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受到致命打击，但这么大的国家，总有一些特务、土匪、兵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漏网。他们逃离家乡，到深山老林和外地隐藏起釆，改名换姓，隐瞒家乡住址，摇身一变，换成劳动人民摸样，有的打工，有的经商，更有甚者，打入人民内部，当上了干部或教师，伺机东山再起，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美国侵略朝鲜后，更是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在三年的肃反工作中，案子很多，其中难度最大，费工最长的，当数查处反革命分子赵伯华这一大案要案。赵伯华，真名李仲茂，地主出身，系郯城县大兴区李家葛庄村人。1947年春，随父参加还乡团，跟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还乡反攻倒算。在一次战斗中，被武工队包围。其父躲藏在一个场院屋子里，顽固抵抗，拒不投降，被武工队一把火烧死。本来就十分反动的赵伯华，这时更变本加厉，忘乎所以，扬言要报杀父之仇。他任匪郯城县大队副官后，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基层干部，进行血腥报复。在小东庄驻防时，曾亲自指挥参与了活埋3名中共党员干部。在姜庄驻防时，赵伯华召开会议并讲话，随后亲自用匣子枪将被抓捕的5名党员干部一个个打死，其中还有一个识字班队长。死在他手里的就有8条人命，真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淮海战役胜利后，赵伯华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最后跑到胶州专署文教科。在其文教科长叔丈人的包庇下，李仲茂改名赵伯华，将家乡郯城县大兴区李家葛庄改为临沭县芨山区河口村，并于1950年秋，分配到五莲县中至区金翎店村小学任教师。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被包庇隐藏起来。为了查清这个案子，办案人员先后七次前往临沂、郯城、新沂、新浦、苍山、临沭、蚌埠等十几个县市，走访上百人谈话取证，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查清了赵伯华的反革命罪行，逮捕归案，判处死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历时三年多的肃反运动，经过内查外调，艰苦工作，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批批、一伙伙挖了出来，依法进行了处理，进一步清除垃圾，纯洁了干部和教师队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了人民的江山。
肃反运动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表现了五莲广大干部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求实、扎实工作的革命精神。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特别是在肃反运动的初期，由于对党的肃反政策领会不全面，把握不准，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出现过重罪轻判或该判不判的偏向。也有过斗争面过宽甚至“逼、供、信”等现象发生，这种矫枉过“正”的教训是值得引以为戒的。加之有的罪犯不了解党的肃反政策而发生自杀事件，这虽系畏罪自杀，但与个别办案人员不认真执行党的肃反政策，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