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仁普
1937年暑假，我从曲阜二师毕业后，接到东平书院小学聘书，任语文、地理课的教学工作，这时，正值东平县教育局办全县小学教师训练班，地址设在东平县立中学。万里、于林甫等在训练班里宣传抗日，发展“民先”组织，领导“索薪斗争”。经过先派代表向政府请愿，斗争胜利，政府答应发二分之一的工资。乘此机会，万里、于林甫等同志提出倡议：集资创办新文化书店，每股10元，共集1000多元。同时、万里、于林甫在马公祠小学印发了“民先登记表”，在训练班里散发，吸收“民先”队员30余名，我亦参加了该组织，并到农村去发展队员。
距开学日期还有一个月时间，我因患肺病去济南医院检查，顺便以股东身份到济南购置书籍、刊物、纸张、笔墨、文具等。到济南后住济南一师，学校已放假，在一师读书的东平学生侯馨斋、杜子俭、刘仲羽、戴碧东、王芹等人还留校闲住。
8月底9月初的一天上午，日寇飞机轰炸济南，人心惶惶，纷纷向市外逃跑，我和馨斋也速整行装，逃到段店一个小学里。馨斋说腰里已无分文，要晚走两天，我将10块银元留给他，劝他早日回到东平，我便徒步一周到东平。
经过股东会议，选举我和于林甫为董事长，孙凯臣、陈化民为副董事长，聘请刘伯羽任经理，新文化书店便开张营业。进步的刊物、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书籍等，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1937年9月上旬，我刚从济南返回东平城，万里就到书院小学找我谈心，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我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以党为核心领导，推动抗日救国工作。我介绍了孙凯臣、吴鸣远入党。
1937年11月中旬，根据县工委的决定，我们发动进步知识分子效法七君子的正义行动，建立“抗日救亡协会”，创办《抗日救亡周报》，我任主编。内容主要是抗日前线消息，地方新闻和小言论等。
1937年12月，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们在苇子河赵效三家的“元昌号”杂货铺，秘密邀集前后庄小学教师开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并预言我们四亿人民同心同德坚持抗日，一定能取得胜利，激发了大家的抗日热情。这时，吸收强子正、李斐卿、董裕如加入“民先”队，继而加入共产党，建立起东平五区第一个党支部。以后，逐渐吸收徐子亭、朱子青、丁连元、赵保澍、赵子高等同志入党。
1937年12月25日，日寇飞机轰炸东平城，炸死炸伤几十人，炸毁房屋数十间。群众一时慌乱，纷纷外逃避难，商业界关门，学校停课。我和孙凯臣、吴鸣远等白天到郊外活动，晚上回城工作，并组织人员将文化书店的货物转移到安全地方，暂停营业。学校停发工资，无法维持生活，有时到于林甫的马公祠小学住宿吃饭，有时也随孙凯臣回家吃饭。
1937年12月下旬，日寇占领了济南，节节南侵，国民党东平县长孙永汉携巨款潜逃。山东省第六专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派姚孟源任国民党东平县县长，兼东平县游击十大队司令（属山东第六专区抗日游击大队十一支队）。姚上任后成立政训处，举办政训班，根据东平县工委的指示，我和万里、于林甫、田子珍、田怀先、杜子俭、孟晓东等20多人参加了政训处，均带少校军衔。我分到三、五、六区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以合法身份深入各区进行改造国民党武装的开始。这给我党进行改造旧武装，发展地方党和“民先”队员，参军、参战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1938年1月，东平各界人士在书院小学礼堂召开抗日救亡讨论大会，万里讲了话，不少人进行了自由讲演，我也在大会上进行以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为题的讲演，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民团结抗战必胜，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必亡。