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嘉之乱”后的举族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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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汉中叶王吉率族人迁居琅邪临沂成为国内著名望族,到西晋末年举族南迁,琅邪王氏一族,
在这片濒临沂河(当时称为沂水)的鲁东南大平原上繁衍生息了四百余年。后来,由于相继发生了两
次重大的政治变故,从而导致了琅邪王氏的举族南迁:
    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其子司马衷继承帝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
个白痴,其妻贾南风(即贾后)凶悍狡诈,为了独揽大权,即于翌年三月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了宫
廷武装政变,消灭了杨氏后党。3个月后,她诬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有废帝之谋,令楚王司马玮率禁
军诛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全家。随后又诬陷司马玮伪造诛杀亮、瓘的诏书,将司马玮处死,实现了女主
专政。为了永把朝政,贾后竟害死惠帝的唯一儿子——太子司马□。贾南风的阴险残暴激起了宗室诸
王和文武大臣的愤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和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便打着
“为太子复仇”的旗号,发兵进攻洛阳,将贾后及其党羽处死。翌年,司马伦废帝自立。齐王司马冏、
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不服,遂发兵对其进行讨伐,将司马伦杀死后,又拥惠帝复位。其后,
由于齐王司马冏辅政专权而引起众愤,长沙王司马和河间王司马顒又联合攻冏,冏兵败被杀后,司马
执掌了朝政。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顒又联合司马颖进攻司马,获胜后,司马颖得以独揽朝
政。是年底,东海王司马越起兵攻司马,司马兵败被杀。司马越奉惠帝之命攻打司马颖,失败后司马
顒乘机攻占了洛阳,独揽朝政。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司马越再次起兵败顒,顒与颖相继被杀。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于翌年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怀帝
即位后,改年号为永嘉。至此,长达16年之久的晋王室宗亲间的战争方告结束。因参与这场权力之争
的8位人物皆系司马氏宗亲诸王,故史称“八王之乱”。
    这场内乱,使晋朝军民死亡达30余万人,许多城池遭到洗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内乱不
仅大大削弱了西晋统治集团自身的力量,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而且给内迁各族的统治者提供了称雄
割据的机会。
    刘渊是匈奴贵族左部帅之子,曾被作为匈奴的“质子”长期住在洛阳,故通晓儒家的经典,常与
汉族大族交往,“汉化”的程度很深。三王起兵后,他以发动匈奴人帮助成都王司马颖作战为借口,
返回匈奴人的聚居地并州,得到其他匈奴贵族的支持,在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起兵,自称
匈奴大单于。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北)称帝,建立了匈奴汉国。
翌年,刘渊派其四子刘聪进攻晋都洛阳,未果。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刘聪即位。永
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刘聪派其侄刘曜率兵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并焚烧皇宫,挖
掘晋朝陵墓,前后屠杀晋朝王公与百姓达6万余人。永嘉七年(公元313年),晋怀帝被害于平阳。同
年四月,西晋安定太守贾疋等人拥司马邺为帝(即晋愍帝),继位于长安,改元为建兴,暂时结束了
近两年间因怀帝被俘导致皇位空缺(习称“晋祚中缺”)的局面。由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晋
