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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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羽
(1914-1941)
原名刘承翱,大羊镇清水坦村人。1914年生于农民家庭。1937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平县委书记、动委会主任,泰西地区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兼《团结报》总编辑等职。
刘仲羽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刘继道,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中办起清水坦村小学。刘仲羽在校学习3年,考入尚庄小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家中藏书甚多,他涉猎群书,尤其对记述民族英雄的读物,爱不释手。16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其间,结识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师、同学,阅览了马列著作和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的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秘密领导下,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张贴标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2月,被选为济南学生代表,参加赴南京的请愿代表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在师范学习6年(中间一度辍学)。1936年任教于齐河县师范讲习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刘仲羽受党组织委派回县执教于七区田大店(现属梁山县)完全小学,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县抗日救亡协会。12月,经万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他按县工委指示,考入国民党东平县政训处,并以政训员的身份到三区工作,对国民党三区区队进行改造,促使该区队一度打起抗日旗帜。同年12月,被泰西特委任命为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时值县城沦陷,全县人民面临严重的民族灾难,他不畏艰难,勇敢地挑起重担。东平县委在刘仲羽主持下,在建党、建政、建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1939年3月,他带领县委领导干部参加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鲁西军政委员会在东平常庄召开的泰西活动分子会议,听取罗荣桓政委传达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后,他在自己家中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明确县委工作任务。4月,建立五区委员会,接着,二、三、四六区委员会相继成立。农村建立党支部31个,党员发展到273人,比他刚任职时增加百余人。
1939年5月,在五区首次建立抗日动员委员会。夏,在陈庄主持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全县其他区的动委会相继建立。8月,成立县动委会,刘仲羽当选为主任(兼职)。他深入农村,动员青年参军,除向东进支队、山东纵队六支队输送一批战士外,还组成200多人的县抗日基干大队,刘仲羽兼任政委。9月27日,刘仲羽在尚庄召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会,选举产生“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村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动员各阶层“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使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1940年4月,刘仲羽调任泰西地区总动委会副主任兼《团结报》总编辑。同年9月18日,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动委会在三区西豆山村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大会,刘仲羽徒步赶来参加。会上,他义正严辞地揭发日军侵华和残害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会后,于同来的王怀钦(县委秘书)到清水坦村,与李耀珍(三区区长)、孟升(三区抗联主任)等研究工作,不料被敌告密。“白皮红心”的地下共产党员王元江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派人送情报。因那天夜里下着大雨,道路泥泞难走,当情报由宿城分头传送到清水坦村时,伪三区区长焦元绅带领伪区队已把全村包围,正挨家挨户的搜捕。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刘仲羽、李耀珍等人不幸陷入魔掌,被五花大绑,押送至宿城游街示众。一路上,伪区队不断地用皮鞭猛抽,打得刘仲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只见他挺着胸,昂起头,迈开大步往前走,不停地奋力高呼:“我是刘仲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战争一定取得胜利!”
在狱中,日军宪兵队把刘仲羽倒悬梁头,用木棍翘开他的嘴灌辣椒水,在手心中扎铁钉,还让他坐“老虎凳”,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可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施出软计,从济宁把日伪特务尹鼎祚(外号尹大鼻子)搬来劝降。尹鼎祚自以为当过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又有日本鬼子撑腰,故装腔作势,以师生关系劝其投降,并藉此可在日寇面前显功领赏,得到提拔重用。所以,他先花言巧语,假惺惺地对刘仲羽说:“你是我的学生,怎能看你受刑丢命?只要你写份悔过书,从此跟着我干,保你前途无量。”刘仲羽怒不可遏地回答:“尹鼎祚,过去你是我的老师,现在你是汉奸、卖国贼,应该悔过的是你!人民总有一天会给你算账!”尹鼎祚枉费心机,一无所获,只好从牢房中灰溜溜地走出去。敌人岂肯罢休,又施花招,将刘仲羽父母、妻子接到城里,在狱中相见。刘仲羽安慰二老:“爹、娘,您把我从小养大,恩重如山,难尽孝道。我宁为抗战而死,也绝不做无耻的民族败类!请二老多加保重。”
刘仲羽等人被捕后,党组织委派王元江进城开展营救工作,四处找人疏通关系,买通监狱看守王庚洋,偷偷地和刘仲羽见了面,并安慰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你们”。刘仲羽目光坚定地说:“请转告党组织,我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对付敌人,决不做有愧于党的事情!”他用石子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了这样的诗句:“铁窗难锁革命志,愿将热血献人民!皮鞭棍棒何所惧,誓把地狱翻转身!”