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一致抗战，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消极悲观，只说不干，将遭坐以待毙的厄运。会后，国民党人士竟传出东平八大共产党员的议论（指万里、于林甫、强仁普、孙凯臣、赵效三、赵瑞甫、林茵如等人）。那时，赵效三还不是共产党员。
赵效三被人们称为八大共产党员之一，主要是由于他具有抗日的一副肝胆热肠。抗日初期，他就和我党同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在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是同学，后来他在北京XX中学读书，1936年他和几位留日同学创办《留东杂志》，曾来信约我投稿，我写了一篇《衍圣公府前一瞥》寄去，后来收到他寄赠的该刊物，并寄来郭沫若的《豕蹄集》一本，信上还说日本政府逮捕鹿地艮，企图杀害进步人士，日本备战活动非常紧急。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迅速回国，在抗日活动中他表现得非常活跃。
1938年2月，效三邀我同到廖村找孙东原、孙瑶偕共同商谈集合廖村和苇子河两村枪支约200支，成立抗日武装。但孙东原兄弟们认为汶上已被日寇占领，并建立了伪政权，且距家门较近，如建武装，敌北进必危及身家性命，不同意参加抗日活动。我们一再陈述救国救亡之道理。他摇头不允，我俩愤愤而返。事后，廖村孙姓还派人到苇子河游说，劝赵效三的父亲制止赵效三建立抗日武装的活动。赵效三的长辈一时认识不清，训斥赵效三说：“你要抗日，就到外地去，不要在家门上惹祸。”赵效三为了抗日，被迫离开家到徐州去找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委员会主任张金铎（字若谷，东平县凤凰台村人），由于兵荒马乱，他和东平县工委委员孟子明历尽艰辛，弄到一个部队番号，孟子明被单县工委留下建立了抗日武装，赵效三又折向临清找第四区专员韩多峰（东平人），被留在政训处工作，并在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韩多峰因替范筑先到阳谷县安乐镇平息暴乱，被暴徒击伤，过黄河到东平昆山疗伤，赵效三也随之回到东平。泰西地委听到这一消息，认为韩多峰是重要统战对象，就派组织部部长孙光带重礼到东平城找我研究通过东平湖到昆山的路线，去慰问韩多峰。
同年，赵效三留东平五区工作，1939年4月，被选为五区动委会主任，同年6月被选为该区区长，积极发动青壮年抗日，建立五区区队，他兼任区队长。
我在县政训处到五区去抓抗日武装工作，首先邀请孙亚诚先收拢乡农学校余部20多人，枪20多支，驻梁村北边的东大寺，召开乡长和开明士绅会议，说明国家、人民已到生死存亡关头，邀请诸位名公们来共商抗敌救国大事，主要是建立抗日武装、保家卫国，积极筹建东平五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在同一时期，万里、田子珍等在七、八区一面发动组织农民救国会，建立50多人的武装，于1938年2月5日在汶上县与汶上进步知识分子陈伯衡小部武装联合举行永安寺起义。
姚孟源后被沈鸿烈所派专员郁仁治撤换，郁派李维德任国民党东平县县长，由于顽固派破坏拉拢，东平武装出现了分化，一、二、四区武装为国民党控制，三、六区武装尚在鼠尾两端。