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11~313年),故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关系出现
了新的变化。此时,琅邪王司马睿任镇东将军,驻建康(今南京市)。相比之下,江南地区较北方安
定,且经济富庶,西晋官民为避乱便纷纷南渡长江,迁至司马睿治下的江南地区,史称“永嘉南渡”。
此次北方士民大规模南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百族而动,乱而有序。凡越淮渡江者,皆由大族官绅率
领,成员大多为其宗族、宾客、部曲、奴婢,以及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此次南迁的北方世族众
多,其中有王、谢、周、刁、林、黄、陈、萧、郑等世族。在今临沂市境内,南迁的世族主要有琅邪
王氏、颜氏和兰陵萧氏等。从大体上看,原居住于北方东部地区的士民多迁移至南方的东部,而原居
往于北方西部地区的人口则多迁移至南方的西部。据不完全统计,由北方迁至南方的总人口达90余万
人,其中大约每8个北方人中便有1人南迁。当时,在南方总人口中,有六分之一系由北而来的侨民。
此次由北而南的大迁徙,前后持续了几十年。在此次南迁中,原世居北方的大家世族和名士几乎迁徙
殆尽,故而时人有“过江名士多如鲫”之谓。
    琅邪王氏之所以举族南迁,除了与其他北方世族一样为了避乱之外,尚有政治方面的另一重要原
因: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司马睿在嗣位琅邪王之后,即与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系王览的
长孙)“素相亲善”。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司马睿被加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
邳”。原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的王导,便被司马睿请为安东司马,“密谋军策,知无不为”。在“八
王之乱”处于尾声的永嘉年初,王导兄弟根据当时的时局,从保存和发展琅邪王氏基业考虑,审时度
势,先由王旷(王羲之之父,其母与司马睿之母系同胞姐妹)首倡,待与王导、王敦磋商形成共识后,
再由王导出面,向司马睿提出了“始镇建邺”的兴邦大计。朝廷从开辟后方考虑,遂派遣司马睿为安
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睿任镇东大将军,兼
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从镇守建邺计策的提出,到司马睿在江南站稳脚跟,完成开辟安
定江南大后方的重任, 无不与王导等琅邪王氏诸兄弟的大力支持紧密相关。 因此,在永嘉之乱出现
“晋祚中缺”的危局之后,琅邪王氏举族南渡江左,与先前已在江南辅佐司马睿的王导、王敦等人汇
集一处,在江南重振家邦,便属合乎情理的睿智之举。
    举族南迁后,琅邪王氏便在长达270余年的时间内,以江左侨姓第一望族的社会地位,开始了在
江南地区的繁衍与发展。其间,又有一些小规模的房支迁徙。仅以王羲之一支为例:
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会稽内史王述(系太原王氏后裔)的母亲病卒。按当时习俗,父母
亡后,其子如系居官者应离职守丧。经推荐,时任护军将军的王羲之被任命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
内史。王羲之遂携妻子郗璇和诸子女赴会稽任上,历5年,由于诸种原因,王羲之决计“誓墓辞官”。
辞官后,王羲之即在会稽归隐田园,并终老于此。在越地,王羲之留下了一脉琅邪王氏后裔。据《琅
邪王氏宗谱》载:王羲之七子之后,“或居临川,或居豫章,或居会稽,或居剡溪。居吴兴之乌程者,
右军四子肃之后也,守云门而望萧山者,献之后也,徙如皋迁睦州,而后有山阴之清江、会稽之蛏浦,
以及上虞、新溪、义乌、绣川、山栖、石里诸望,皆出于豫章太守操之之后也。”另据2004年发现的
《江宁县山阴王氏宗谱》载:今居江苏南京禄口一带的王氏居民,系王羲之五子王徽之所繁衍的一个
房支。据该谱所载的由明代礼部左侍郎陈琏所撰的《山阴王氏宗谱序》记:东晋太元中,王徽之与谢
安泛舟于建康城南秦淮,见一处山青水秀之地,二人奇之。此处位于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铜山
之东、石山之西,距京城建康有三舍之遥(古时一舍为30华里。现因城市外扩,此地距南京城仅30余
公里)。不久,谢安与王徽之分别于此建造了两处相距不远的别墅。酷爱翠竹的王徽之,“植竹连墅,
石其山曰竹山”。后,王徽之即在此长住,卒后葬竹山寺。至唐乾符间,其后裔“大献公官至金紫光
禄大夫,宦迹山阴,子孙蕃衍其地”。阅九传,至王徽之第二十二世孙、官宋朝奉郎的王文炳(族谱
称其为“五四公”),其去官后“复由山阴迁别墅,而以邑名其村,是为山阴村”。至今,此支王徽
之的后人已传50代,散居于今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