1941年1月2日(农历庚辰年十二月初五),日军把刘仲羽、李耀珍等人绑赴县城北门外刑场。刘仲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凶残狠毒的日军瞄准枪口,罪恶的子弹喷射而出,刘仲羽慷慨就义,时年27岁。
于林甫
(1908—1942)
男,原名于瑞生,1908年12月16日出生于东平县城。1928年,于林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师范。1930年,于林甫毕业后,回到东平县城西菜园小学任教,从此开始革命活动。后调到马公祠小学。于林甫的革命活动得到东平县早期共产党员万里、董临仪、蒋典印等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1937年7月,于林甫经万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中共东平县工委成立,于林甫任组织委员。同年,工委改为县委,他任敌工部部长。在中共东平县委领导下,于林甫充分发挥抗日骨干作用,积极组织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使马公祠小学变成党领导抗日活动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逼近山东。于林甫毅然动员大妹于志坚、二妹于志强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深受于林甫爱国思想影响的三妹于志刚得知两个姐姐将要走上抗日的道路,便央求与姐姐一起去抗战,但父亲觉得小妹年龄小,不同意她去。于林甫看到小妹要求参加抗战的态度非常坚决,便说服父母,把三个妹妹一齐送上了革命征途。
1938年9月,日军侵占东平县,在各个集镇都设了敌伪据点。为了防止敌人对共产党员家人的迫害,按照党组织安排,于林甫把妻子和孩子们全送到了城南凤凰台亲戚家,又把母亲和10岁的弟弟于东岱转移到城北仓村外祖母家。
这年冬天,于林甫的妻子因病去世,一个儿子被饥饿夺去生命。这让他悲痛万分。然而,他心里清楚,全国四万万同胞,因战乱失去亲人的何止他一人!他含泪掩埋了妻儿,又将其余两个孩子托付给母亲照管,就匆忙回到工作岗位。
一天夜里,他回家探望母亲和孩子。母亲见到他便大哭起来,恳求他留在家里。此时,性格刚强的于林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眼含热泪说:“娘,我何尝不想在家孝敬老人,照顾儿女?可现在让日本鬼子闹得国破家亡。咱要救国,没有国,哪有家?”母亲听他说的有道理,犹豫了片刻说:“好,家里再苦再难,我应承,你放心走吧!”当夜,于林甫依依不舍地告别亲人,返回战斗岗位。
1941年秋,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于林甫在鲁西区党委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郓城县委任组织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当时,伪政府县长刘本功,在日本鬼子的庇护下,疯狂捕杀抗日军民,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郓城形势十分险恶。为了在困境中争取主动,郓城县委召开敌工会议,研究决定派得力干部去城东敌占区加强党在那里的斗争力量。会上,于林甫主动请求去敌占区工作,县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为他作了周密安排,此后,于林甫便以买卖人的身份,居住在黄垓村一家柴草院里。白天,他挑着担子,以卖杂货为掩护打探消息;晚上,他在村里找人聊天了解情况。很快,他便与一些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建立秘密联络站,随时将敌人的活动情况及时传送给县委。后来,于林甫被汉奸头子刘本功抓获。当得知他是中共郓城的重要人物后,刘本功求功心切,决定亲自审问,妄图从中挖出党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借机把郓城县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狡猾的刘本功摆好酒席把于林甫“请”来,故作关怀地说:“叫你老弟受惊了,还没吃饭吧?来,来,咱们吃饭,吃了饭和老弟好好谈谈。”
于林甫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一脚把桌子踢翻,冲着刘本功说:“谈抗日,我有说不完的话,要说别的,什么都没有!”刘本功被于林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目瞪口呆,但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强压着火气说:“请你来,是叫老弟帮个忙,把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计划说说,交待了,一切都好办,不交待嘛……”“不交待,不就是要杀头吗?我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死也不当汉奸,更不会帮鬼子残害我们的同胞!你不知羞耻,甘当日本人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到头来只能和侵略者一起灭亡!” 