同年6月，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在东平湖西以七区田子珍成立的农救会员组成了80多人的游击队，又与八区阎士元、林承彦所控制的区队200余人合编为抗敌自卫团。后来林承彦又联络土匪头子任殿奎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敌自卫团。这时万里和我商议在该团设政治处，加强纪律教育，并让我当政治处主任，田子珍为副主任，连里设政治员（宋丕恕、宋士杰、田焕武、田涣烟等为政治员）至于其他干部早已有人。自卫团被林承彦控制后，企图投靠郓城土匪头子任殿奎。我们政训处经过仔细访查，知任殿奎部土匪成分不少，常出现玩弄妇女、打骂群众、勒索财物食品等事件。我们印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士兵，一面向林、任说明整顿纪律、爱护群众的重要性，要求他们注意进行教育。但任、林两个头头只会吸鸦片，混日子，不整军练兵。为此，我们和康子明争论过要切实惩治破坏纪律的士兵问题，闹得很别扭。我们知道改造旧军队是要经过一段过程的，仍忍受着窝囊气，坚持工作。
后来，我们察知任、林二人竟背着我们四处拉关系。他们先和济宁接洽，未谈妥。后又与国民党郓城专员王念根接上关系，说将该团归郓城专区领导，即可发枪、发饷。为此，万里派我和田子珍、阎士元亲自到郓城专署了解情况。据中共郓城县委侯洁同志讲：“专署政治部从主任到一些办事人员均属乡建派，没有我们党的同志。”回来后，我向万里汇报了具体情况，并提出具体措施：一是，党员干部先撤出该部，另建一支我党领导的部队；二是安排党员、“民先”队员秘密组织士兵撤出，另立番号，重建武装。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我们以农救会为基础的两个连毫无困难，另立旗帜将会更合乎群众的要求，何况我们已在五区建立起党领导的武装，其他各区我们也有一定的条件争取。形成决议后，万里和我、田子珍等7人带起油印机、文件向林承彦告别了。田子珍率农救会员仍回田大店一带活动。我和万里边走边谈，他说要到城里去看看他奶奶，然后到五区找我，当走到侯仓村刘凤瑞家，忽听东平城方向炮声隆隆，在刘家正巧碰上国民党东平六区区队长陈本清，他说汶上的敌人正进攻东平城。万里对我说：“东平城已不能去了，我直接去泰西特委工作，东平工委书记由你来干。”并嘱我根据新情况着重抓一下武装建设。
1938年5月初，郭洪涛路过东平时，派冯平同志到东平县政训处找到我，叫我们东平县工委负责人到宿城去面谈工作。我和万里一同到宿城一家客店里，会见了郭洪涛同志及其夫人史秀云。郭书记问我们姓名和工作情况，嘱咐我们要积极发展党组织，大力扩建抗日武装，这是保卫自己和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还嘱咐要建立交通站，以便密切鲁西北与鲁中山区的联系。后来，冯平还曾到五区找我研究设交通站的问题，当时我确定了西柿子园（傅德智家）、后亭集（胡罗罗家）为联络点。郭书记当时赠送我们十几本书，有《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等。
1938年8月，东平城被日伪军占领，这时我经常住东平五区区队驻地郭家海，区队长吴守印秘密与城内敌人勾结，后来混了个伪区长兼民团大队长，正式投敌了，后被我泰西军分区除奸科长宫震伺机毙于荣花树村北的刘家林。这时，我请孙亚诚老师迅速离开家（徐家庄）到郭家海居住，孙老师到郭家海村后，我们和程保江（原区队文书）研究召开抗日救亡会议，发动群众参军，保家卫国，会议效果很好，群情振奋。经研究决定：
（1）每乡动员一个排（约30至40人）建立东平县五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2）把枪支登记造册，动员大户捐献枪支弹药。
（3）军需粮柴由大户供应。
（4）动员邀请老军佐、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军参战。
由于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自卫团迅速扩大到两个营的规模，我和孙老师曾走访邀请不少老军人如程如灿、解庆云、张昭运、李俊峰、解庆芳等。还邀请了一些小学教师和文化人如孟洪九、郑康侯、孙兆垣、孙祥符、程保江、程保新、朱华光、彭兴荣、刘伯原、刘庆芳、张树村、陈秀芹、徐刚、孙锡钧、赵佑菴等。在众多的开明人士和义勇志士的积极支持下，1938年8月29日，在后亭村集合开大会，庆祝东平五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大会，宣布孙亚诚任团长，解庆芳任副团长，我任参谋长。程如灿任一营营长，李俊峰任二营营长，张昭运任副营长，其他为营长兼连长，总务由孙祥符、张树村负责，孙兆垣、郑康侯、孟昭梓、孙锡钧任文书。
