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侨务
第一节 溯源与分布
昌邑是山东省华侨最多的县份之一。早在清朝末年,随着柳疃丝绸业的兴盛,县内不少人迫于生计,背起丝绸包涉洋经商,成为昌邑县第一批华侨。以后,为逃避战乱和挣脱贫困,出国谋生者渐增,20世纪30年代末最多。
下北洋 19世纪50年代,昌邑县即有人下北洋(俄罗斯),这些人多因生活贫困,先离乡闯关东(东北),尔后经崴子(海参威)到毛斯嘎瓦(莫斯科)做小买卖,以谋生计。据查,仅双台乡岞埠村,当时就有100余人。此后,为谋生路,下北洋者屡有增加。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取代沙皇统治,旧货币作废,又限制私人经商,一些华侨便弃商归国,其中少数人东渡日本。至此,县内再下北洋者近乎绝迹。
下南洋 昌邑人下南洋经商者由来已久。双台乡岞埠村徐忠绍、徐长庚、徐为征等人,早在1853年即去新加坡做生意,距今已有130余年。
清末民初,县内丝绸业日益兴盛,柳疃绸被烟台、上海的洋商运销国外,颇受欢迎。于是洋行便来昌邑大量购买,转销国外市场,从中牟取暴利。县内许多人目睹此景,不甘受外商控制,便纷纷背起丝绸包远涉重洋,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直接向当地土著兜售,下南洋的华侨人数便不断增加。抗日战争期间,战乱频仍,兵匪为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年轻人远涉重洋,出国谋生。据南逄乡调查,日军侵华后的3年中,全乡每年有近百人出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阻断,乡音隔绝,南洋华侨有家难归,只好定居国外。从此,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袭,至今已历数代。
港、澳、台同胞移居国外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大陆,逃往台湾。县内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也随之逃台。他们当中,除少数人继续混迹军政界外,大多数人从事商业活动,通过旅游、经商、考察、研读、探亲及其它渠道,纷纷离台外流,定居国外。
港澳同胞中,不少人经过多年的辛勤经营,事业上得以发迹,经营范围逐渐伸向东南亚及欧美各国。为保障其事业得以巩固和发展,他们不断送子女出国深造,年深日久便在国外打下了雄厚的人力、财力基础,成为一代较有实力的华侨。
海外投亲 旅居海外的华侨,有的年事已高,多年经营的事业又后继无人,部分人想回国定居,但偌大家产不能带回,他们不愿把终生操劳所得弃之国外,便千方百计从国内寻找亲人,前往继承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华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出国投亲者日多。据统计,自1979年至1985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县内出国投亲定居者已达48人。@6364592975495111703831879
分布与国籍
一、分布 19世纪末叶,昌邑华侨少数旅居俄国,多数分布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到20世纪50年代,海外华侨分布更加广泛。据1956年不完全统计,昌邑县在外华侨共有1327人,其中印度尼西亚528人,印度473人,锡兰(斯里兰卡)95人,苏联77人,马来西亚58人,缅甸35人,菲律宾29人(其中吕宋岛24人),英国8人,日本6人,美国5人,埃及3人,巴基斯坦3人,蒙古2人,伊朗1人,捷克斯洛伐克1人,澳大利亚1人,朝鲜1人,东非洲1人。至1984年8月,全县在外华侨计有1116户,7674人,其中男4285人,女3389人,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
二、国籍 建国前,由于中国和侨居国的国籍法不同(中国采用血统主义,许多国家则采用出生地主义),致使华侨多为双重国籍。
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谋求解决双重国籍问题,鼓励华侨自愿选择居住国国籍。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后,为华侨取得居住国国籍创造了条件。因而,近几年昌邑华侨有80%以上加入了外国籍(多为二、三代),称为外籍华人,只有少数老年华侨仍保留中国国籍。
近几年,移居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昌邑华侨较多。他们往往长者经商,子女求学,流动较大,一家人分散于几个国度。不少国家又允许侨民加入本国国籍,从而造成了一家人多种国籍的现象。
第二节 海外生活
谋生方式
一、背包袱、吃劳金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昌邑华侨多为背包袱吃劳金者。所谓“背包袱”,是指将丝绸、花边、台布之类包成包袱,背在肩上,走街穿巷,四处叫卖的行业。每年春节之后,国内一些财东便雇请一名最信任的人当掌柜,再由掌柜雇用数名青壮年去国外背包袱,每月由掌柜从所得利润中拿出几块大洋(3至10块不等)付给背包袱者作为劳金,其余大部,则由财东与掌柜按四、六或三、七分红。
背包袱、吃劳金的伙计,生活极为艰难。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风俗不懂,生意难做。每日早出晚归,沿街叫卖,所得的钱当晚与掌柜结清。一旦货物推销不好,赚钱少了,轻则受斥责辱骂,重则被解雇。另外,其人身安全亦无保障。如果在受雇期间,发生伤亡、病故、被害等意外,财东只须付给家属很少的钱即可了结。他们还将此种规定具结文书送县备案或立碑刻石为证。1921年,县内几名财东就曾买通县知事公署,在王耨村头立一座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石碑,将此规定刻于碑上。其大意为吃劳金者如有死亡,财东付给了了可数的一点钱,便“两断藤葛,永无纠缠”。当地群众将此碑称做吃劳金者的卖身契。
二、当苦力、做船工 华侨中一部分人,既无资金又无生意可做,为了维持生活,便靠一技之长,干起木工、瓦工、鞋匠及其它修理行业,或到当地人开的店铺中当雇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商船转为军备运输船,需要许多海员。外国人怕危险,多数不愿干。一些无路可走的华侨,为了温饱和活命,只好冒险当船工。这些华人船工,只能干简单的维修、油漆、炊事、搬运等苦力活,终日辛苦劳累,工资收入却十分菲薄。大战期间,船只航运时常被炸沉,船工生命随时都有危险,而走头无路的华侨当船工的却仍然很多。当时,仅在英国船上当船工的昌邑华侨就有近百人。
