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颜真卿作 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令后世高山仰止。 颜真卿实现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 一、艺术成就 (一)楷书 从总体成就来看,唐朝书法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文人楷书。而颜真卿创造的“颜 体”楷书,正是文人楷书的卓越代表。 楷书经隋代的迁延, 唐初欧(阳询) 、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的加工改造, 虽然各具面貌,但并未脱出王羲之父子的胎息。时至中唐,文学艺术新思想勃起,才人辈出,书学也 如日中天。颜真卿革故鼎新,融会秦汉的郁勃神韵、两晋的古朴优美、北朝的雄浑气质、唐初的秀逸 风雅、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祛尽虞、褚娟娟之习,一改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的 圣教书风,创造出大气磅礴、雄强博大、丰伟遒劲、浑厚朴茂的“颜体”,把楷书书法艺术推向了新 的高峰。“颜体”集魏晋以来诸家之大成。所以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 诗, 格力天纵, 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苏轼文集》卷六九 《书唐氏六家书后》)又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文集》卷 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颜体”楷书有以下特点: 在笔法上,除运指外,悬腕时加强腕力、臂力的作用,使用外拓笔法,贯注篆籀气息,巧妙运用 藏锋和中锋,着力于点划的起止,使点划更具节奏感。转折时提笔中含暗过,造成“折钗股”、“屋 漏痕”的笔画形态,如锥划沙,如印印泥,以显笔画的厚重感和力量感。横轻竖重、横细竖粗,轻细 者笔画圆劲,粗重者筋骨内含,给人以浮雕感。 在结体上,唐初以前各家都有左紧右舒、右肩稍耸的特点,字形呈欹侧之势,以表现灵巧潇洒的 风姿。“颜体”改变了欹侧的结构,平划宽结,左右对称,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力求饱满,因而 具有庄重正大、浑厚雄伟的气度。左右的重点竖画,向内略带弧形, 呈包围之势,似拉满的弓驽, 包含了巨大的弹力, 使得整个结构更加圆紧遒劲、 气势开张。所以米芾说:“颜真卿如项羽按剑, 樊哙排突,硬驽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米芾《海岳名言》)颜书的结体还有不同 的意趣: 一是重心居中, 形体多为方形;一是重心偏上,字形多偏长。前一种如《麻姑仙坛记》、 《颜氏家庙碑》。后一种较多,如《东方朔画赞碑》、《颜勤礼碑》等。重心居中的,视觉上感到重 量下压,显出较多的拙朴意趣;重心偏上的,形体高大俊美,于雄浑中显出研丽之色。 在墨法上,唐初各家不论正楷、行书,一概追求高华秀润,显得灵动姿媚。颜书运墨却苍润兼施, 行草书更间有渴笔,很能表达质朴而豪迈的气概。清王澍评论颜书时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 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 为其难。”(《竹云题跋》) 颜真卿传世的碑版文稿,大、中、小三样字体俱全,正、草、行三种书法齐备,风貌种种,各不 相同。其楷书风格因时因地因情而变。一般来说,《颜勤礼碑》丰神饱满,用笔奇伟;《大唐中兴颂》 意气风发,宏伟浑厚;《颜氏家庙碑》大书深刻,庄重遒劲,综合成颜真卿刚健雄浑的代表书风,然 而其中也不免时时透露出风雅秀逸的气韵;《宋广平碑》宽博疏朗,方正虚和;《麻姑仙坛记》虽无 雄浑之气,却持重舒和,秀逸超举,神采顿殊。这既说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是不断地随着他年岁的 增长、笔力的老劲、技艺的熟练、书写经验的积累、表现手法的丰富而逐渐炉火纯青,人书俱老,也 说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风格常常因为书写内容的不同,书写情绪和目的、对象的差异,产生着各种不 同的艺术效果。同时,还由于书写方法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颜真卿善写大字,撮管悬腕,粗锋饱墨, 如意挥洒,各具神态。 今人马宗霍评价说: 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生, 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起八代之衰者。”(《书林藻鉴》)汉、晋古法,至颜一变。 颜真卿变法的成功,具有震撼书史的伟大意义。至此,“二王”所确立的那种以“韵”为最高境 界的观念,已失去了独尊的地位。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异军突起,雄峙千古,与“二王”同为千古 绝唱。 (二) 行草书 唐代书法艺术在重视法度的同时, 强调个性创造和性灵表现。“法”的齐备, “情”的渲泄,是唐代书风的两大倾向。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等人的“尚法” 和张旭、怀素等人的“尚情”之作,是唐代书风的典范。而颜真卿兼及两极。 颜真卿的楷书,如正德君子立于庙堂之上,有衣冠庄重、气度肃穆之气象。他的行草书,则有驰 骋挥戈、拔剑起舞的叱咤气概,造诣极深,自有境界,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既不同于六朝那种超逸 优游、风行雨散的行书,也不同于张旭、怀素的惊电飞流、龙奔蛇突的狂草。颜真卿往往融楷隶篆籀 于行草中,运用中锋、藏锋、转锋于线条内,取笔画的苍劲奇崛,得字形的诡异飞动,化墨色的浓淡 枯润,去挥发豪放雄健的英气。 颜真卿的行草书, 流传下来的数量不算很多, 据历史学家蒋星煜说:可考者有38件(见其专著 《颜鲁公之书学》 )。朱关田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共收入30件(包括墨迹和刻帖) 。 这些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见于著录最早的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修书帖》,最晚的是其被 害前的《奉命帖》(公元783年)。从字体看,行楷书与行草书参半。 对颜真卿的行草书,历代书家评价极高。苏轼曾说:“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 (《论书》)明项穆说:“颜清臣虽以清楷知名,实过厚重。若其行真如《鹿脯帖》,行草如《争坐 位帖》、《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鲁公之 行草,率更之真书,长史之飞草,所谓出类拔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书法雅言》)清杨守敬 在《学书迩言》中说:“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争坐位帖》)为创格,绝对姿媚,独标古劲。 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 上。 ”连对颜体楷书持否定态度的米芾也认为“颜鲁公行字可教”。他对 《争坐位帖》推崇之至,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 在于此书。”