自卫团成立后，曾开进苇子河驻扎，一面向地主动员枪支、粮草，一面组织部队战士训练打靶，有的人提议把土炮（大花壳）、步枪都在西寨门附近开炮实验，还赶制枪药以备迎击敌人，士气十分高涨。
正当我五区人员抗敌自卫团建立初期，周持衡出任东平县长，金纯（女）为秘书，邹鲁风为平阴县长，因平阴形势为反动派控制，他住在东平二区西豆山帮助周持衡工作。1937年冬，沈鸿烈曾在东阿召开地方名流会议，我和万里、孙亚诚、赵慕三去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们结识了省宣队的周持衡、邹鲁风、金纯等同志，邀请省宣队到东平城内进行宣传活动，对东平抗日青年鼓舞作用很大。后来周、邹同志分别到东平、平阴任县长。我曾到西豆山开会多次，研究扩建武装问题，还曾带邹鲁风到泰西特委找段君毅书记联系工作。段君毅指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要加强统战工作，吸取抗日进步力量的援助；二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有了兵权，政权就可以巩固扩大。返回东平后，周、邹同志要求我办理两件事：“第一给他找个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作卫兵，我村共产党员王衍汉，年富力强，当过兵会武术，正在我区自卫团工作，就派他去了；第二要我加强做三区区队长焦元绅、六区区队长陈本清的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第三要党员去七、八、九区做好区队的工作。当时邹鲁风知道我经济条件差，开展活动困难，故支出国库券200元做活动费。我曾请陈本清吃酒谈心，他表示坚决抗日。对焦元绅素无瓜葛，不好攀谈，则借三区区长井怀绎（老相识，我与其子女在曲阜二师是同学）从中说劝，焦元绅亦表示与我们合作抗日，支持抗日政府工作。后来，周持衡县长召开会议，我曾邀陈本清、井怀绎一同到西豆山参加会议，那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二、三、五、六区代表。四区被严新甫把持不听调遣，一区已投敌，七、八、九区因隔着东平湖，难于召集。会议上，周持衡讲，各区要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进行整训，激发士兵的抗日勇气和热情，争取抗战胜利。对经费问题，因政权初建，一时征不起来，难以发给，请各区就地征粮，以充军用。散会后，陈本清似有不满情绪，悻悻地回去了。周持衡给我谈了县大队长王汉帮蓄谋夺取政权，暗害周持衡的问题，准备处置这个坏家伙。后来趁召集王汉帮开会之机，予示王衍汉同志看眼色行事，将王汉帮打死了。后来周持衡见到我赞扬王衍汉，说他是个好同志、好干家。
东平五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建立不久，刘星、陈伯衡领导的十支队挺进队回到东平、汶上一带活动，鲁西区党委和鲁西北特委共同意见是把东平、汶上的武装统一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作为东平、汶上、平阴、东阿、宁阳各县的武装，便于统一行动，统一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当时周持衡不同意这么办，认为东平县政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工作上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曾经反映意见，但终以小局服从大局，执行了合编计划。