三、小本经商与合资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货来源中断,华侨以“背包袱”为主的经商活动在南洋各国难以维持,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寻找新的出路。一部分“掌柜的”与国内失掉联系后,既无国货可卖,又无很多的资金,就凭着很少的本钱,购进当地产品,进行小本经商,以求蝇头微利,聊供糊口。他们中多数人,为弥补资金不足,便多人集股,合资经营,开设饭馆、杂货店、洗衣店等,虽无大利可图,亦可维持生活。丁立通、刘化春、宋述英3人,就曾合资开设杂货店,1年盈利3万元(印度币)。
巨资经商 1942年前,部分华侨与国内失掉了联系,原属国内财东的大批货物归其所有。他们便以这批货物为资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中国货在市场上大量减少,货价猛涨(如在斯里兰卡,当时中国货价格上涨15倍),给了他们以赚取大利的机会,他们在资金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再购进当地产品经销,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资本越来越雄厚,再加上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良好的经商信誉,事业不断发展,以致成为巨富,有的甚至成为对居住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百万富翁。
华裔教育
昌邑华侨多系贫苦子弟,出国时文盲半文盲甚多,艰辛的国外谋生道路,使他们饱尝了没有文化,受人欺凌的苦头。富裕的望子成龙,欲将子女培养成具有高深科学文化知识的干材,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贫寒的想让子女有文化有知识,出人头地,不再重蹈父辈卖苦力,当店员,受人驱使,为人欺压的老路。因此,他们经济条件略有好转时,即不遗余力送子女入校攻读。有的甚至不惜巨资,送子女出国深造,据近几年调查,昌邑华侨的子女很多达到了大学毕业程度,有的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
昌邑县华侨部分知识分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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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位或职称 │居住国 │原籍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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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川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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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景 │男 │博士 │美国 │都昌镇铁匠营村 │1983年病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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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生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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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林 │男 │建筑工程师 │新加坡 │都昌镇大埠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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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官俊 │男 │工程师 │美国 │龙池乡东白塔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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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 │男 │博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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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普化 │男 │生物学博士 │美国 │南逄乡徐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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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青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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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梅 │女 │教授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次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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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花 │女 │博士 │加拿大 │东冢乡北王家庄 │王之信之三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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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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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元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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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盛 │男 │设计师 │马来西亚 │宋庄乡王珂村 │李德官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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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化南 │男 │设计师 │加拿大 │南逄乡徐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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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年 │男 │硕士 │美国 │南逄乡刘家北逄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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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成 │男 │博士 │加拿大 │南逄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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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新春 │男 │工程师 │新加坡 │围子镇东邵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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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应元 │男 │硕士 │加拿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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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清 │女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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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川 │男 │硕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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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红 │女 │博士 │美国 │李家埠乡徐家鄑水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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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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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华 │男 │硕士 │缅甸 │双台乡西永安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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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
华侨、外籍华人及华裔,为了更好地立足海外,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侨团组织,以便相互联系,互济共存,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山东公会 1946年4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立,以昌邑、平度、潍县籍的华侨为主体。公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2人,理事若干人。历任会长、副会长如下。
印度尼西亚华侨山东公会历任会长、副会长一览表
时间
会长
副会长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1946—1947
王子久
昌邑县夏店村人
高以秋
平度人
1948—1952
高希秋
平度人
宁祥雨
平度人
1953—1956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宁祥雨
平度人
1956—1958
卢建奎
昌邑县卜庄村人
崔功尧
平度人
1958—1959
张洪奎
烟台人
任铭东
昌邑县卜庄村人
宁祥雨平度人
1960—1967
宁祥雨
平度人
高祥年
昌邑人
刘书法
该会曾筹资赞助办“群送小学”1处。1967年4月,会长宁祥雨被害,公会被印尼政府取缔。
二、同乡会 1957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成立。历任会长有徐学文(昌邑县卜庄村人)、刘延亭(昌邑县陆庄村人)、孙承光(平度人)等。
三、山东同乡会 1934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是孟买较大的侨团组织。50年代会员有500余人,昌邑县旅居孟买的华侨多数参加了这一组织。该会工作人员均不住会,各自尽义务工作。历任会长、副会长有:李殿英(昌邑县西马埠村人)、王振兴(潍县人)、滕洪吉(潍县人)、刘效扬(昌邑县人)、王维祺(潍县人)、刘华春(昌邑县双台村人)、滕洪书(潍县人)、赵寿春(潍县人)、丁立通(昌邑县北裴村人)等。1962年印度排华时,该会被迫停止活动。