于林甫说着猛地走向前,照着刘本功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刘本功被打的恼羞成怒,暴跳了起来,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于林甫,对手下吼道:“给我拉出去!往死里打!看他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残暴的敌人对于林甫施用重刑,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在被监禁的日子里,于林甫受尽了折磨。尽管敌人施以种种酷刑,始终没有从于林甫口中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最后,刘本功无计可施,把于林甫交给了日军。1942年2月,于林甫于郓城县慷慨就义,时年34岁。
崔宜平
(1915-1942)
男,1915年,崔宜平出生于河南省兰封县(今河南兰考)一个殷实三代祖传的中医世家。自幼学习勤奋,热爱帮助家庭贫苦的同学。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读预科,后升入北平朝阳大学(今属中国人民大学)。在校期间,接触学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参与党的地下工作。在国民党的反共浪潮中,他曾两次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被审多次,却不肯吐露半句实话。狱中的艰苦生活让他疾病缠身,身患回归热病(一种寄生虫引发的传染病)的他经常大量流鼻血以及全身皮下出血,病情垂危!后来经学校、家里多方活动,才被保释出狱。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对革命事业的热情。
1936年秋,崔宜平从大学肄业,赴山东曹县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同平津流亡学生,进入山东第一巡回宣传队当教员。1937年4月受东平县政训处的邀请,同周持衡、邹鲁风等同志一起在泰西地区进行抗日宣传。
1939年初,他受泰西地委委派,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团一营教导员,在此期间他亲赴战场前线,进一步认识到形式的严峻,加强了他对革命的决心。当时地方政府上缺乏领导干部,崔宜平是地方上少有的大学生。1940年年初,他被调任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秘书,开始接触政府工作。抗日形势的快速恶化,进一步加重对他的考验。
1940年12月,崔宜平调任东平县,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时正是日伪肆虐当道的时期,县政府自6月间就已迁至山区隐蔽活动。至崔上任,县政府经常分驻在山区的东沟流、西沟流、东柿子园、西柿子园等村。至1941年1月,因为泰西军分区独立五营(东平地区主要的八路军武装)的副营长朱仕明叛变投敌,崔宜平兼任独立五营营长。在艰苦时期,全县的军政要务就全由这样一位只有25岁的年轻人承担起来。一上任,崔宜平面对的就是一个大难题,1941年3月至4月间,日伪大肆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破坏,发动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加强对根据地的扫荡、“蚕食”。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崔宜平克服了口音不同、地理人情不熟悉等困难。率领军民干部,一面粉碎日伪一次次对根据地的扫荡,保全革命力量,另一方面,身先士卒,深入基层,主动找伪乡长、村长谈话。说服、教育他们不要加害抗日工作者,要他们做“革命的两面派”,为八路军提供情报信息。这使得抗日活动在基层得以继续开展。
1941年6月17日到次年元旦,崔宜平带领县政府和县大队的部队先后三次从敌人的大规模扫荡中突围,部队辗转东平、平阴、肥城、汶上等多地,从数十倍于县队的铁壁合围中挣脱了出来。县大队在7月时有150人,至1942年1月2日只剩下40余人。
于是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只保留一个班的兵力保护县政府,坚持回到已经沦陷的东平县进行工作。为保存县大队的实力,剩余的30余人撤回到根据地内部的军分区。
崔宜平带领县政府回到已经沦陷的东平,昼伏夜出,展开秘密地下工作。1942年1月底,县委、县政府在五区的李圈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形势发展。会后,熟悉五区情况的赵效三认为李圈群众基础太薄弱,政治情况不摸底,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建议晚上马上转移。崔宜平觉得此地的工作刚有点眉目,想再多呆几天,多找几个两面村长、乡长谈谈,于是继续在李圈周围进行工作。
