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方式
一、背包袱、吃劳金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昌邑华侨多为背包袱吃劳金者。所谓“背包袱”，是指将丝绸、花边、台布之类包成包袱，背在肩上，走街穿巷，四处叫卖的行业。每年春节之后，国内一些财东便雇请一名最信任的人当掌柜，再由掌柜雇用数名青壮年去国外背包袱，每月由掌柜从所得利润中拿出几块大洋（3至10块不等）付给背包袱者作为劳金，其余大部，则由财东与掌柜按四、六或三、七分红。
背包袱、吃劳金的伙计，生活极为艰难。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风俗不懂，生意难做。每日早出晚归，沿街叫卖，所得的钱当晚与掌柜结清。一旦货物推销不好，赚钱少了，轻则受斥责辱骂，重则被解雇。另外，其人身安全亦无保障。如果在受雇期间，发生伤亡、病故、被害等意外，财东只须付给家属很少的钱即可了结。他们还将此种规定具结文书送县备案或立碑刻石为证。1921年，县内几名财东就曾买通县知事公署，在王耨村头立一座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石碑，将此规定刻于碑上。其大意为吃劳金者如有死亡，财东付给了了可数的一点钱，便“两断藤葛，永无纠缠”。当地群众将此碑称做吃劳金者的卖身契。
二、当苦力、做船工 华侨中一部分人，既无资金又无生意可做，为了维持生活，便靠一技之长，干起木工、瓦工、鞋匠及其它修理行业，或到当地人开的店铺中当雇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商船转为军备运输船，需要许多海员。外国人怕危险，多数不愿干。一些无路可走的华侨，为了温饱和活命，只好冒险当船工。这些华人船工，只能干简单的维修、油漆、炊事、搬运等苦力活，终日辛苦劳累，工资收入却十分菲薄。大战期间，船只航运时常被炸沉，船工生命随时都有危险，而走头无路的华侨当船工的却仍然很多。当时，仅在英国船上当船工的昌邑华侨就有近百人。
三、小本经商与合资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货来源中断，华侨以“背包袱”为主的经商活动在南洋各国难以维持，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寻找新的出路。一部分“掌柜的”与国内失掉联系后，既无国货可卖，又无很多的资金，就凭着很少的本钱，购进当地产品，进行小本经商，以求蝇头微利，聊供糊口。他们中多数人，为弥补资金不足，便多人集股，合资经营，开设饭馆、杂货店、洗衣店等，虽无大利可图，亦可维持生活。丁立通、刘化春、宋述英3人，就曾合资开设杂货店，1年盈利3万元（印度币）。
巨资经商 1942年前，部分华侨与国内失掉了联系，原属国内财东的大批货物归其所有。他们便以这批货物为资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中国货在市场上大量减少，货价猛涨（如在斯里兰卡，当时中国货价格上涨15倍），给了他们以赚取大利的机会，他们在资金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再购进当地产品经销，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资本越来越雄厚，再加上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良好的经商信誉，事业不断发展，以致成为巨富，有的甚至成为对居住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百万富翁。
华裔教育
昌邑华侨多系贫苦子弟，出国时文盲半文盲甚多，艰辛的国外谋生道路，使他们饱尝了没有文化，受人欺凌的苦头。富裕的望子成龙，欲将子女培养成具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干材，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贫寒的想让子女有文化有知识，出人头地，不再重蹈父辈卖苦力，当店员，受人驱使，为人欺压的老路。因此，他们经济条件略有好转时，即不遗余力送子女入校攻读。有的甚至不惜巨资，送子女出国深造，据近几年调查，昌邑华侨的子女很多达到了大学毕业程度，有的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
附表25—3
表25—3 昌邑县华侨部分知识分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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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位或职称 │居住国 │原籍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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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川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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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景 │男 │博士 │美国 │都昌镇铁匠营村 │1983年病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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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生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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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林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都昌镇大埠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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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官俊 │男 │工程师 │美国 │龙池乡东白塔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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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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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普化 │男 │生物学博士 │美国 │南逄乡徐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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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青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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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梅 │女 │教授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次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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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花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三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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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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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元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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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盛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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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化南 │男 │设计师 │加拿大 │南逄乡徐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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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年 │男 │硕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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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成 │男 │博士 │加拿大 │南逄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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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春 │男 │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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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应元 │男 │硕士 │加拿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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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清 │女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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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川 │男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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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红 │女 │博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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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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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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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
华侨、外籍华人及华裔，为了更好地立足海外，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侨团组织，以便相互联系，互济共存，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山东公会 1946年4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立，以昌邑、平度、潍县籍的华侨为主体。公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2人，理事若干人。历任会长、副会长如下。
附表25—4
表25—4 印度尼西亚华侨山东公会历任会长、副会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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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长 │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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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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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7 │王子久 │昌邑县夏店村人 │高以秋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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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52 │高希秋 │平度人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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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6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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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8 │卢建奎 │昌邑县卜庄村人 │崔功尧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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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 │张洪奎 │烟台人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
┃ │ │ ├───────────┼─────────────┨
┃ │ │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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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7 │宁祥雨 │平度人 │高祥年 │昌邑人 ┃
┃ │ │ ├───────────┼─────────────┨
┃ │ │ │刘书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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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曾筹资赞助办“群送小学”1处。1967年4月，会长宁祥雨被害，公会被印尼政府取缔。
二、同乡会 1957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成立。历任会长有徐学文（昌邑县卜庄村人）、刘延亭（昌邑县陆庄村人）、孙承光（平度人）等。
三、山东同乡会 1934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是孟买较大的侨团组织。50年代会员有500余人，昌邑县旅居孟买的华侨多数参加了这一组织。该会工作人员均不住会，各自尽义务工作。历任会长、副会长有：李殿英（昌邑县西马埠村人）、王振兴（潍县人）、滕洪吉（潍县人）、刘效扬（昌邑县人）、王维祺（潍县人）、刘华春（昌邑县双台村人）、滕洪书（潍县人）、赵寿春（潍县人）、丁立通（昌邑县北裴村人）等。1962年印度排华时，该会被迫停止活动。
该会团结华侨，为抗战募捐，兴办学校，处理华侨事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会让五星红旗高高瓢扬在异国蓝天。1952年，该会积极协助中国工业品展览会在孟买举行，全力以赴，做出了卓越成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扬。1953年，中国大型文化展览在孟买举办时，该会群策群力，使展览会圆满成功。会馆还发动捐资筹办华侨学校1处（6个班300多名学生），并积极协助中国驻孟买领事馆，走访华侨住户，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四、山东同业公会 1953年在印度加尔各达成立，以昌邑华侨为主体，会长徐明山（昌邑县岞埠村人），副会长贾建堂。后改名为山东同乡会，会长王永光（潍县人）、副会长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
五、南洋华北同乡会 1935年由李铁岑、夏连淞、夏连潘、刘江清（均昌邑人）等23人在新加坡发起，下设3个分会。1937年11月17日，新加坡政府批准为合法社团，会所设在大坡海山街。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会员积极募捎，支援抗战。1960年新加坡共和国诞生后，开始筹建该会纪念馆，1970年将圣汤玛士路16号风景楼顶部作为永久会所，装修布置，供人瞻仰。