该会团结华侨,为抗战募捐,兴办学校,处理华侨事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会让五星红旗高高瓢扬在异国蓝天。1952年,该会积极协助中国工业品展览会在孟买举行,全力以赴,做出了卓越成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扬。1953年,中国大型文化展览在孟买举办时,该会群策群力,使展览会圆满成功。会馆还发动捐资筹办华侨学校1处(6个班300多名学生),并积极协助中国驻孟买领事馆,走访华侨住户,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四、山东同业公会 1953年在印度加尔各达成立,以昌邑华侨为主体,会长徐明山(昌邑县岞埠村人),副会长贾建堂。后改名为山东同乡会,会长王永光(潍县人)、副会长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
五、南洋华北同乡会 1935年由李铁岑、夏连淞、夏连潘、刘江清(均昌邑人)等23人在新加坡发起,下设3个分会。1937年11月17日,新加坡政府批准为合法社团,会所设在大坡海山街。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会员积极募捎,支援抗战。1960年新加坡共和国诞生后,开始筹建该会纪念馆,1970年将圣汤玛士路16号风景楼顶部作为永久会所,装修布置,供人瞻仰。
六、山东华侨公会 1937年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成立,首届会长唐效敏(昌邑县双台乡人)、秘书金德升(昌邑县金家庄人)。历届会长有:徐高亭(昌邑县岞埠村人)、高建宾(昌邑县高侯村人)等,1940年因战乱该会被迫停止活动。1948年,改为山东同乡会,会长高建宾、副会长齐秋芳、徐云亭(昌邑县岞埠村人)、秘书金德升。
排华事件
196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掀起一次巨大的排华浪潮,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并派出4条大型客轮赴印尼,往返接运回11万华侨。昌邑县接受印尼归侨25名,并认真做了安置。
1962年前后,印度当局疯狂地排华,中国政府几次提出严正抗议,并对归侨进行了妥善安置。至1963年底,全县接受归侨68人。
1966年9月30日夜,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旅印尼华侨进行突然袭击,许多华侨会馆被砸烂,华侨商店被烧毁,华侨学校被取缔,昌邑籍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向印尼当局几次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承担一切后果。
附:一个归侨的自述
我叫于振修,原籍昌邑县后埠村。1937年随舅父刘维泰(昌邑县刘道照村人)去印度背包袱,先后辗转孟买、加尔各达、门德拉斯、葛伦堡等地,1962年被印度当局无理驱逐回国。
1960年,印度政府有计划地反华、排华。秋,全印发行的《每日新闻》报第一版突然刊登了“旅印华侨于振修与其夫人朱永美必须于一周内离开葛伦堡”的驱逐令。这一消息,顿使我全家哗然失色。在此之前,已闻印度其他地区常有无理驱逐华侨的事件发生,但在葛伦堡这个小山城,限期驱逐华侨毕竟还是第一次。
在一周内要想清理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商业财产(一个百货店,一个鞋店),谈何容易!更何况我们一直按规定经商,从未触犯印度政府的任何法规。在当地侨团组织的支持下,我没有理会他们,以抵制其无理行为。几天后,葛伦堡警察局再次电话通知我去领取驱逐令,并限期24小时内离开该地。
我和妻子在警察局里据理力争,请他们说明驱逐的理由,拿出违法的证据。他们拿不出半点证据来,只是反复质问:你们经常去中国使馆葛伦堡商务代办处干什么?与侨团组织有哪些联系?与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刘维泰是什么关系?对此,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做为一个侨民,到自己国家的驻外使馆参加正当的茶话会,电影招待会有何不可?所谓侨团活动,不仅中国侨民有,英国、日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侨民也有,都没有违背当地法规,又有何不可?和刘维泰的关系,就象你们也有亲戚一样,是正当的社会关系,这有什么可谈?然而,他们的排华目的已定,无论怎样说,都是徒劳的。他们理屈辞穷,故意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要我们请律师打官司,二是“蹲班房”受审。律师与当局串通一气,怎肯为我们中国人说话?和当局打官司,又怎能打得赢?至于蹲班房,这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污辱!为了免遭危险,我匆忙将家产委托当地一家华人出卖,全家只带着部分衣物,离开葛伦堡,去了达吉岭,伺机再做交涉。
在达吉岭,当地侨团组织帮助我们住进一所处于半停顿状态的华人学校。一个月后又至加尔各达,找到中国驻加市领事馆,决定同印度当局再次进行交涉。明知官司很难打赢,但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这口气也要打。结果打了一年半马拉松式的官司,化了不少冤枉钱,仍然“败诉”。此时,印度全国排华局势更加严重,华侨大人小孩出门都有人盯梢,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在领事馆的安排下,我们一家老小五口,于1962年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受到了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孩子上了学,我和妻子都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们夫妇都已退休,儿女们也都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我经常告诫他们要积极工作,报效祖国。也时常想念侨居印度时的邻居们,更希望印度当局不要重蹈覆辙,让我们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第三节 华侨事务
落实华侨政策
建国以来,昌邑县遵照“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工作基本政策,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有关规定,有力地保护了华侨的利益。
1951年,有少数乡、村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对归侨、侨眷敲诈勒索,强借白使,侵吞侨汇。人民政府及时给予严肃处理,其中10名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分别判处1—10年徒刑。
1956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全县华侨的成份进行了调查摸底,将29户华侨地主,63户华侨富农,8户归侨地主,19户归侨富农改为农民成份,并给予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将归侨、侨眷同国外的亲戚朋友关系,一律视为反动的海外关系,一度损伤了海外华侨和国内侨属的积极性。
