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至1990年,曲阜市 (县) 委在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领导全市 (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终 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6年到1949年9月, 曲阜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经过严峻的 考验, 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1946年4月,曲阜县委建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斗争,使广大贫雇农倒出了苦水, 分得了斗争果实。 7月以后,国民党还乡团活动猖獗,到处制造袭击、暗杀事件。县 委组织各级武装力量分头进行清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治安。1947 年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县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率 领全县党政机关、武装人员进行战略转移,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不久,县委又带领部 分武装返回, 在东部山区与敌人辗转斗争。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解放曲阜后,县 委立即发动全县人民运粮草,修铁路,抬担架,全力支援兖州、济南、淮海等重大战 役。 1949年2月,县委抽调70余名党政干部,组成1个县委,7个分区委领导班子,跟 随部队南下接收新区。春季出现灾荒,县委组织大批党政干部深入基层,及时把救济 粮、款发放到户,并带领群众搞好春耕春种和副业生产,使全县人民战胜了灾荒。 1949年10月至1952年,县委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使 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县委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人民群众开始参政议政,成了国家的主人。乡政委员会,各群众团体也陆续建 立起来。年底,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至翌年底结束,有2.8万余户贫苦农民分得 了土地,在经济上得到翻身。1951年先后在全县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广 大群众都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保卫新政权。1952年,又领导了“三反”、“五反”运 动,进一步端正了机关作风,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达到4093.1万元(按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1949年增长42.5%,年递增12. 5%。 1953年至1957年,县委以主要精力抓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53年,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全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冬,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执行国家的统 购统销政策。 1954年春,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52处。1956年春,“三大 改造” 形成高潮,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98.8%,加入手工 业合作社的从业者达到从业人数的95%,加入公私合营的商户达到商户总数的94%, 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312万元,比1952 年增长29.8%。年递增6.7%。1957年春,全县少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社员闹社事 件,县委组织各级干部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既说服教育,又解决实际问题, 很快稳定了社员情绪。 7月,全县发生特大水灾,受灾面积达38万多亩,县委组织干 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减少了经济损失。是年冬,金乡县被淹的万余灾民 到达曲阜,县委有计划地进行分散安置,使其渡过了难关。 1958年到1966年4月, 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曲 折发展的过程。 1958年6月,县委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广 泛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急于求成的思 想指导下, “大跃进”的局面开始在各条战线形成。9月上旬,全县实现了“人民公 社化”,接着,是大炼钢铁、大办教育、大办民兵师、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等运 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 起来,工作上发生严重的失误。1959年春因生活困难,大批青壮年外流,不少干部群 众得了水肿病。为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县委采取了发救济粮、拨救济款等措施,稳 定了群众的情绪。9月,学习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后,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并错误地批判了一批同志。 是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929.3万元,比1956年下降40%。 1960年春,群众生活继续困难。9月,响应中共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 县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第一线,参加并指导生产。同年冬,县委贯彻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补足社员自留地, 落实养猪政策,恢复集市贸易等。1962年,县委进行工业调整;为在1958年“拔白旗”,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继续做好精简职工和减 少城镇人口工作。是年,农业总产值4366.8万元,比1959年增长49%。1963年3月, 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 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得到了继续发扬。下半年,县委组织县社干部先后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称“小四清”),解决了 生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1964年冬,省委组织万余人的工作团进驻曲阜,进 行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运动开始, 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了敌我界限。1965年1月, 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达后, 运动气氛开始缓和,大多数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1965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 业学大寨运动,开展治山治水,整平土地等,当年,农业总产值达到7051.8万元,比 1962年增长6l%, 年递增17.3%,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39.5万元,比1962年增长 67.9%, 年递增18.8%。 1966年春, 县委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制定在曲阜创建 “样板县” 的实施方案,从“吃、穿、住、用、行、学、文、医”8个方面提出奋斗 目标,并采取插标布点的方法,在全县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不久,方案的实施为 “文化大革命”所打断。 1966年6月,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的大 字报后,曲阜部分中等学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对教师进行批斗。为维护学校秩序, 县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学校。8月,又根据中央的部署而撤出。9月,学校红卫兵开始 走向社会进行串连,县委按照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号召工人、农 民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11月,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战斗兵团”头头谭厚兰等人 到曲阜“讨孔”,提出“彻底砸毁孔家店”的口号。为保护文物古迹,县委及时向国 务院请示汇报,并组织城关群众严密看管。年底,出现“罢官风”、“游街风”,层 层揪斗领导干部, 使县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4月,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 委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9年10月,中共曲阜县革命委员会核心 领导小组建立后,工作仍然在“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上运行。1971年底,中共曲阜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曲阜县第四届委员会。这届县委利用批判林彪反 党集团的有利时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修水库、打机井、治涝洼 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也陆续恢复工作。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 动中,“造反派”又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县委领导人,使刚刚稳定的形势一度又发生 混乱。1975年冬,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组织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工 程,经过3冬春的大干,整治山区梯田5万余亩。同期,曲阜的工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77年,县委组织力量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1978年,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 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 至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337万元,比1965年增长 141%,年递增7%。 1979年至1990年,市(县)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的方针,各项事业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年,县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 神,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入80年代,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鼓励社员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村体制进行改革,撤销了人民公社及下属生产大 队建制,恢复乡、村行政建制。在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五讲、四美、 三热爱”活动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等工作中均取得显著成绩。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41021万元,比1978年增长112%,年递增11.4%。1986年,曲阜县改市后, 市委重点抓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业、商业战线上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 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在农业战线上推行第二步改革,完善各项服务体系。城市建设、 旅游、交通等业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还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注重进行 思想教育, 国民经济仍然能持续稳步地增长,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754 万元,比1985年增长116%,年递增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