1938年11月初，三、五、六、七、八、九区武装开到东平西戴庙镇整编。三、六区队长焦元绅、陈本清经我和孙亚诚的劝说勉强带领区队到了湖西。可在宣布整编的前夕，陈、焦心怀鬼胎，便偷偷地将区队带走了。我安排在三区做政治工作的解抑峰跟着该部队，尽力劝说焦、陈回戴庙接受整编，焦元绅派一个小队长威胁解抑峰说：“你再跟我们走，我就立刻枪毙你！”并扣留了抑峰的自行车。解抑峰不得已返回戴庙向我诉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这以前，陈、焦与国民党田家滨部早有秘密联系了，对我们怀有二心，以后三、六区队在三、六区活动，当他们遭到东平的日伪军袭击时，我曾率十支队挺进队二团跑步去增援，从后侧面截击敌伪军，将敌击溃，解救了陈本清，陈向我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互相配合抗战。六区区队活动地区南临汶上之敌，北临东平城之敌，是难以应付腹背受敌之威的，以后在我泰西军分区一团的劝说和帮助下，又联合起来编为东汶宁支队，陈本清为司令员，焦元绅为营长。由于焦、陈思想顽固，终怀二心，难于克服，他们反对我们在部队里发展共产党员，指责我们的政治工作是花架子，不顶用，骂我们的党代表是吃政治饭的，只会耍笔杆子，不会打仗。且仍图谋与国民党军队秘密联系，伺机背叛。在迫不得已时，我部处决了陈本清这个坏东西。焦元绅带小部分士兵逃跑，投靠东平日军，任伪三区区长兼区队长，罪大恶极，后终被我军逮捕枪毙。
整编前夕，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安排干部、进行分工，以及如何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当时我与刘星同志谈二团团长最好委任解庆芳为正的，孙亚诚为副的。从德高望重和建立五区抗日武装上看，孙亚诚为正团长是当之无愧的，但他年事稍高，行动迟缓，也不懂军事，解庆芳是军伍出身，正在壮年，且已发展为党员，可以任正团长。经过讨论，刘星同意这个意见。事先我早和孙亚诚老师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也是心悦诚服的。
第二天召开整编大会，并公布主要干部名单：陈伯衡任挺进队队长，刘星任政委，邹鲁风任政治主任。曹志尚任一团团长，刘星（兼任）政委；解庆芳任二团团长，孙亚诚任副团长，我任政委；郭富光任三团团长，于林甫任政委。营、连长均发委任状（从略）
中午各单位举行会餐，下午举行联欢大会，表演文娱节目，合唱《游击战》《大刀进行曲》、快板、笑林等，观众如潮。
第三天，一、二团到东平湖东整训。在部队穿上棉军装时，曾调三团过湖，但该团在二区石河王遭到东平之敌的阻击，只好又回到东平湖西活动。
同年11月，我十支队挺进队二团驻东平三区范村、后屯一带活动，因防止敌人下乡抢粮，骚扰群众，派出一营到五区活动。不料日寇以快速部队（装机车队6辆、迫击炮两门）突然窜入我第四连驻地后屯，以重机枪、迫击炮袭击四连，因我部火力不足，战斗经验少，8名战士阵亡。连长解庆云受重伤。我和二营营长李俊峰带一个连迅速增援，因日军乘坐装甲车，我部虽利用山地优势向敌人开火，但火力较差。敌人用迫击炮轰击我阵地，造成压倒我部的火力优势，我连立即沿龙王沟东山坡向南转移，并派传令兵速到范村通知团长解庆芳上山伏击敌人，这时我看到敌装甲车向范村、无盐村方向驰去，只听韩山头上枪响，估计是解庆芳团长和敌军交火了，我指挥三连迅速增援，居高临下射击敌人，打坏敌人汽车一辆，敌人仓惶逃窜，经过清理战场，我部伤亡30余人。
我们转移到四区山神庙一带休整，召开会议，总结战斗经验教训，整顿人员编制，调整枪支。决定：一要加紧练兵，学会利用地形作战，搞好情报工作； 二要提高警惕，注意布防，杜绝酗酒误事；三要派员到伤亡战士家中慰问，到岈山军队医院慰问伤病员；四要长短枪枪支作统一调整，奖励有功人员，处分犯错误的干部。
1938年11月下旬，根据上级的命令，泰西起义各部队到长清大峰山区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我东进梯队改编为六支队一团，陈伯衡任团长，刘星任政委，邹鲁风为政治处主任，杜子俭任总支书记，曹志尚任一营营长，张云峰任一营教导员，何光宇副司令员兼二营营长，张仁普任教导员。