1978年,县革委为“文革”期间遭受诬陷含怨而死的夏店村侨眷夏文忠(小学教师)平反昭雪,对遗属给予适当照顾。
1979年,根据上级指示,给全县12户漏摘和“文革”中重新戴上地、富、反、坏帽子的归侨、侨眷摘掉帽子,定为农民成分,给予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
同年,将“文革”期间被动员回乡,由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的归侨齐孔祥的两个儿子重新转为城镇户口,并安排了工作。至1983年,经县府批准,又将齐孔祥家中5口人全部恢复为城镇户口。
1981年至1983年,有安置在农村生活水平较低的10名归侨和1名侨属,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并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1983年,对12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归侨,定量供给统销粮。
1985年底,全县39名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中,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12名,授予技术职称的9名,提拔为领导干部的4名,评为先进工作者或先进生产者的10名。
至同年3月,根据中办发[1984]44号文件(《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精神,首先在双台乡进行摸底调查,面上的工作于4月18日展开。11月,省、市、县联合工作组开始在双台乡进行侨房清退试点。
建国30多年来,昌邑县银行配合侨务部门,始终坚持为全县2000多户归侨、侨眷、台属登门送汇,及时而且稳妥。自1955年至1985年,共送外汇600余万元。
侨胞接待与安置
昌邑华侨,多为旧社会迫于战乱和贫穷而离乡出国。多少年来,他们身处异邦,在逆境中奋斗和挣扎,无时无刻不思念故土,思念家中亲人。但在解放前,国内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侨胞徒有思乡之心而难归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重返故里的梦想变为现实,便纷纷回国探亲和观光。昌邑县委和县府,对归侨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视,每逢侨胞归来,县领导都出面作陪,对饮食起居周密安排,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并组织他们参观、游览,征求对家乡建设的意见,保证他们高兴而来,愉快而归,使其亲身感受党的关怀,祖国的温暖,以进一步启迪海外游子怀宗念祖,爱国爱乡之心。南逄乡一旅美华侨,1984年探亲返美后来信说:“此次回家,多蒙热诚接待,使我内心不胜感激。虽在家时日不多,但真实地感到家乡人亲土亲”。“回美后,与诸乡亲谈起所见所闻,大家思乡之情非常浓厚。若情况允许,都想回家探望”。自1956年至1985年,昌邑县共接待侨胞及港澳同胞892人次。
在华侨中,除归国探亲者外,还有人要求回国定居。截止1985年底,昌邑县共安置归侨142人。县委和县府对回国定居的侨胞,都予以热情接待,妥善安置。侨务部门本着“按籍安置,面向农村”的原则,将多数归侨安排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少数有特长者,安排到企事业单位,学龄儿童安排就学,并供应3至6个月的粮油,对生活和工作中有特殊困难者,政府予以特殊照顾。
1956—1985年昌邑县回国探亲侨胞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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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人数 │其中港澳同胞 │年度 │人数 │其中港澳同胞 │年度 │人数 │其中港澳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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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7 │ │1966 │9 │7 │1976 │29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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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30 │3 │1967 │4 │ │1977 │23 │14 │
├──────┼──────┼───────┼──────┼──────┼───────┼──────┼──────┼───────┤
│1958 │9 │ │1968 │7 │4 │1978 │55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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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10 │ │1969 │3 │1 │1979 │61 │14 │
├──────┼──────┼───────┼──────┼──────┼───────┼──────┼──────┼───────┤
│1960 │17 │3 │1970 │4 │ │1980 │4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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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14 │2 │1971 │30 │14 │1981 │64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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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9 │ │1972 │30 │10 │1982 │63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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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17 │7 │1973 │35 │9 │1983 │85 │25 │