(《海岳名言》) 从历代书家评论看,颜真卿的行草书代表作品有《祭侄季明文稿》(公元758年)、《祭伯父文 稿》(公元758年)、《争坐位帖》(公元764年)、《与蔡明远帖》(公元759年) 、《送刘太冲序》 (公元772年)、《刘中使帖》(公元775年)、《送裴将军诗》(无年月)等。其特点有三:一是用 笔奇特,用笔中含有篆籀气韵,改方为圆,前锋外拓,富有弹性,与王羲之用笔迥异。二是结体自然, 无雕琢痕迹,舒和遒劲,自然朴实。三是字势英爽,一点一画顾盼有情,丰丽超动,神采焕发。 颜真卿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 , 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诗 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书迹其情”这种文学艺术的表现规律。 二、创作历程 颜真卿在吐露风华的青少年时代,秉承家教,涵养书学;在壮室之季,向张旭请教过“如何齐于 古人”的问题。经过三四十年的磨练,稍成自己的风格。继之又以二三十年的锤炼充实,使得“颜体” 形神兼备,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颜真卿书法艺术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融铸了三种意境。 (一)前期 五十岁以前。表现出的意境是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初步确立“颜体”风格。 如果以天宝初年,张旭授笔法于颜真卿为一个界线,在此以前他尚在艰苦的摸索阶段,传世之作鲜见, 今知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所写的《张仁蕴德政碑》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摩崖书法禾山 石“龙溪”二字等。此时颜真卿在书学方面已有相当的修养,对张旭的考问对答如流。以后经过多年 的刻苦磨砺, 在天宝十一载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年) 书有《郭虚已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等。天宝十三载(公元 754年) 又有传世名作《东方朔画赞碑》 及《碑阴记》 等。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反, 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与叛军作战,无暇顾及笔砚艺事。 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上是“颜体”的初步形成时期。从《多宝塔碑》等 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真卿追求用笔的沉着、雄毅,以劲健立骨体,敷以较厚的血肉;结体上整 密、端庄、沉稳,由瘦长变为方正;在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这一阶段,颜真卿追 求“雄”中有“媚”的境界,“点画皆筋骨”,“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在这一时期,他基本上 专门攻习真书和行草书,虽有篆书、隶书之作,并不多见。颜真卿的这一书风,是从初唐而来,又脱 出初唐轨辙,自立一家面目。 (二)中期 从50岁后至65岁,表现出的意境是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在这一过程中颜真卿 大胆变法, 自出新意, 使“颜体”形神兼具,日臻成熟。其间作品有《谒金天王神祠题记》(公元 758年)、《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 (公元758年) 、《鲜于氏离堆记》(公元762年)、《韦缜 碑》(公元763年)、《郭氏家庙碑》(公元764年) 、《颜秘监碑铭》(公元765年)、《颜允南碑》 (公元769年)、《颜乔卿碑》(公元769年)、《逍遥楼刻石》(公元770年)、《殷践猷碑》(公 元770年)、《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公元771年)、《麻姑仙坛记》(公元771年)、《大唐中兴 颂摩崖》 (公元771年) 、《颜含大宗碑》(公元771年)、《宋广平碑》(公元772年) 、 《重 建颜含碑》 (公元772年) 、《八关斋会报德记》(公元772年)、《臧怀恪碑》(公元772年)、 《元结墓碑》(公元772年)等。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以后接二连三地遭贬,颜真卿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生活 方式的频繁转换,人生苦辣酸甜的体验,使颜真卿对艺术的体味更为丰富和深刻。颜真卿将生活的复 杂感情“一寓于书”,反复锤炼,练形炼神,终至成熟。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 力,取篆籀笔法,圆转藏锋,中锋涩进,如印印泥。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错综对比方法,直画则 成弓弩蓄势之形。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 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 在结体上,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 像篆、隶书一样,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 宕取秀逸。 至此,颜真卿一改初唐以来的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宜; 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颜体”基本成熟。 (三)后期 在65岁以后,表现出的意境是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 一日有一日的进境,一碑存一碑的异彩。此时期的作品有《干禄字书》(公元774年) 、 《颜杲卿 碑》 (公元774年)、《妙喜寺碑》 (公元774年) 、《李玄靖碑》(公元777年)、《颜勤礼碑》 (公元779年)、《扶风王马璘碑》(公元779年) 、《颜氏家庙碑》(公元780年)、《颜氏告身》 (公元780年)、《奉命帖》(公元783年)、《移蔡帖》(公元785年)等。 这一时期,颜真卿步入自己人生的晚年。历经四朝的政治风云,六七十年来的人事纷披,基于对 儒、释、道各家的深刻认识,颜真卿对生命与书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因此,在其点画撇捺中,既留着 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火焰;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 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的光辉。如在《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典型碑刻中,颜书在老辣 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 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至此意境,其书如老干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支争发,生 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