经过整编，全部配带八路军袖章，分配各团活动地区，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我团进驻平阿山区，在半边井、王楼、小峪、夏沟、湿口山一带活动。记得泰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孙光曾到一团传达贯彻上级关于加紧建立县区乡政权，建立地方党组织，以巩固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同时与我商讨东平建党问题，认为万里调泰西特委，我又带武装离开了东平县，于林甫在部队工作，东平党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应速遴选人员，建立县委，以便开展工作。我推荐刘仲羽、强子正、赵瑞甫等同志组成中共东平县委，并由刘仲羽任书记。
在平阿山区，我们利用乡亲、同学、亲友等关系，发展党员、扩军练武，准备作战。这时，我到平阴走访了曲师同学熊善隆，动员他出来抗日，要求他在县区活动，发动抗日人员参战。我还找曲阜二师同学张庚榜、吴桐芳等 ，动员他们出来从事抗战工作。
不久，我团转入泰肥山区、东汶宁边区活动，曾拔除薛家岭伪据点，缴获长短枪30余支。又配合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拔除东平五区后围伪据点，获长枪40余支。还南渡汶河袭击了王楼伪据点，迫使汶上北部伪军向汶上县城附近龟缩。由于我八路军神出鬼没，屡克敌据点，汶河两岸及泰肥山区一时较为稳定。
1939年3月，我一团配合六八六团一部活动，驻在岔河门一带，进行练兵，提高战斗技术和经验。不料东平日军为逞其威力，于旧历2月2日晨，派一个分队，3辆装甲车，携两门迫击炮向我军驻地岔河门袭来。巧得很，这天早晨我到老家苇子河探家，刚要吃早饭，忽报鬼子汽车进西寨门，我立即跑出寨墙骑自行车迅速赶到岔河门向部队首长彭雄报警，彭雄立即率部队到西沙岗迎敌。同时我命令一营火速派两个连跑步跨越小清河，占领南堤，从左翼袭击敌人侧背。约15分钟，敌人占领了郑家海村，向我阵地开火，步枪和小炮齐发。这时，我和二营营长栗森，六八六团教导员廖XX都到阵地前沿指挥战士靠沙丘上的树林阻击敌人。敌人只是放枪放炮，不敢前进一步，廖教导员说，我们也应该炮击敌人。这时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正在我部调来炮还击敌人时，陈伯衡团长不幸中弹牺牲。敌人的紧急发炮是为了退却，因那时日本小队长龙田已被我部击毙，敌人放炮后仓惶逃遁。
陈伯衡牺牲后，在四区常庄举行追悼大会。伯衡同志谦虚恭谨，温文尔雅，遇事不骄不躁，多谋善断，措施得当，忆及之，不胜叹惋。记得他初到东平城找我时，谦虚地说：“听说你们东平知识界办起新文化书店，成立“抗日救亡协会”，出版了《抗日救亡周报》，搞得热火朝天，很有成绩，此次专为学习你们的工作经验，希望两县抗日力量互相帮助，请给介绍些工作经验。我说，欢迎指导，咱们志同道合，只要相互合作，抗日的力量将会逐渐强大。晚间，我领他到马公祠小学与万里、于林甫、赵瑞甫等会面，交谈了抗日的形势，两县的抗日力量的发展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还扯了些世界局势和抗日战争的趋势，直到深夜才休息。
由于东平、汶上抗日同志们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也就给1938年2月5日东汶两县爱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永安寺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后来十支队挺进队和东平人民抗敌自卫团合编的天然纽带。
陈伯衡同志牺牲后，刘星请求派一位红军干部来任团长。罗荣桓政委说：“有个刘继星，是个黑旋风李逵，有勇而少谋，要注意。”当时无人可派，就任命刘继星任团长了。
