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思想是指国家制定法律时遵循的原则和指导思想。郑玄在他的经注以及其他
著述中对立法思想多有论述。
一、制定法律要与天时、地利、人事相适应
郑玄认为，法与礼一样，其制定应与天时、地利、人事相适应，即应因时、因地、
因事而异。他的弟子赵商问《周礼·地官·族师》的“邻比相坐”和《尚书·康诰》
“门内尚宽”有不同，不知是《书》错还是《礼》错时，他回答说：“《族师》之职，
周公新制礼，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诰》之时，周法未定，又新诛三监，务在尚宽，
以安天下。先后异时，各有云为，乃谓是错? ”(《郑志》卷中，《四库全书》本。)
这就是说，法的制定应因时而异。《周礼·秋官·大司寇》：“一曰刑新国用轻典，
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郑注：“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
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平国，承平守成之国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乱国，篡弑
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这就是说，法的制定应因地而异。《周礼
·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赵商认为，田不
耕，罪应重；宅不毛，罪应轻。为此，他问为什么宅不毛要罚一里的税布，而田不耕
只罚一屋的税粟? 郑玄认为，这是由于情况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法，所谓“此法各当罚
其事，于当有其故”(《郑志》卷中，《四库全书》本。)。这就是说，法的制定应因
事而异。
二、法应分别过与故
郑玄认为，法的制定要分别过与故。他说：“过失近罪”，“过无本意”，比如
举刀欲砍伐树木而“轶中人者”。所以，过失与故意，惩处的法也不同。《周礼·秋
官·大司寇》：“凡害人者， 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郑注：“害人，
谓为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 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
而对于故意犯罪者则相反，应当依法惩办。
三、大夫以上的官吏、贵族的法应不同于庶人的法
郑玄在注《礼记·曲礼上》“刑不上大夫”时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
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从立法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原则。《周礼·春官·小司寇》：
“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
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这就是“八
议”，郑玄作了具体解释。注“议亲之辟”引郑司农云：“若今时宗室有罪，先请是
也。”注“议贤之辟”亦引郑司农云：“若今时廉吏有罪，先请是也。”注“议能之
辟”引《春秋传》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
世宥之， 以劝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 ”注“议功之辟”曰：
“谓有大勋力立功者。”注“议贵之辟”引郑司农云：“若今时吏墨绶有罪，先请是
也。”注“议勤之辟”曰：“谓憔悴以事国。”注“议宾之辟”曰：“谓所不臣者，
三恪二代之后与? ”这些注释道出了“八议”的实质，是欲以免罪和轻罪来袒护这些
人。虽说不是犯法都得宽恕，但要先向帝王请示，然后议罪。一入“八议”，即不上
刑。
四、不主张行赦法，提倡恢复肉刑
郑玄赞同《礼记·王制》之说：“凡作刑罚，轻无赦。”他在注中说：“法虽轻，
不赦之，为人易犯。”又：“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郑注：“亦为人将易犯。”
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曾讲过郑玄“不语赦”。诸葛亮曾有这样的回忆：“先帝亦言：
‘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 (《三国志·
蜀书·后主传评》注引《华阳国志》。)
郑玄还提倡恢复肉刑。《晋书·刑法志》曰：“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
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 、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
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郑玄关于恢复肉刑的具体主张，
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他十分崇信《周礼》来看，应散见于《周礼》注中。《周礼》
中所载的以三典治三国的治治从轻、治乱从重的刑事政策原则，以及周代的五刑制度，
他都确信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五刑制度的内容、沿革与适用对象，他都详加注
释。《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
截其鼻也，今东西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类与? 宫者，丈夫则割其势，
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断足也，周改膑作刖。杀，死刑也。《书传》曰：
‘决关梁、 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谓易君命、革舆服
制度、奸轨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之辞者，其刑
墨；降畔、寇贼、劫略、夺攘、挢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书
则亡。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
轻世重者也。”他恢复肉刑的主张，或许是从刑罚原理立论，并结合现实提出来的。
五、反对严刑峻法，赞赏轻刑省罚
郑玄虽主张恢复肉刑，但也反对严刑峻法。他认为三代的“末法”，所谓“三辟”，
太残酷。当他的弟子张逸问到将周平王与周幽王、周厉王相比时，他回答说：“幽、
厉无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
(《郑志》卷上，《四库全书》本。)
郑玄认为，设置监狱是为了教育犯人，而不是惩罚犯人。他在注《周礼·秋官·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时说：“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
也。民不愍作劳，有似于罢。”
郑玄对轻刑省罚表示赞赏。周公撰《鸱》诗以谏王，请求不杀无罪的党羽，以
防“刑滥”，他表示称赞。他推崇荣召公不急法而从宽，在注《尚书·君》“告君
乃猷裕”时说：“召公不说，似隘急，故令谋于宽裕也。”(《郑氏佚书·尚书注》。)
郑玄没能对法律的起源进行正确的解释。他认为，伏羲氏始作法度。历代的法制，
为王者所制。王者制法，取象于天。这是他轻信纬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