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颜真卿作
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令后世高山仰止。
颜真卿实现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
一、艺术成就
（一）楷书 从总体成就来看，唐朝书法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文人楷书。而颜真卿创造的“颜
体”楷书，正是文人楷书的卓越代表。
楷书经隋代的迁延， 唐初欧（阳询） 、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的加工改造，
虽然各具面貌，但并未脱出王羲之父子的胎息。时至中唐，文学艺术新思想勃起，才人辈出，书学也
如日中天。颜真卿革故鼎新，融会秦汉的郁勃神韵、两晋的古朴优美、北朝的雄浑气质、唐初的秀逸
风雅、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祛尽虞、褚娟娟之习，一改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的
圣教书风，创造出大气磅礴、雄强博大、丰伟遒劲、浑厚朴茂的“颜体”，把楷书书法艺术推向了新
的高峰。“颜体”集魏晋以来诸家之大成。所以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
诗， 格力天纵， 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苏轼文集》卷六九
《书唐氏六家书后》）又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文集》卷
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颜体”楷书有以下特点：
在笔法上，除运指外，悬腕时加强腕力、臂力的作用，使用外拓笔法，贯注篆籀气息，巧妙运用
藏锋和中锋，着力于点划的起止，使点划更具节奏感。转折时提笔中含暗过，造成“折钗股”、“屋
漏痕”的笔画形态，如锥划沙，如印印泥，以显笔画的厚重感和力量感。横轻竖重、横细竖粗，轻细
者笔画圆劲，粗重者筋骨内含，给人以浮雕感。
在结体上，唐初以前各家都有左紧右舒、右肩稍耸的特点，字形呈欹侧之势，以表现灵巧潇洒的
风姿。“颜体”改变了欹侧的结构，平划宽结，左右对称，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力求饱满，因而
具有庄重正大、浑厚雄伟的气度。左右的重点竖画，向内略带弧形， 呈包围之势，似拉满的弓驽，
包含了巨大的弹力， 使得整个结构更加圆紧遒劲、 气势开张。所以米芾说：“颜真卿如项羽按剑，
樊哙排突，硬驽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米芾《海岳名言》）颜书的结体还有不同
的意趣： 一是重心居中， 形体多为方形；一是重心偏上，字形多偏长。前一种如《麻姑仙坛记》、
《颜氏家庙碑》。后一种较多，如《东方朔画赞碑》、《颜勤礼碑》等。重心居中的，视觉上感到重
量下压，显出较多的拙朴意趣；重心偏上的，形体高大俊美，于雄浑中显出研丽之色。
在墨法上，唐初各家不论正楷、行书，一概追求高华秀润，显得灵动姿媚。颜书运墨却苍润兼施，
行草书更间有渴笔，很能表达质朴而豪迈的气概。清王澍评论颜书时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
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
为其难。”（《竹云题跋》）
颜真卿传世的碑版文稿，大、中、小三样字体俱全，正、草、行三种书法齐备，风貌种种，各不
相同。其楷书风格因时因地因情而变。一般来说，《颜勤礼碑》丰神饱满，用笔奇伟；《大唐中兴颂》
意气风发，宏伟浑厚；《颜氏家庙碑》大书深刻，庄重遒劲，综合成颜真卿刚健雄浑的代表书风，然
而其中也不免时时透露出风雅秀逸的气韵；《宋广平碑》宽博疏朗，方正虚和；《麻姑仙坛记》虽无
雄浑之气，却持重舒和，秀逸超举，神采顿殊。这既说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是不断地随着他年岁的
增长、笔力的老劲、技艺的熟练、书写经验的积累、表现手法的丰富而逐渐炉火纯青，人书俱老，也
说明颜真卿的书法艺术风格常常因为书写内容的不同，书写情绪和目的、对象的差异，产生着各种不
同的艺术效果。同时，还由于书写方法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颜真卿善写大字，撮管悬腕，粗锋饱墨，
如意挥洒，各具神态。
今人马宗霍评价说： 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生，
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起八代之衰者。”（《书林藻鉴》）汉、晋古法，至颜一变。
颜真卿变法的成功，具有震撼书史的伟大意义。至此，“二王”所确立的那种以“韵”为最高境
界的观念，已失去了独尊的地位。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异军突起，雄峙千古，与“二王”同为千古
绝唱。
（二） 行草书 唐代书法艺术在重视法度的同时， 强调个性创造和性灵表现。“法”的齐备，
“情”的渲泄，是唐代书风的两大倾向。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等人的“尚法”
和张旭、怀素等人的“尚情”之作，是唐代书风的典范。而颜真卿兼及两极。
颜真卿的楷书，如正德君子立于庙堂之上，有衣冠庄重、气度肃穆之气象。他的行草书，则有驰
骋挥戈、拔剑起舞的叱咤气概，造诣极深，自有境界，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既不同于六朝那种超逸
优游、风行雨散的行书，也不同于张旭、怀素的惊电飞流、龙奔蛇突的狂草。颜真卿往往融楷隶篆籀
于行草中，运用中锋、藏锋、转锋于线条内，取笔画的苍劲奇崛，得字形的诡异飞动，化墨色的浓淡
枯润，去挥发豪放雄健的英气。
颜真卿的行草书， 流传下来的数量不算很多， 据历史学家蒋星煜说：可考者有38件（见其专著
《颜鲁公之书学》 ）。朱关田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共收入30件（包括墨迹和刻帖） 。
这些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见于著录最早的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的《修书帖》，最晚的是其被
害前的《奉命帖》（公元783年）。从字体看，行楷书与行草书参半。
对颜真卿的行草书，历代书家评价极高。苏轼曾说：“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
（《论书》）明项穆说：“颜清臣虽以清楷知名，实过厚重。若其行真如《鹿脯帖》，行草如《争坐
位帖》、《祭侄帖》，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鲁公之
行草，率更之真书，长史之飞草，所谓出类拔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书法雅言》）清杨守敬
在《学书迩言》中说：“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争坐位帖》）为创格，绝对姿媚，独标古劲。
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 上。 ”连对颜体楷书持否定态度的米芾也认为“颜鲁公行字可教”。他对
《争坐位帖》推崇之至，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
在于此书。”（《海岳名言》）
从历代书家评论看，颜真卿的行草书代表作品有《祭侄季明文稿》（公元758年）、《祭伯父文