├──────┼──────┼───────┼──────┼──────┼───────┼──────┼──────┼───────┤
│1964 │20 │5 │1974 │14 │7 │1984 │69 │30 │
├──────┼──────┼───────┼──────┼──────┼───────┼──────┼──────┼───────┤
│1965 │30 │3 │1975 │15 │2 │1985 │85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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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县归国华侨定居统计表
┌────────┬──────────┬───────┬───────┬─────────────────┬───────┐
│归国时间 │原侨居地 │人数 │归国时间 │原侨居地 │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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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印度印尼 │5 │1965 │印度、斯里兰卡 │6 │
├────────┼──────────┼───────┼───────┼─────────────────┼───────┤
│1952 │印尼 │1 │1966 │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苏联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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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印尼 │3 │1967 │印度、朝鲜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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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印尼 │3 │1968 │印度、英国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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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印尼 │1 │1969 │印度、巴基斯坦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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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印度 │3 │1974 │朝鲜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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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印尼 │2 │1979 │印尼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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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印度 │1 │1980 │斯里兰卡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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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印度 │1 │1981 │印尼、斯里兰卡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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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印度、印尼 │3 │1982 │印度、香港、斯里兰卡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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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印度、印尼 │10 │1983 │印度、印尼、斯里兰卡、香港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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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印尼、印度 │12 │1984 │香港、新加坡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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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印尼、印度 │29 │1985 │香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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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印尼、印度 │1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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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务
