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
1958年9月1日淄城镇成立全区第一处人民公社， 有59个自然村组成，1万余
户，4．3万人，经营6．9万余亩土地。
淄城人民公社建立后，随之，全区进入公社化高潮，实行撤乡(镇)建社，政
社合一的农村体制。先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区内建立了淄城、寨里、洪山、龙
泉、金岭、沣水、罗村、萌水、杨寨、王村、龙门、岭子、西河、昆仑、磁村15
处人民公社。是年11月，行政区划调整，原博山县的南仇、边河、蓼坞、峨庄、
太河、 田庄、口头、东坪8处人民公社划入淄川区。至此，全区共有人民公社23
处， 入社总户数达119465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7．5％。人民公社化后，区内仍
有个体农民866户，3509人，经营土地5277．93亩。
人民公社化初期，其经营形式，是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一律实行公社一级
核算。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均由公社直接支配。根据一级核算的原则，对生产
队的财产无代价上调， 全社平均使用， 银行将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刮起了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人民公社化后，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
农村发生了严重困难。1959年全区粮食亩产由1958年的384斤，下降为264斤，减
产21％。人均口粮由370斤，下降到259斤。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
二、调整
1961年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
针，开始了对农业的调整工作。
农业调整的重点是：调整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政策，完善经营管
理。
1·调整体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
指示》精神，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确认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的集体所有制。
1961年底， 将原淄城公社调为淄城、查王、二里、黄家铺4处公社。全区由
23处人民公社，调为28处；由557个生产大队，调为721个；由2009个生产队，调
为3300个。平均20～30户之问为一个生产队，50P以上的较大生产队仅有508个，
占生产队总数的16％。
2·落实经营管理措施。 田间以粮食生产为主。生产队以下普遍设作业组。
队、组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 (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劳力、地
片、牲畜、农具固定)。
部分山区和纯农区的社、队，根据其自然条件差异大，地片分散的特点，采
取按劳力或按人劳比例，将土地落实到户，实行包产量(产值)，包工分，包费用，
超产奖，减产赔赏。包产部分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超减部分实行全奖全赔或
按比例奖赔为主要内容的包产到户。
3·发还自留地， 划分备荒地、饲料地，开垦房前房后荒地，充分利用大田
地头堰边种植瓜、豆、菜，谁种谁收，使社员得以休养生息。
4·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
恢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行之有效，足以调动社员
积极性的各种评工记分办法。
经过三年调整，农村生产力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渡过了农村中的
严重日难。
1963～1966年上半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问题盼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精神，继续进行人民公社
体制调整改善集体经济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各项建设。比较好地解决了平均分配，
贫富拉平现象较好地解决了分配同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成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主体。1963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16510万斤，亩产370
斤，比1959年亩增106斤。社员人均口粮348斤，比1959年提高89斤。完成国家征
购粮1750万斤。社员人均收入分配55元，比1959年人均分配增加13元。
三、农业学大寨
1964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治田改土为中
心内容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自此，淄川区整地改土，兴修水利、
封山造林等农田基本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每年冬、春两季，绝大多数农
村劳动力都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去。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以“阶级斗
争”为纲，渗透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渗透便成
为农业学大寨的核心。使农村人民公社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不断变革生产关系，
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内部的混乱。在经营方针上，推行“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
以反对“重副(业)轻农(业)”、“重钱轻粮”、“金钱挂帅”批判多种经营全面
发展；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在劳动
计酬上，推行“大寨记工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记“政治工”、
“大概工”，造成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在财务管理上，把民主理财的内容，
加进了“理路线”、“理方向”、“理政策”、“理团结”等，冲
击了农村财务工作的三大管理(计划管理、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在收益分配上，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社员个人收入增加过多，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贫富
悬殊。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区境内部分人民公社又出现了“穷过渡”，在
一部分生产大队中，由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核算，过渡为以生产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两级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