稿》（公元758年）、《争坐位帖》（公元764年）、《与蔡明远帖》（公元759年） 、《送刘太冲序》
（公元772年）、《刘中使帖》（公元775年）、《送裴将军诗》（无年月）等。其特点有三：一是用
笔奇特，用笔中含有篆籀气韵，改方为圆，前锋外拓，富有弹性，与王羲之用笔迥异。二是结体自然，
无雕琢痕迹，舒和遒劲，自然朴实。三是字势英爽，一点一画顾盼有情，丰丽超动，神采焕发。
颜真卿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 ， 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诗
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书迹其情”这种文学艺术的表现规律。
二、创作历程
颜真卿在吐露风华的青少年时代，秉承家教，涵养书学；在壮室之季，向张旭请教过“如何齐于
古人”的问题。经过三四十年的磨练，稍成自己的风格。继之又以二三十年的锤炼充实，使得“颜体”
形神兼备，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颜真卿书法艺术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融铸了三种意境。
（一）前期 五十岁以前。表现出的意境是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初步确立“颜体”风格。
如果以天宝初年，张旭授笔法于颜真卿为一个界线，在此以前他尚在艰苦的摸索阶段，传世之作鲜见，
今知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所写的《张仁蕴德政碑》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的摩崖书法禾山
石“龙溪”二字等。此时颜真卿在书学方面已有相当的修养，对张旭的考问对答如流。以后经过多年
的刻苦磨砺， 在天宝十一载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年） 书有《郭虚已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等。天宝十三载（公元
754年） 又有传世名作《东方朔画赞碑》 及《碑阴记》 等。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反，
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与叛军作战，无暇顾及笔砚艺事。
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上是“颜体”的初步形成时期。从《多宝塔碑》等
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真卿追求用笔的沉着、雄毅，以劲健立骨体，敷以较厚的血肉；结体上整
密、端庄、沉稳，由瘦长变为方正；在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这一阶段，颜真卿追
求“雄”中有“媚”的境界，“点画皆筋骨”，“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在这一时期，他基本上
专门攻习真书和行草书，虽有篆书、隶书之作，并不多见。颜真卿的这一书风，是从初唐而来，又脱
出初唐轨辙，自立一家面目。
（二）中期 从50岁后至65岁，表现出的意境是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在这一过程中颜真卿
大胆变法， 自出新意， 使“颜体”形神兼具，日臻成熟。其间作品有《谒金天王神祠题记》（公元
758年）、《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 （公元758年） 、《鲜于氏离堆记》（公元762年）、《韦缜
碑》（公元763年）、《郭氏家庙碑》（公元764年） 、《颜秘监碑铭》（公元765年）、《颜允南碑》
（公元769年）、《颜乔卿碑》（公元769年）、《逍遥楼刻石》（公元770年）、《殷践猷碑》（公
元770年）、《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公元771年）、《麻姑仙坛记》（公元771年）、《大唐中兴
颂摩崖》 （公元771年） 、《颜含大宗碑》（公元771年）、《宋广平碑》（公元772年） 、 《重
建颜含碑》 （公元772年） 、《八关斋会报德记》（公元772年）、《臧怀恪碑》（公元772年）、
《元结墓碑》（公元772年）等。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以后接二连三地遭贬，颜真卿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生活
方式的频繁转换，人生苦辣酸甜的体验，使颜真卿对艺术的体味更为丰富和深刻。颜真卿将生活的复
杂感情“一寓于书”，反复锤炼，练形炼神，终至成熟。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
力，取篆籀笔法，圆转藏锋，中锋涩进，如印印泥。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错综对比方法，直画则
成弓弩蓄势之形。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
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
在结体上，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
像篆、隶书一样，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
宕取秀逸。
至此，颜真卿一改初唐以来的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宜；
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颜体”基本成熟。
（三）后期 在65岁以后，表现出的意境是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
一日有一日的进境，一碑存一碑的异彩。此时期的作品有《干禄字书》（公元774年） 、 《颜杲卿
碑》 （公元774年）、《妙喜寺碑》 （公元774年） 、《李玄靖碑》（公元777年）、《颜勤礼碑》
（公元779年）、《扶风王马璘碑》（公元779年） 、《颜氏家庙碑》（公元780年）、《颜氏告身》
（公元780年）、《奉命帖》（公元783年）、《移蔡帖》（公元785年）等。
这一时期，颜真卿步入自己人生的晚年。历经四朝的政治风云，六七十年来的人事纷披，基于对
儒、释、道各家的深刻认识，颜真卿对生命与书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因此，在其点画撇捺中，既留着
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火焰；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
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的光辉。如在《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典型碑刻中，颜书在老辣
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
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至此意境，其书如老干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支争发，生
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