六、山东华侨公会 1937年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成立，首届会长唐效敏（昌邑县双台乡人）、秘书金德升（昌邑县金家庄人）。历届会长有：徐高亭（昌邑县岞埠村人）、高建宾（昌邑县高侯村人）等，1940年因战乱该会被迫停止活动。1948年，改为山东同乡会，会长高建宾、副会长齐秋芳、徐云亭（昌邑县岞埠村人）、秘书金德升。
排华事件
196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掀起一次巨大的排华浪潮，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并派出4条大型客轮赴印尼，往返接运回11万华侨。昌邑县接受印尼归侨25名，并认真做了安置。
1962年前后，印度当局疯狂地排华，中国政府几次提出严正抗议，并对归侨进行了妥善安置。至1963年底，全县接受归侨68人。
1966年9月30日夜，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旅印尼华侨进行突然袭击，许多华侨会馆被砸烂，华侨商店被烧毁，华侨学校被取缔，昌邑籍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向印尼当局几次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承担一切后果。
附：一个归侨的自述
我叫于振修，原籍昌邑县后埠村。1937年随舅父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去印度背包袱，先后辗转孟买、加尔各达、门德拉斯、葛伦堡等地，1962年被印度当局无理驱逐回国。
1960年，印度政府有计划地反华、排华。秋，全印发行的《每日新闻》报第一版突然刊登了“旅印华侨于振修与其夫人朱永美必须于一周内离开葛伦堡”的驱逐令。这一消息，顿使我全家哗然失色。在此之前，已闻印度其他地区常有无理驱逐华侨的事件发生，但在葛伦堡这个小山城，限期驱逐华侨毕竟还是第一次。
在一周内要想清理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商业财产（一个百货店，一个鞋店），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们一直按规定经商，从未触犯印度政府的任何法规。在当地侨团组织的支持下，我没有理会他们，以抵制其无理行为。几天后，葛伦堡警察局再次电话通知我去领取驱逐令，并限期24小时内离开该地。
我和妻子在警察局里据理力争，请他们说明驱逐的理由，拿出违法的证据。他们拿不出半点证据来，只是反复质问：你们经常去中国使馆葛伦堡商务代办处干什么？与侨团组织有哪些联系？与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刘维泰是什么关系？对此，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做为一个侨民，到自己国家的驻外使馆参加正当的茶话会，电影招待会有何不可？所谓侨团活动，不仅中国侨民有，英国、日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侨民也有，都没有违背当地法规，又有何不可？和刘维泰的关系，就象你们也有亲戚一样，是正当的社会关系，这有什么可谈？然而，他们的排华目的已定，无论怎样说，都是徒劳的。他们理屈辞穷，故意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要我们请律师打官司，二是“蹲班房”受审。律师与当局串通一气，怎肯为我们中国人说话？和当局打官司，又怎能打得赢？至于蹲班房，这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污辱！为了免遭危险，我匆忙将家产委托当地一家华人出卖，全家只带着部分衣物，离开葛伦堡，去了达吉岭，伺机再做交涉。
在达吉岭，当地侨团组织帮助我们住进一所处于半停顿状态的华人学校。一个月后又至加尔各达，找到中国驻加市领事馆，决定同印度当局再次进行交涉。明知官司很难打赢，但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这口气也要打。结果打了一年半马拉松式的官司，化了不少冤枉钱，仍然“败诉”。此时，印度全国排华局势更加严重，华侨大人小孩出门都有人盯梢，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在领事馆的安排下，我们一家老小五口，于1962年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受到了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孩子上了学，我和妻子都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们夫妇都已退休，儿女们也都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我经常告诫他们要积极工作，报效祖国。也时常想念侨居印度时的邻居们，更希望印度当局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第二节 海外生活
视图
谋生方式
一、背包袱、吃劳金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昌邑华侨多为背包袱吃劳金者。所谓“背包袱”，是指将丝绸、花边、台布之类包成包袱，背在肩上，走街穿巷，四处叫卖的行业。每年春节之后，国内一些财东便雇请一名最信任的人当掌柜，再由掌柜雇用数名青壮年去国外背包袱，每月由掌柜从所得利润中拿出几块大洋（3至10块不等）付给背包袱者作为劳金，其余大部，则由财东与掌柜按四、六或三、七分红。
背包袱、吃劳金的伙计，生活极为艰难。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风俗不懂，生意难做。每日早出晚归，沿街叫卖，所得的钱当晚与掌柜结清。一旦货物推销不好，赚钱少了，轻则受斥责辱骂，重则被解雇。另外，其人身安全亦无保障。如果在受雇期间，发生伤亡、病故、被害等意外，财东只须付给家属很少的钱即可了结。他们还将此种规定具结文书送县备案或立碑刻石为证。1921年，县内几名财东就曾买通县知事公署，在王耨村头立一座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石碑，将此规定刻于碑上。其大意为吃劳金者如有死亡，财东付给了了可数的一点钱，便“两断藤葛，永无纠缠”。当地群众将此碑称做吃劳金者的卖身契。
二、当苦力、做船工 华侨中一部分人，既无资金又无生意可做，为了维持生活，便靠一技之长，干起木工、瓦工、鞋匠及其它修理行业，或到当地人开的店铺中当雇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商船转为军备运输船，需要许多海员。外国人怕危险，多数不愿干。一些无路可走的华侨，为了温饱和活命，只好冒险当船工。这些华人船工，只能干简单的维修、油漆、炊事、搬运等苦力活，终日辛苦劳累，工资收入却十分菲薄。大战期间，船只航运时常被炸沉，船工生命随时都有危险，而走头无路的华侨当船工的却仍然很多。当时，仅在英国船上当船工的昌邑华侨就有近百人。
三、小本经商与合资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货来源中断，华侨以“背包袱”为主的经商活动在南洋各国难以维持，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寻找新的出路。一部分“掌柜的”与国内失掉联系后，既无国货可卖，又无很多的资金，就凭着很少的本钱，购进当地产品，进行小本经商，以求蝇头微利，聊供糊口。他们中多数人，为弥补资金不足，便多人集股，合资经营，开设饭馆、杂货店、洗衣店等，虽无大利可图，亦可维持生活。丁立通、刘化春、宋述英3人，就曾合资开设杂货店，1年盈利3万元（印度币）。
巨资经商 1942年前，部分华侨与国内失掉了联系，原属国内财东的大批货物归其所有。他们便以这批货物为资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中国货在市场上大量减少，货价猛涨（如在斯里兰卡，当时中国货价格上涨15倍），给了他们以赚取大利的机会，他们在资金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再购进当地产品经销，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资本越来越雄厚，再加上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良好的经商信誉，事业不断发展，以致成为巨富，有的甚至成为对居住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百万富翁。
华裔教育
昌邑华侨多系贫苦子弟，出国时文盲半文盲甚多，艰辛的国外谋生道路，使他们饱尝了没有文化，受人欺凌的苦头。富裕的望子成龙，欲将子女培养成具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干材，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贫寒的想让子女有文化有知识，出人头地，不再重蹈父辈卖苦力，当店员，受人驱使，为人欺压的老路。因此，他们经济条件略有好转时，即不遗余力送子女入校攻读。有的甚至不惜巨资，送子女出国深造，据近几年调查，昌邑华侨的子女很多达到了大学毕业程度，有的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
附表25—3