1942年2月25日清晨,汉奸队长孙锡元带领伪军部队三四百人包围了村子。这时崔宜平已经被枪声惊醒,正在准备撤离。伪军凶狠地打开了院门,崔宜平快速掏出手枪,向伪军打了几枪,两个伪军闪躲过去,吓得向外面跑了。崔宜平和两个警卫员冲出去,向村东面的树林里跑去。这时,住在群众家里的其他同志都一面还击一面向四面跑去,村周围响起激烈枪声。崔宜平跑到东面村外时,腿部中了一枪,敌伪军正在后面追。两个警卫员要背着他跑,他说:“我已经受伤,不行了,你们赶快跑吧!”两个警卫员坚决不走,还是说要背他。崔宜平见他们不走,对他们下达命令,说:“不跑我就打死你!这是命令!”警卫员这才一面还击一面向树林里跑去。崔宜平枪里的子弹已经只剩最后一颗了,他看着身形远去的警卫员,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已抗战到底了!”说罢,毅然举起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打了最后一枪。
这时敌伪赶到,用担架抬着昏迷濒死的崔宜平向廖村走。从李圈到廖村约四里路,待到行进到廖村,发现崔宜平已经断气了。敌人把他埋葬在五区彭集东部的小汶河河堤上。享年27岁。
梁永(1904-1927)
原名永坤,字精邦(金邦)。东平人。梁永一家,几代船民。常年的水上生活,使他无法读书,16岁还没有上学。1922年,他18岁时,“望子成龙”的父亲将他送到镇江江苏省立第九师范附属小学高小插班住读。后来他又升入镇江江淮中学、崇德中学(美国教会学校)。1925年4月,著名革命家恽代英代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赴镇江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镇江人民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深受教育。接着,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又到九师、六中听取恽代英分别作的“救国问题”“吃饭问题”的革命演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即投入镇江人民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进入南京五卅公学学习,住双龙巷2号。在五卅公学,他结识了文化震、钟天樾等许多革命青年,一起畅谈革命理想,探讨革命真理,思想进步很快。这一时期,他不仅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而且还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并经常阅读《中国青年》《通讯》等杂志、刊物。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发动工人参加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配合北伐军光复南京,中共南京地委决定调他到两浦(浦口、浦镇)地区从事工人运动。这样,他经常穿着码头工人服装,来往于市区与两浦之间,发展工会会员和党、团员,为建立市总工会做准备。1927年1月,他在南京与文化震等同时被捕。3月24日,胜利光复南京,他被释放。根据组织决定,立即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夫子庙贡院南京市总工会工作。
正当南京人民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异常恐惧,为扑灭革命的烈火,加紧了镇压革命运动的部署。4月9日下午蒋介石到南京,青帮头子、特务陈葆元,右派市党部头子达剑峰等指挥劳工总会等反动组织的百余名流氓打手,捣毁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和市总工会。10日9时,约10万群众从四面八方奔向公共体育场,参加扫清反革命派大会。温建刚、陈葆元等率领数百名流氓打手,手持武器,突然从西辕门闯入群众队伍乱打。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手持齐眉棍英勇还击。面对蒋介石的公开屠杀,中共南京地委于晚11时,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谢文锦、侯绍裘、刘重民、刘绍猷、张应春、文化震、梁永、陈君起、钟天樾等出席会议。由于事机不密,会场遭蒋介石的反动派侦缉队包围,除刘绍猷1人越墙脱险外,梁永等10位同志被捕。他被捕之后,英勇不屈,大骂蒋介石“无耻背叛中国革命”,是“新军阀、反革命”,高呼“打倒蒋介石!”虽经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得,恼羞成怒,将梁永等10位同志秘密杀害,并将他们的遗体装入麻袋,抛入秦淮河中。
李斐卿(1901-1938)
原名李文诚,彭集街道冯庄村人。自幼过着贫困的生活,少年时便到苇子河村地主家里干零活。地主家的儿子上学,他作为“伴读”常在苇子河村赵氏私立小学旁听、自学。先生徐广仁发现他聪明好学,深为喜爱,就把他当作一般学生对待。后来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东平县师范讲习所,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学习了两年,毕业后,便到苇子河村“元昌”杂货铺(该村地主投资开办的商店)当店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常外出为杂货铺采购货物、探听行情、催要债款。这期间,他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教育,逐渐萌发参加革命的要求。他经常约该村及附近村的一些小学教员到“元昌”杂货铺闲谈,了解他们对形势的看法。这些人见他忠诚厚道,办事认真,也都乐意接近他,每逢节假日,便聚在一起,畅所欲言,共同议论关于“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等国家大事。