1939年5月，我调到泰西地委任战争动员部部长。当时张北华兼任鲁西区党委战争动员部部长，在泰西活动，张部长叫我通知各县战动部部长到泰西地委开会，传达扩军任务，到会的只有宁阳的许国。因此，北华说：“既然会开不成，你到平阴、肥城、东平去掌握一些具体情况，鼓励各县大力扩建武装，争取将地方部队输送上来，加强游击队的正规化，巩固泰西根据地，且莫延迟。1939年6月，我到达平阿山区，先在湿山口集合平阴地方干部召开会议，传达建党建军的紧急任务，又到大寨一带找到姜渭河，这时，姜渭河已发展武装100多人，编为两个连，他们要求上级的帮助。我向段君毅汇报平阿山区情况后，曾一度命令姜渭河带队到东平张家套村开会，并发给姜部步枪20余支，指示他们整顿纪律，学习老八路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在地委工作10余天，忽患盲肠炎。经医生诊断打针止痛后，认为根除的办法还是割除盲肠。经段君毅同意，给我20元去济南动手术，逢赵效三到地委联系工作，又帮我10元。恰巧左平同志去济南治疗疝气，我俩结伴而行。路过肥城县委时，遇到周持衡，他劝我们到北京协和医院就医，那里手术好，最保险。我们同意了。持衡写了信并派人转送我俩到长清，长清又派人转送济南郊区。但适逢河北闹水灾，沧州一路火车不通，就只好在济南就医。到济南齐鲁医院经医生检查，须进行手术，但要有铺保，无铺保概不收留。不得已，我们找管大同之弟管XX（在商埠开药房）各自写了铺保，住进医院。在这时找到了孙光的表弟，他是该医院的职员，请其关照。手术尚顺利，左平第8天就出院了，我在第12天上出院，我向孙光的表弟道谢后，寻原路线回泰西特委。
1940年3月初，段君毅对我说，泰西的长清、肥城已建有独立营，东平、宁阳尚未建起来，于是派我持东平独立五营政委的委任状和介绍信到东平扩建武装，并兼任东平县委武装部部长。
东平以赵效三组成的五区区队为主的基干队，因受敌人围攻，伤亡惨重，全队几乎瓦解。我找到原县武装部部长展玉璋，请他介绍一下东平的武装情况，要他召集原东平基干队的成员，结果只召集起6个人。其中，家住夏谢的一位排长还跑了。我就带领5位战士携5支步枪到东平县政府驻地大安山与县长赵瑞甫等研究建立独立五营的问题。当时都认为湖东形势恶化，敌人设立了几个据点，扩军困难。须在湖西扩军练兵，再图东进。在驻安山镇的九区区队30多人的基础上，将林茵如、赵效三领导的湖西游击队合编为五营一、二连。同时，动员八区老军人闫贵龄，五区老军人徐耕堂，在七、八、九区进行广泛宣传，招募青年参军；动员地主出枪抗日。活动范围曾到阳谷、寿张、张秋镇、黄河以西地区。5月份，建立起4个连：一连80余人，王课亭任连长；二连80余人，闫贵龄任连长；三连70多人，赵晋山任连长；四连60多人，赵乐亭任连长。
在我扩军练兵的过程中，东平湖西平静无事，而湖东地带各区均设伪据点，地方党政人员深感活动困难，迫切要求五营到湖东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抗日军政威力，保障地方党政工作顺利开展。但是，鲁西军区在东平湖西金山设军械制造修理所，后勤部长吴机章、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则认为安山镇必须派军队驻防，防御敌人入侵，保卫后勤部的安全，对我五营抓住不放，除御敌外，还常调我五营配合作战。如第一次，五营曾被调去击退东阿敌伪军，以后东阿之敌不敢南犯；第二次，马法武叛军到湖西马庄骚扰，曾思玉曾调我五营一、二连配合作战，围攻马法武部，迫使该部逃窜。
按道理五营乃东平地方武装，理应保卫地方政府（湖西3个区，湖东6个区）。经过与后勤部协商，决定暂调一、三连去湖东，二、四连以后东渡。因五营营长王课亭不肯过湖东去，曾对我说：“政委，你给我一个连来保卫安山，如若失守，就请割头示众！”我批评他说：“你是军伍出身，有些作战经验我不否认，但要看到敌我兵力优劣对比；要明确认识抗日游击战的意义和重要性，被动挨打无异自毙。”他似通未通。所以先命徐耕堂带二、三连东渡，留一、四连暂留湖西。这时四连驻东豆山守卫自己的兵工厂，同时也掩护鲁西兵工厂，稍后再去湖东。