表25—3 昌邑县华侨部分知识分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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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位或职称 │居住国 │原籍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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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川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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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景 │男 │博士 │美国 │都昌镇铁匠营村 │1983年病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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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生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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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林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都昌镇大埠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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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官俊 │男 │工程师 │美国 │龙池乡东白塔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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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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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普化 │男 │生物学博士 │美国 │南逄乡徐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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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青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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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梅 │女 │教授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次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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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花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三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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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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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元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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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盛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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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化南 │男 │设计师 │加拿大 │南逄乡徐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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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年 │男 │硕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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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成 │男 │博士 │加拿大 │南逄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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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春 │男 │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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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应元 │男 │硕士 │加拿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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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清 │女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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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川 │男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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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红 │女 │博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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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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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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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
华侨、外籍华人及华裔，为了更好地立足海外，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侨团组织，以便相互联系，互济共存，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山东公会 1946年4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立，以昌邑、平度、潍县籍的华侨为主体。公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2人，理事若干人。历任会长、副会长如下。
附表25—4
表25—4 印度尼西亚华侨山东公会历任会长、副会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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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长 │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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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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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7 │王子久 │昌邑县夏店村人 │高以秋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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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52 │高希秋 │平度人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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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6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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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8 │卢建奎 │昌邑县卜庄村人 │崔功尧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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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 │张洪奎 │烟台人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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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宁祥雨 │平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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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7 │宁祥雨 │平度人 │高祥年 │昌邑人 ┃
┃ │ │ ├───────────┼─────────────┨
┃ │ │ │刘书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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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曾筹资赞助办“群送小学”1处。1967年4月，会长宁祥雨被害，公会被印尼政府取缔。
二、同乡会 1957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成立。历任会长有徐学文（昌邑县卜庄村人）、刘延亭（昌邑县陆庄村人）、孙承光（平度人）等。
三、山东同乡会 1934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是孟买较大的侨团组织。50年代会员有500余人，昌邑县旅居孟买的华侨多数参加了这一组织。该会工作人员均不住会，各自尽义务工作。历任会长、副会长有：李殿英（昌邑县西马埠村人）、王振兴（潍县人）、滕洪吉（潍县人）、刘效扬（昌邑县人）、王维祺（潍县人）、刘华春（昌邑县双台村人）、滕洪书（潍县人）、赵寿春（潍县人）、丁立通（昌邑县北裴村人）等。1962年印度排华时，该会被迫停止活动。
该会团结华侨，为抗战募捐，兴办学校，处理华侨事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会让五星红旗高高瓢扬在异国蓝天。1952年，该会积极协助中国工业品展览会在孟买举行，全力以赴，做出了卓越成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扬。1953年，中国大型文化展览在孟买举办时，该会群策群力，使展览会圆满成功。会馆还发动捐资筹办华侨学校1处（6个班300多名学生），并积极协助中国驻孟买领事馆，走访华侨住户，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四、山东同业公会 1953年在印度加尔各达成立，以昌邑华侨为主体，会长徐明山（昌邑县岞埠村人），副会长贾建堂。后改名为山东同乡会，会长王永光（潍县人）、副会长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
五、南洋华北同乡会 1935年由李铁岑、夏连淞、夏连潘、刘江清（均昌邑人）等23人在新加坡发起，下设3个分会。1937年11月17日，新加坡政府批准为合法社团，会所设在大坡海山街。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会员积极募捎，支援抗战。1960年新加坡共和国诞生后，开始筹建该会纪念馆，1970年将圣汤玛士路16号风景楼顶部作为永久会所，装修布置，供人瞻仰。
六、山东华侨公会 1937年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成立，首届会长唐效敏（昌邑县双台乡人）、秘书金德升（昌邑县金家庄人）。历届会长有：徐高亭（昌邑县岞埠村人）、高建宾（昌邑县高侯村人）等，1940年因战乱该会被迫停止活动。1948年，改为山东同乡会，会长高建宾、副会长齐秋芳、徐云亭（昌邑县岞埠村人）、秘书金德升。
排华事件
196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掀起一次巨大的排华浪潮，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并派出4条大型客轮赴印尼，往返接运回11万华侨。昌邑县接受印尼归侨25名，并认真做了安置。
1962年前后，印度当局疯狂地排华，中国政府几次提出严正抗议，并对归侨进行了妥善安置。至1963年底，全县接受归侨68人。
1966年9月30日夜，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旅印尼华侨进行突然袭击，许多华侨会馆被砸烂，华侨商店被烧毁，华侨学校被取缔，昌邑籍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向印尼当局几次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承担一切后果。
附：一个归侨的自述
我叫于振修，原籍昌邑县后埠村。1937年随舅父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去印度背包袱，先后辗转孟买、加尔各达、门德拉斯、葛伦堡等地，1962年被印度当局无理驱逐回国。
1960年，印度政府有计划地反华、排华。秋，全印发行的《每日新闻》报第一版突然刊登了“旅印华侨于振修与其夫人朱永美必须于一周内离开葛伦堡”的驱逐令。这一消息，顿使我全家哗然失色。在此之前，已闻印度其他地区常有无理驱逐华侨的事件发生，但在葛伦堡这个小山城，限期驱逐华侨毕竟还是第一次。
在一周内要想清理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商业财产（一个百货店，一个鞋店），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们一直按规定经商，从未触犯印度政府的任何法规。在当地侨团组织的支持下，我没有理会他们，以抵制其无理行为。几天后，葛伦堡警察局再次电话通知我去领取驱逐令，并限期24小时内离开该地。
我和妻子在警察局里据理力争，请他们说明驱逐的理由，拿出违法的证据。他们拿不出半点证据来，只是反复质问：你们经常去中国使馆葛伦堡商务代办处干什么？与侨团组织有哪些联系？与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刘维泰是什么关系？对此，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做为一个侨民，到自己国家的驻外使馆参加正当的茶话会，电影招待会有何不可？所谓侨团活动，不仅中国侨民有，英国、日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侨民也有，都没有违背当地法规，又有何不可？和刘维泰的关系，就象你们也有亲戚一样，是正当的社会关系，这有什么可谈？然而，他们的排华目的已定，无论怎样说，都是徒劳的。他们理屈辞穷，故意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要我们请律师打官司，二是“蹲班房”受审。律师与当局串通一气，怎肯为我们中国人说话？和当局打官司，又怎能打得赢？至于蹲班房，这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污辱！为了免遭危险，我匆忙将家产委托当地一家华人出卖，全家只带着部分衣物，离开葛伦堡，去了达吉岭，伺机再做交涉。
在达吉岭，当地侨团组织帮助我们住进一所处于半停顿状态的华人学校。一个月后又至加尔各达，找到中国驻加市领事馆，决定同印度当局再次进行交涉。明知官司很难打赢，但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这口气也要打。结果打了一年半马拉松式的官司，化了不少冤枉钱，仍然“败诉”。此时，印度全国排华局势更加严重，华侨大人小孩出门都有人盯梢，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在领事馆的安排下，我们一家老小五口，于1962年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受到了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孩子上了学，我和妻子都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们夫妇都已退休，儿女们也都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我经常告诫他们要积极工作，报效祖国。也时常想念侨居印度时的邻居们，更希望印度当局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