1937年冬,中共东平县工委派共产党员强仁普到苇子河一带村庄开展建党工作,他把李斐卿列为考察、发展对象,很快吸收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从此,他真正走上革命的、报效祖国的道路。
他主动团结从北平回乡的青年学生赵效三、赵慕三兄弟(地主家庭出身,已加入“民先”组织)以及因日军飞机轰炸东平县城而停教的部分教师,共同为抗战工作出力。他提出“不能坐以待毙,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尽快发动群众”的建议,赵慕三积极响应,立即利用自己的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李斐卿则及时安排人整理成文稿,并油印成8开两面小报,每期百余份,在五区各村庄秘密散发,这一小报在当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宣传、鼓励作用。
1938年1月,根据李斐卿的表现和要求,强仁普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工作更加认真、扎实,时常机智地避开苇子河地主的监视、跟踪,深夜翻越苇子河村的高大苇子墙,冒着生命危险到周围村活动。为了开辟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县工委书记万里、工委委员于林甫、孟子明,共产党员强仁普、刘星、李冠元等同志常到这一带来。李斐卿就把自己所在的“元昌”杂货铺变成了县工委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他常以招揽顾客、洽谈业务为掩护,妥善安排、周密布置这些人的接头场所、开会地点,每次都很安全顺利。
李斐卿积极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物色培养骨干,引导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介绍朱华光等六名同志入党。1938年5月,在苇子河及附近村庄发展党员10余名,按照县工委的指示,成立东平湖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苇子河村党支部,李斐卿任支部书记。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李斐卿担负的革命工作越来越重,他既要组织安排支部党员和福利会会员的各种活动,又要迎送越来越多的过往“顾客”。1938年5月10日,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路经东平二区黄花园时,派联络员到苇子河“元昌”号找到李斐卿,李斐卿热情接待了他,并作了周密安排,让他及时同县工委接上关系,使县工委书记万里按时同郭洪涛见面,接受了省委指示。
根据郭洪涛的意见,县工委决定“元昌”杂货铺为通迅联络站,由李斐卿负责。为了加强县工委同泰西特委、鲁西区党委、郓城中心县委的通讯联络,及时传送上级文件,他无数次地来往于后亭、王古店、靳口村的三条地下交通线上。他多次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化险为夷,顺利完成通讯联络任务。
1938年9月,陈伯衡、刘星率十支队东进挺进队,张北华、何光宇率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先后进驻苇子河及附近村庄。李斐卿立即组织党员、抗战积极分子安排部队战士们的食宿,紧密配合他们的行动。同时,他向部队首长介绍了这一带群众工作的开展及抗战活动情况,反映了苇子河村反动地主埋藏枪支弹药的问题。两支部队首长听了他的回报,立即决定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起枪斗争。李斐卿首先召开党员会,进行组织发动,摸准藏枪地点,然后绘制三幅起枪路线图。他亲自参与指挥,经过一场紧张战斗,起出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武装了这两支部队。
这次起枪斗争的胜利,打开这一带抗日斗争的局面,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教育和鼓舞,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李斐卿抓住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动参工作,使一批青年农民报名参军。
1938年10月6日,是李斐卿遇难的日子。这一天,汶上一股日伪军窜入东平境内,到苇子河村一带大肆骚扰,乱杀无辜。李斐卿闻讯,首先组织群众向大清河以北山区转移,然后携带长枪一支匆忙离开“元昌”杂货铺。途中,他同五区人民抗敌自卫队的长枪班长周茂田相遇,二人商定到四区去找部队。路经后屯村时,遇上被收编的一支队伍,潜伏在该部的坏分子董汉卿、李渊吉借口护送他们,行至地势险要的龙王沟时,董、李突然开枪,将李斐卿打死,将周茂田打伤,抢走枪支。李斐卿壮志未酬,被坏人杀害,时年37岁。
李耀珍(1909-1941)