东平日伪军得知我二、三连已过湖东，便在端午节拂晓，直逼安山镇。8时许开始炮击，我步枪火力无能为力，我带勤务员奔临前沿阵地了解情况，我滩头阵地盖沟中已有5人受重伤，均系头部。因敌人重机枪扫射，将沟上掩体全部扫光，并多处被炸毁，战士开枪时稍一露头，就遭到敌人重机枪扫射。这时，我一边组织人救护伤员，一面命王营长准备转移。我到东堤头用望远镜隔墙瞭望，所设一个班，其中一战士被炮弹炸起的土石埋住，他又爬出来，另一个受重伤，幸被战士背过小河脱险。在我方抢救伤员时，敌怕中埋伏，不敢渡河，我们用小船将伤员送往戴庙镇，敌便占领了安山镇。
在安抚烈士家属和安置伤员住院疗养后，我们总结战斗经验教训，王课亭检讨了自己的想法与实际不对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进行阵地战，而应展开游击战，打胜就打，打不胜就走，硬拼就会造成大的伤亡。
经过一段休整和安抚工作，我们向军区后勤部交待防务，后勤部送给我营手榴弹1000枚，支持我部渡湖东进。不久，我一、四连东渡作战，四连连长赵乐亭答应整理一下兵工厂再去湖东，实际上他已变心，不愿东渡作战。东平伪县长拉拢赵乐亭，委任他为九区伪区长，后被我武工队枪毙。
五营到湖东后，首先集中在东西沟流村，东、西柿子园一带山区活动。一面展开练兵活动，一面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协助地方党政干部做建党建政工作。五营还经常配合政府到王台、黄花园、北大桥一带活动，争取伪乡、村长，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时县区乡政权的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大清河北岸，除三区宿城有伪据点外，其他据点敌人均退回东平城内。7月下旬，五营两个连到大清河上游南城子、彭集一带活动，夜间便深入东平城附近的村庄：青坡、单楼、柳林一带活动。当时的伪乡村长，绝大部分能主动地与抗日政府联系，按时交给公粮。对个别坏的伪乡村长，则采取镇压的方法，如对单楼村村长就予以枪毙。
1940年9月，八路军陈士榘支队从鲁西北路过东平，他看我五营一、二连比较精练，想把这两个连收编入该支队。他找我商量，我说我个人不能作主，须请示泰西军分区研究决定才行。他答应到泰西军分区再议，好像很有把握似的，还说：“你们没有好枪先给你们一挺机枪，派两个射手和一个副营长王流水到你营工作。”我迫不及待的接受了。
东平五营有了机枪和射手，还有个久经战斗的副营长王流水，我们进攻伪据点的劲头大起来。我们侦察到汉奸焦元绅带伪军70多人（称日伪三区队）在宿城安了据点，其据点设在宿城南门里一家民房院里，设有高楼和工事，我们决定拔除这一据点。以一连围攻，四连防御截击增援之敌。是夜10点发起攻击，轻机枪压住伪军小楼火力，组织一个加强班靠近外墙投掷手榴弹，遗憾的是手榴弹大多不响，效力很小，但伪军惊慌，无力抵抗，不敢还枪，我方烧毁其大门，攻入院内，敌从楼后便门逃窜，我们将据点烧毁。
1940年8月一天晚8点，我独立五营驻东平三区响场，忽然接到泰西军分区司令员王叙坤命令，要我部急行军迅速到达平阿山区陈庄待命，我带队出发。约60里地的路程，正赶上倾盆大雨，到达梁村后，雨势更猛，且有大风，战士爬山坡，多被滑倒，有的摔伤。我决定先带一个排赶到陈庄，其他部分待雨稍停再过马凉庄山口。当我赶到陈庄见到王叙坤司令员时才知道是徐向前司令员要过东平湖西去，这时万里也在场。饭后王司令员对我说：“以后注意，执行命令要坚决，要快，不能打折扣，出了差错是要负责任的！”我立即承认了执行命令不够迅速的错误。并完成了护送徐司令员到达鲁西区党委驻地东平湖西昆山。
这个时期，东平独立五营除打击敌伪外，还时常负担护送泰西和鲁西军区过往干部和军需物资的转运工作，使运输工作得到安全保证。
1940年8月底，经东平县抗日政府要求，将五营第四连改为县政府警卫连，以刘玉容、薛继昭任正副连长。9月接泰西军分区命令，将一、二连升级编入军分区，实际上是编入陈士榘支队，到津浦路以东活动。这样东平独立五营力量就更加薄弱了。
同年11月，我调泰西军分区，不久改任地委战动部部长，东平五营由崔宜平县长担任营长，侯洁任政委。不久，朱士明任营长，徐耕堂任副营长。后来，侯洁调走。直到1941年6月，我再次被派回东平任五营政委，在平阿山区胜利突围转移到东平湖西昆山根据地。
(来源：《东平县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