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思想是指执法官员在执行法律时遵循的原则和指导思想。郑玄在经注及其他
著述中对执法思想也多有论述。
一、执法必须审慎，了解实情
郑玄主张慎罚。《礼记·王制》：“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郑注：“必共之者，所以审慎之也。《书》曰：‘克明俊德，慎罚。’”
郑玄认为，执法必须深入了解情况，要像召公治狱那样，所谓“召伯听讼，察民
之意”，是“实讼之辞也”。(《郑志》卷上，《四库全书》本。)《诗经》中的《甘
棠》、《行露》二诗，都是赞颂召公听讼的，郑玄笺《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说：“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
其听，说其化，思其人，蔽其树。”表现出对召伯听讼的赞美。他还赞赏《周礼·秋
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制度。所谓“五声”，即“辞听”、“色
听”、“气听”、“耳听”、“目听”。他在注中说：“观其出言，不听则烦；观其
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视，不直
则 然。”
郑玄还认为，量刑定罪应以事实为根据，不可以个人爱憎为转移。他在注《礼记
·王制》“邮罚丽于事”时说：“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对于重大案件，还应当征求大臣、官吏乃至万民的意见，君主不能自作主张。《周礼
·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
民。”郑注：“三讯罪定则杀之。”又：“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郑
注：“宥，宽也。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注中反映了他对这一制度的赞同。
二、用法必须适应时气，要有一定灵活性
郑玄认为，用法必须适应时气。“求天之杀生，当得其宜”。他在注《礼记·月
令》“季秋之月……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时说：“杀气已至，有罪者即决也。”而
对“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在注中提出不同看法，说：“《祭统》曰：‘草
艾则墨’，谓立秋后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毋有坏堕’自
相违，似非。”
郑玄还认为，用法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即所谓“权时法”。《周礼·秋官·朝士》
曰：“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郑注：“虏，
谋也。贬，犹减也。谓当图谋缓刑，且减国用，为民困也，所贬视时为多少之法。”
从注释来看， 他对《周礼》 中说的遇到几种特殊情况，则令邦国、邦家、县鄙考虑
“刑贬”，是表示赞同的。
三、用法时必须赏功罚过分明
郑玄认为，官吏的功过，不仅关系到职位爵禄，而且关系到罪和赏。对于没有功
的官吏，不但废除职位爵禄，而且“必罪之”；对于有大功的官吏，不仅升职位、加
爵禄，而且“必赏之”。他认为，诸侯封国的大小，也以功的大小为根据。当他的弟
子张逸问周朝的诸侯为什么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时，他回答说，这是因为爵尊而
无功，故国小；爵卑而功大，故国大。如虞、虢等国，爵为公，但无功，故地方仅百
里，而其他诸侯爵虽低于公，但有功，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
大于虞、虢”(《郑志》卷中，《四库全书》本。)。如前有功后有过，也不能因后过
而抹煞前功。当张逸问齐女文姜淫乱杀夫、几致鲁亡，而《诗·有女同车·序》为什
么还说“齐女贤”时，郑玄回答说：“当时佳耳，后乃有过。” (③《郑志》卷上，
《四库全书》本。) 如父有过，子有功，不能以父过而抹煞子功。如鲧不能治洪水，
被放逐，而其子禹有治水之功，故尧重用之，所谓“以有圣功，故尧兴之”③。
四、对扰乱封建统治秩序的违法者必须严惩
郑玄主张严办“君臣宣淫，上下相虐”的乱狱。他认为，应如《王霸记》所说的
那样，凡乱人伦内外，无异于禽兽，不可亲百姓，则“诛灭去之也”。对于诸侯犯上
作乱，像周朝的管叔、蔡叔等，应当诛伐。他在回答赵商所问时说：周文王、周武王
时，兄弟失道不和，故作诗加以感化教育。但到成王时，管叔度、蔡叔鲜，散布流言
蜚语， 阴谋反叛作乱， 以颠覆新兴的周王朝，所以要严加制裁，所谓“罪乃当诛”
(《郑志》卷上，《四库全书》本。)。他认为，对于诸侯国土超过限度和犯法乱纪者，
应当重罚。他专门解释了惩罚诸侯的“附益法” (《汉书·诸侯王年表序》注引张晏
曰。)。汉文帝时，轵侯薄昭违法而死，郑玄解释说：“昭杀汉使者，文帝不忍加诛，
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有罪，故言死。”
(《汉书·文帝纪》注引。)此注反映出郑玄对违法诸侯严惩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