原名李玉璞,男,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大羊镇龙山屯村人。出身农民家庭。幼年在尚庄小学读书,后考入县立初级中学。1935年毕业后,到后亭小学教书。1937年转入本村小学任教。他教学认真,思想进步,助人为乐,在学生和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忧国忧民,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动员委员会。1939年任三区区委书记。同年9月,当选为三区抗日区长。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7个乡、40多个村建立了抗日政权,有20多个村成立了青抗先、儿童团、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扩大抗日力量。建立党支部,培养吸收李庆顺、王忠林、李灿华、李灿琪、李灿明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在全区征集柴粮,支援抗日队伍。建立了50多人的抗日区队,经常昼伏夜出,袭击日伪据点,掩护抗日干部,为八路军运送物资。南至宿城、范村、后屯、北至大羊,西至金山口村,形成了地下交通网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可靠的地下联络员。实行单线联系,暗号接头,严格保密,为三区乃至全县的抗日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9月18日,李耀珍到清水坦小学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次日拂晓,被三区伪区队包围,他和刘仲羽等不幸被捕,押送至宿城游街示众,皮鞭抽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汉奸焦元申耀武扬威的说:“李耀珍,你是三区区长,我也是三区区长。此时此刻你有啥感想?”李耀珍回答:“你怎么能和我相比?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我是抗日人民的区长。总有一天人民要审判你(1948年焦元申在尚庄被人民政府处决)。在州城日军宪兵队的监狱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敌人又施出阴谋,把日伪特务尹鼎祚从济宁搬回来,以师生关系,花言巧语劝其投降。结果,被李耀珍骂了个狗血喷头。敌人岂肯罢休,又施花招,胁迫其妻刘氏带着孩子在狱中相见。李耀珍对妻子表示:“我决不背叛党,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把两个孩子哺养成人。”敌人枉费心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遂起杀心。1941年1月2日,李耀珍在州城北门外慷慨就义,时年32岁。葬于东平街道龙山屯村。
何春尧(1908-1943)
曾用名何春田、何尧,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期间,化名何子成、何自成、何志成。回族,州城街道西门村人。在青岛出生,先在青岛上小学,后回家乡在西菜园小学、书院高等小学堂读书。1923年,考入日本人作校董的济南东鲁中学,1928年“五三”惨案,何春尧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罪行,义愤填膺,毅然离校回乡,在州城真武庙发起反日运动会,抵制日货,张贴标语,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29年秋,他离开家乡,考入青岛大学。
30年代初,何春尧出国留学,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读书,学习世界语,后加入世界环游团,到过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
1933年至1937年,他辗转回到青岛,在青岛一处中学任教。1938年,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9年冬,到达重庆,以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活动。1941年8月,由重庆抵达银川,公开的身份是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先生从重庆聘请来的教师,担任该校事务主任兼高中一年级历史、地理课。他的真实身份是党组织派到宁夏的特派员。何春尧到校后,经常联系进步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宣传世界语,讲柴门霍夫的生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等。在课下,秘密向一些进步学生传阅《新华日报》《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呐喊》《阿Q正传》和世界语书刊《暴风雨下的低语》《中国报道》《中国世界语者》等书刊。为了应付特务搜查,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是炼钢铁的技术书籍,把《夏伯阳》包上书皮,写成《瞎白眼》,像本通俗小说。