一、救济归侨、侨眷 建国初,县政府即开始对归侨、侨眷有专款救济,一年两次,特殊情况个别处理。1953年,归侨齐孔祥计划在昌城开镶牙馆,房基有困难,县政府即与各方面联系,批给房基,并贷款180元,帮其建营业室4间。1954年,全县对170户归侨进行救济,放款3208元。1964年县政府规定,归侨参加生产队分配时,口粮不得低于一般社员水平,并发放了救济款。1981年救济3户,放款750元。1982年救济7户,放款560元。在安置归侨褚佃邦时,拨款1000元,以解决其困难。1983年救济16户,放款1210元。1984年救济38户,放款3550元。1985年救济31户,放款2050元。
二、设立华侨专柜 50年代,县城内的五金、百货、副食品门市部即分设华侨专柜。1977年5月,在百货大楼设立华侨专柜。1983年5月,在县城设立侨汇商店1处。1985年4月,在贸易中心设华侨专柜。以此种形式,对侨胞、归侨、侨眷供应紧缺商品,有的还给予优惠价格。
三、帮助归侨、侨眷致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门走访了许多归侨、侨眷,共同学习中央文件,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开拓致富门路。都昌镇山前村侨眷黄文泰,初担心政策不稳定,怕“割尾巴”,并戴上“海外关系”的帽子,通过侨务部门的走访谈心,打消顾虑,自购汽车两部开办运输业,两年时间成为万元户。双台乡西永安村侨眷刘万聪,1983年承包棉田28亩,一年收入超万元,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并报道了他的事迹。
第四节 华侨贡献
热爱祖国
昌邑华侨及港澳同胞,身在海外,心系故土,时刻惦记着祖国,惦念着家乡的安危、繁荣。
一、团结抗战 “七·七”事变后,昌邑华侨积极参加海外各募捐团体,男女老少,纷纷走上街头,竭尽全力募捐,有的组织义演,有的送儿送夫回国参战。南逄乡旅印尼华侨黄德基因募捐积极,被日伪抓去坐牢两年。在狱中,他还振臂高喊:“你们有国,我们也有国,我爱国无罪!”义正词严,怒斥日军。
二、庆祝国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昌邑华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高挂五星红旗,举行盛大游行,放鞭炮,踩高跷,扭秧歌,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以后每逢国庆节,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庆贺。
三、热情为中国代表团服务 祖国的各个代表团每次出访时,昌邑华侨总是热烈欢迎,盛情接待。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时,印度的昌邑籍华侨积极参与了迎接护送的汽车长队。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时,旅居印尼的昌邑华侨与其他华侨一起,想法腾出最好的楼房为周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居住办公。
四、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昌邑华侨,港澳同胞,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近几年他们多次探亲,了解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和祖国建设情况,辗转向在台同胞介绍,增进大陆与台湾的联系。1980年,回昌邑探家的华侨张××为11名在台人员捎来信件、照片和汇款,使他们30余年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1981年陈××回家探亲,一次为30多户台胞捎来了信件和照片。他们还冒着风险在国外为台胞建立了许多便于通讯、通汇的中转网点,以便于台胞与大陆亲人的联系。1985年底,台胞与家乡通信的有600余户,通汇的有405户。
建设家乡
一、兴办种畜场 1959年,在归侨韩其宽、侨眷张守智的倡议下,全县归侨、侨眷、华侨决定投资在卜庄公社东北的大洼办一个“华侨种畜场”。该场于1959年9月1日破土动工,当年建场房6间,招收职工13人,养马4匹,猪60头。
1960年,归侨、侨眷和华侨在原来投资6000元的基础上,再投资8万元进行扩建,并定名为“昌邑县华侨畜牧场”。至1962年底,职工发展到238人,固定资产达13万元,上交山东省农业厅管理。1965年5月复归昌邑县管理。1968年转交青岛市“五·七”干校代管。1973年归昌潍地区农业局,改称“昌潍地区种畜场”。1984年再归昌邑县,同时易名“昌邑县种畜场”。
二、兴办华侨绣服厂 1980年,昌邑县征求了归侨、侨眷及华侨的意见,决定利用侨资兴办“华侨绣服厂”,并确定该厂自筹资金,为集体企业。山东省计委以鲁计基字(56)号文件,对建厂计划作了批复,列为1981年新建项目。昌潍地区劳动局决定招收100名合同制工人。县委选派干部,征地15亩,于1981年7月9日开始建厂,至1985年12月,入股华侨、侨眷达71人,集资65万元,从国外引进了部分设备,工厂建筑面积达1700平方米,总产值达313万元,纯利润达17.8万元。
三、捐资兴办华侨中学 1955年,卜庄乡华侨孙志兴回家探亲时,看到家乡变化很大,人们生气勃勃,爱国热情大为激发,归侨韩其宽与其交谈,要兴办家乡教育事业,孙先生深表赞同。回印尼后,便与华侨卢建奎(卜庄乡前卢村)先生提出“捐资办学”的建议,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先后育昌邑、平度、潍县等地519名华侨捐款,共折合人民币30万元,汇回祖国。
1956年,在平度县新河镇,建成“山东省华侨中学”1处。省委书记舒同亲笔书写校牌。副省长余修为纪念碑题词:“热爱祖国”。
1956年夏,该校招收初中生100名。1959年初中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又收高中生100名。1966年时有12个初中班,4个高中班,被定为昌潍地区重点学校。“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1976年后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1978年重新被评定为地区重点学校。1981年被定为山东省重点学校。
1985年,该校有18个高中班(3个年级各6个班),在校生1040人,教职工105人。
四、捐资捐物兴办公益事业 1956年至1985年,昌邑华侨及港澳同胞,为支援家乡建设,慷慨解囊,自愿捐献各种汽车15辆、拖垃机7部及其它物资一宗,折合人民币44万元。还为建筑、修缮校舍捐资37万元。另外,昌邑县与平度县华侨68人,联合捐赠山东省侨联、青岛市侨联和潍坊市侨联轿车和面包车各3部。
五、外汇 昌邑县自1955年至1985年,共接受外汇600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的经济建设,提高了侨眷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