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原指先秦齐、鲁两国,后成为山东省区的地域代称。“齐鲁文化”, 狭义讲,是特指先秦齐鲁两国文化,广义讲是泛指山东地域文化。儒学产生于鲁国, 在先秦是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秦汉大一统后,儒学成为大一统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 心,而且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已超出了齐鲁文化范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故并列章节,分别叙述。 儒学与齐鲁文化资源丰富,历代研究不绝。早在先秦就流传下了《春秋左传》、 《孟子》、《荀子》、《中庸》、《孝经》、《尹文子》、《慎子》等不朽著作。另 外,产生于秦地的《吕氏春秋》,其作者也大多是齐鲁学者,其内容也主要是齐鲁文 化。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是儒学研究的成果,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 承和发展。两汉齐鲁经学大家辈出,《易经》有田何、孟喜、费直、梁丘贺等;《书 经》有伏生、欧阳生、孔安国等;《诗经》有毛亨、毛苌、申培公、浮丘伯、辕固生 及后苍、王式、匡衡等;《礼经》有高堂生、孟卿;《春秋》则有“三传”:公羊学 之公羊寿、胡母生、张生、何休,谷梁学之瑕丘江公、韦贤,左氏春秋之张苍等,皆 自成一家,世称大儒。郑玄则遍注群经,集其大成。儒学大师董仲舒,虽为赵人,但 为胶西王相多年,也可算是齐鲁文化传人。魏晋以降,儒学研究虽无汉代昌盛,但也 不乏大家。 儒学之外,其他齐鲁学派的学说历代亦皆有人研究,如阴阳五行、黄老之学和方 术之学盛于秦汉,兵学、医学、农学则历代不衰。 但是,作为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古代不多,近现代也很少。南北朝时东武城崔 尉祖著有《海岱史》 40卷,仅半成,且早佚;清代安丘王驭超辑有《海岱史略》140 卷,仅起自汉代,迄于明季,汉前明后缺如,未称完书。 降及近代,齐鲁文化研究也仍集中在儒家及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致力于整体研 究的也仍如凤毛麟角。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甲、乙编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9年、1940年刊行) 堪称一部山东地域文化史专著,但也只论述了史前和先秦时期 山东历史文化的几个专题。 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是1980年以后开始的,成果虽有多篇论文,而系统全面的专 著,至本志下限的1995年尚未见问世。但作为齐鲁文化的某些局部、学派及其代表人 物的研究则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 近代以来,儒学与齐鲁文化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以前(1840年-1949年),此阶段含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 晚清时期(1840年-1911年) ,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纲维解体、 弊端毕现的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接纳西方文化。兴洋务、搞变 法、闹革命,形势为之丕变。但山东儒家学者仍沿着乾嘉学派的道路,埋头于经史文 字训诂方面的研究,虽然无补于时世,但其中也不乏实学,并多所创获。如继郝懿行、 王筠之后,山东学者形成了儒学朴学的重要流派--东甫学派,代表人物有孙葆田、宋 书升等。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社 会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革命尚未成功,斗争更加复杂,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激烈。政 治上先是表现为军阀混战,继之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后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内 战。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文化社会科学战线也同样分化。一部分守旧的学者,出于 维护帝制的目的,主张尊孔读经,在济南成立“孔道会”、发表尊孔文章。其中虽有 人倾向革命,拥护共和,但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甚至为袁世凯称帝上劝进表。这 是一股逆流,但山东社会和学术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深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山 东学界对儒学与齐鲁文化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动向。一部分知识分子 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形成一个个新的学术群体,对儒学进行反思、批判,主张中西沟 通,比较研究,开拓新路。于是有何思源、傅斯年、牟宗三、梁漱溟等学贯中西的新 学者群产生。何思源以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兴办新式教育;傅斯年以 中西结合的方法研究齐鲁文化;牟宗三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写中国历史哲学思想 写中国历史哲学,以康德思想写中国心性之学与儒学,以西方哲学返本开新而建立新 儒学体系。因此与当时在山东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梁漱溟、钱穆形成了新儒学学派,人 称其为“新儒家”。中西文化的交汇,造就了山东新知识分子群。除上述外,张默生、 周干庭、孙乃琨、张立志、吴秋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儒学与齐鲁文化的研究 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丰硕成果。 第二个阶段(1949年-1995年) ,建国以后40余年,儒学和齐鲁文化研究进入了新 时期,中间虽有曲折,但总的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按其发展轨迹,可分为三个时 期。 建国后十七年(1949年-1966年)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的初始阶段。 经50年代的酝酿,60年代初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对孔子儒学的研究。60年代山东学 术界召开了几次孔子讨论会,出了一批成果,学术空气基本上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批孔、批儒、评法等完全出于政治需 要任意歪曲的批判,毫无学术研究气息,是儒学及齐鲁文化研究的基本中断时期。 新时期(1977年-1995年) 是儒学及齐鲁文化全面发展进于繁荣的阶段。“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儒学与齐鲁文化研究开始以孔子研究为主,逐步扩大领域至孔、孟、 荀先秦儒学、齐学、鲁学、兵学、管学、墨学、稷下学、两汉经学、易学、科技、诸 家学派的学说及代表人物,直至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孔子研究所、传统文化研究所、 儒学研究所、孙子研究中心、齐文化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构及山东省历史学会、哲学 学会、山东古国史研究会、孔子学会、孟子学会、墨子学会、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等 群众学术团体,皆在这一阶段相继成立或恢复活动。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团结 力量,发展研究队伍,组织开展各类研究活动,召开了一系列大中小型学术讨论会, 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整理资料,编写丛书。如《孔子文化大全》、《孙子集成》、 《齐文化丛书》等等,皆是空前宏伟的文化事业工程。学术研究园地开辟,儒学与齐 鲁文化研究的专业性刊物,如《孔子研究》、《管子学刊》、《周易研究》、《孙子 学刊》等相继在山东创办;《东岳论丛》、《齐鲁学刊》辟有齐鲁文化和孔孟儒家文 化研究专栏。其它如《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及各大专院校的文科学报、地市 级社会科学刊物,也组织刊发儒学与齐鲁文化方面的文章。因此,这一阶段研究队伍 迅速发展壮大,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成批涌现,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对齐鲁 文化和儒学的各个方面和整体体系上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