何春尧是研究推广世界语的学者,是世界语协会的成员。到宁夏中学后,与教导主任兼英语教师王植先先生结为至交,团结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学生,创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在推广世界语的同时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结交许多朋友。其中有宁夏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宁夏回协干事长刘柏石(山东人),还通过关系,结识了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五夫人邹德一,请她担任宁夏世界语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还请一位蒙古族同胞教他学蒙古语,为进入内蒙古做准备。1942年暑假将至,他所担任的课程讲完之后,即带着刘柏石的介绍信,以考察地理为由,进入了内蒙古巴彦浩特旗(当时称定远营)。
何春尧的活动,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进行的,是正大光明的。但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常派特务跟踪,后由于叛徒告密,于1942年8月,被国民党宁夏省调查处统计室和省联合督查处逮捕。
被捕后,何春尧遭受了竹签、拔筋床、背花等酷刑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只字未供”。特务曾使用软的手段,谈话的方式诱供,何春尧理直气壮地答复说:“世界语是一种学术,我们研究世界语不算违法,我去克十滩那是一种游历,不算什么罪过”。
在监狱里,何春尧既遭刑摧残,又遭饥饿折磨。为吃饭,几次寄出明信片,向朋友借钱,都没有办到。但他仍忍着伤痛、饥饿,鼓励共患难的同志、朋友说“我们要坚韧些,牺牲个人的一切不算什么,要坚决服从总的利益”。他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一些宪兵和其他同难人,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尊敬,增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恨。1943年4月17日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以“共党头目”“西北特派员”的罪名,动用两班宪兵警戒,将何春尧和毛英华、刘斐、陈硕夫4人残害于银川市城隍庙后。何春尧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卒年35岁。
李茂亭(1899-1947)
男,汉族,东平街道宿城村人。生前系宿城村农会委员,翻身主任,宿城东门村翻身大队组长。1947年,被敌人杀害。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1945年至1946年间,李茂亭任宿城村农会大队组长,翻身委员。1945年,李茂亭亲自主持批斗本村大地主李明寿大会,并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李明寿被斗后逃往济南,组织同乡会,并任宿城区难民代表。1947年敌人占领东平,李明寿即令其侄李体阶、李体杰、李体彬等还乡,对本村农会干部、翻身积极分子进行报复。是年6月,三区区长带领伪区队到宿城村抢粮,李茂亭牵着毛驴躲避到虹桥村,听说还乡团吃完早饭后撤回东平城里,李茂亭便牵着毛驴回村,被地主侯延纪告密,伪区大队逮捕了李茂亭,押往东平城里。7月,李明寿亲令伪区大队长徐广举(李明寿的妻侄),在东平县城将李茂亭杀害。
许庆芳(1918-1947)
女,汉族,大羊镇大羊村人,生于驻驾村(现属东平街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苦难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坚强刚毅的性格。1936年11月,嫁到大羊村,1944年任大羊村妇救会主任;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春,任三区妇救会副主任。在任职期间,她带领广大妇女为抗战工作和土改工作做出了贡献。1947年10月,还乡团头子徐传道率部袭击大羊村,她不幸被捕,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最后壮烈牺牲。
许庆芳结婚后常走娘家。在娘家,受到家人及进步妇女参加革命工作的影响,参加村妇救会组织的识字班,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参加拥军支前活动。1944年,她担任大羊村妇救会主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妇救会的工作。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带领妇救会的同志发动全村贫雇农与几十户地主进行了说理算帐斗争,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罪行,倒回了地租。她还带领全村妇女开展放足剪发、破除迷信等反封建活动。1945年带领村妇救会的同志昼夜进行宣传鼓动,动员100多名青壮年参军; 她还组织妇女做鞋、碾米、磨面,支援前线,为军属家拉犁耕地、扶耧下种、锄耘收割。在她的领导和带动下,大羊村的拥军支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常受到上级表扬。
1945年春,许庆芳调到三区抗联工作,先后任区抗联干部、区妇救会副主任。这一年,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经常活动在三区北部的大羊、丁坞、马楼、李大羊、冯大羊等村,领导这一带村庄的反奸诉苦和土地改革运动。她走村串户,到苦大仇深的农民家里进行思想发动,并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到各村宣传共产党土地改革政策,解除农民的思想顾虑。在大羊村,她带领农救会、妇救会斗争了地主侯家十大院,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在土改复查斗争中,她又组织大羊村群众批斗侯昭芬、侯庆军等恶霸地主,并将斗争出的房屋、浮财分给群众。
1947年10月6日深夜,侯昭芬、侯庆军在其主子徐传道的指示下,率还乡团100余人袭击了大羊村,大肆搜捕党员、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当时,许庆芳因病住在姐姐家,未来得及转移,即遭逮捕。惨无人道的敌人,首先将赤身露体的许庆芳抬到大街上。她拖着虚弱的病体,咬紧了牙关,强忍着敌人的百般凌辱。天亮后,这群魔鬼又用铁丝捆住她的双脚,拖在马车后,送往宿城。在30多里的沙石路上,马车时快时慢。许庆芳的皮肉被磨烂了,浑身鲜血淋漓,面目不清,既没有听到她的呼喊声,也没有听到她的呻吟声,只有凶狠的敌人发出的狰狞笑声。到了宿城后,她已昏死过去,万恶的敌人用冷水泼醒她,又对她进行审讯,逼问大羊村共产党员名单及下落,她十分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敌人连续七天严刑逼供,一次竟毒打200军棍,几次将她打得死去活来,但她至死不屈。敌人的一切幻想都落空了。
许庆芳被捕后,党组织曾派一名同志去看望,她强忍着伤痛对那位同志说:“请你转告党组织,我知道怎样对付敌人。我不行了,我的女儿交给党组织,希望她长大成人,为党工作……”。13日,敌人终于下了毒手,将其推入坑内活埋。
陈乐航(1918-1945)
原名李广汉,东平街道古台寺村人,生于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二区抗日区长。1945年3月20日晚,他带着13名同志在双塔村召开干部会议,被平阴县据点的敌人发觉,把双塔村包围。由于敌众我寡,三次突围未成。陈乐航决定让同志们分散隐蔽,乘机突围。他占据一座高房,引诱敌人,牵制火力,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而自己却负伤被俘。敌人先以高官厚禄诱其投降,后用酷刑摧残。陈乐航遍体鳞伤,上肢折断。但他坚贞不屈,骂不绝口。敌人伎穷,最后在平阴县城南门外,用铡刀把陈乐航铡为三段,时年27岁。后尸体拉回,葬于东平街道古台寺村。
程玉强 (1972-2005)
男,汉族,1972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东平县公安局民警。1997年9月9日,东平湖一渔霸手执凶器企图制造事端,程玉强挺身而出,冲上前去将其扑倒,保护了群众安全。2003年9月7日,接山镇下遂城村两户人家因争集市摊位而引发纷争,双方各纠集几十人准备械斗。程玉强和战友们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当事人苦口婆心地讲法明律、分析后果,最后双方心服口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械斗发生。第二天,他对此事仍不放心,又来到双方家中劝说,力促矛盾和解,最终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又重归于好。2005年5月,公安部通缉的一东北流窜犯逃到接山镇,正在家中休班的程玉强得知情况后,主动请缨,和战友们一起设卡布控,经过三个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发现该流窜犯的踪迹,又是他第一个冲在前面将犯人擒获。是年9月3日零点10分,东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指挥调度台接到报警:在接山镇政府东约1500米处,有个司机被刺伤,请求救助。程玉强和4名民警迅速赶往出事现场,在漆黑的夜里搜索。犯罪嫌疑人被发现后立即朝树林中逃窜。“哪里逃!”程玉强大吼一声,一个前扑将其摔倒在地。搏斗中,穷凶极恶的歹徒将一把尖刀捅进程玉强的腹部,鲜血顿时喷涌而出,瞬间染红了他全身的衣服和身下的土地,战友们火速将程玉强送到东平县人民医院,组织精干的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由于他肠、脾、胰腺等多处被刀子击穿,终因失血过多献出宝贵生命。2005年10月18日,中共东平县委授予程玉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6年8月17日,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2006年9月4日,被山东省公安厅追记“个人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