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原指先秦齐、鲁两国，后成为山东省区的地域代称。“齐鲁文化”，
狭义讲，是特指先秦齐鲁两国文化，广义讲是泛指山东地域文化。儒学产生于鲁国，
在先秦是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秦汉大一统后，儒学成为大一统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
心，而且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已超出了齐鲁文化范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故并列章节，分别叙述。
儒学与齐鲁文化资源丰富，历代研究不绝。早在先秦就流传下了《春秋左传》、
《孟子》、《荀子》、《中庸》、《孝经》、《尹文子》、《慎子》等不朽著作。另
外，产生于秦地的《吕氏春秋》，其作者也大多是齐鲁学者，其内容也主要是齐鲁文
化。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是儒学研究的成果，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
承和发展。两汉齐鲁经学大家辈出，《易经》有田何、孟喜、费直、梁丘贺等；《书
经》有伏生、欧阳生、孔安国等；《诗经》有毛亨、毛苌、申培公、浮丘伯、辕固生
及后苍、王式、匡衡等；《礼经》有高堂生、孟卿；《春秋》则有“三传”：公羊学
之公羊寿、胡母生、张生、何休，谷梁学之瑕丘江公、韦贤，左氏春秋之张苍等，皆
自成一家，世称大儒。郑玄则遍注群经，集其大成。儒学大师董仲舒，虽为赵人，但
为胶西王相多年，也可算是齐鲁文化传人。魏晋以降，儒学研究虽无汉代昌盛，但也
不乏大家。
儒学之外，其他齐鲁学派的学说历代亦皆有人研究，如阴阳五行、黄老之学和方
术之学盛于秦汉，兵学、医学、农学则历代不衰。
但是，作为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古代不多，近现代也很少。南北朝时东武城崔
尉祖著有《海岱史》 40卷，仅半成，且早佚；清代安丘王驭超辑有《海岱史略》140
卷，仅起自汉代，迄于明季，汉前明后缺如，未称完书。
降及近代，齐鲁文化研究也仍集中在儒家及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致力于整体研
究的也仍如凤毛麟角。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甲、乙编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9年、1940年刊行) 堪称一部山东地域文化史专著，但也只论述了史前和先秦时期
山东历史文化的几个专题。
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是1980年以后开始的，成果虽有多篇论文，而系统全面的专
著，至本志下限的1995年尚未见问世。但作为齐鲁文化的某些局部、学派及其代表人
物的研究则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
近代以来，儒学与齐鲁文化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以前(1840年-1949年)，此阶段含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
晚清时期(1840年-1911年) ，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纲维解体、
弊端毕现的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接纳西方文化。兴洋务、搞变
法、闹革命，形势为之丕变。但山东儒家学者仍沿着乾嘉学派的道路，埋头于经史文
字训诂方面的研究，虽然无补于时世，但其中也不乏实学，并多所创获。如继郝懿行、
王筠之后，山东学者形成了儒学朴学的重要流派--东甫学派，代表人物有孙葆田、宋
书升等。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中国社
会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革命尚未成功，斗争更加复杂，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激烈。政
治上先是表现为军阀混战，继之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后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内
战。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文化社会科学战线也同样分化。一部分守旧的学者，出于
维护帝制的目的，主张尊孔读经，在济南成立“孔道会”、发表尊孔文章。其中虽有
人倾向革命，拥护共和，但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甚至为袁世凯称帝上劝进表。这
是一股逆流，但山东社会和学术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深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山
东学界对儒学与齐鲁文化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动向。一部分知识分子
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形成一个个新的学术群体，对儒学进行反思、批判，主张中西沟
通，比较研究，开拓新路。于是有何思源、傅斯年、牟宗三、梁漱溟等学贯中西的新
学者群产生。何思源以西方社会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兴办新式教育；傅斯年以
中西结合的方法研究齐鲁文化；牟宗三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写中国历史哲学思想
写中国历史哲学，以康德思想写中国心性之学与儒学，以西方哲学返本开新而建立新
儒学体系。因此与当时在山东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梁漱溟、钱穆形成了新儒学学派，人
称其为“新儒家”。中西文化的交汇，造就了山东新知识分子群。除上述外，张默生、
周干庭、孙乃琨、张立志、吴秋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儒学与齐鲁文化的研究
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丰硕成果。
第二个阶段(1949年-1995年) ，建国以后40余年，儒学和齐鲁文化研究进入了新
时期，中间虽有曲折，但总的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按其发展轨迹，可分为三个时
期。
建国后十七年(1949年-1966年)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的初始阶段。
经50年代的酝酿，60年代初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对孔子儒学的研究。60年代山东学
术界召开了几次孔子讨论会，出了一批成果，学术空气基本上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批孔、批儒、评法等完全出于政治需
要任意歪曲的批判，毫无学术研究气息，是儒学及齐鲁文化研究的基本中断时期。
新时期(1977年-1995年) 是儒学及齐鲁文化全面发展进于繁荣的阶段。“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儒学与齐鲁文化研究开始以孔子研究为主，逐步扩大领域至孔、孟、
荀先秦儒学、齐学、鲁学、兵学、管学、墨学、稷下学、两汉经学、易学、科技、诸
家学派的学说及代表人物，直至齐鲁文化的整体研究。孔子研究所、传统文化研究所、
儒学研究所、孙子研究中心、齐文化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构及山东省历史学会、哲学
学会、山东古国史研究会、孔子学会、孟子学会、墨子学会、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等
群众学术团体，皆在这一阶段相继成立或恢复活动。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团结
力量，发展研究队伍，组织开展各类研究活动，召开了一系列大中小型学术讨论会，
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整理资料，编写丛书。如《孔子文化大全》、《孙子集成》、
《齐文化丛书》等等，皆是空前宏伟的文化事业工程。学术研究园地开辟，儒学与齐
鲁文化研究的专业性刊物，如《孔子研究》、《管子学刊》、《周易研究》、《孙子
学刊》等相继在山东创办；《东岳论丛》、《齐鲁学刊》辟有齐鲁文化和孔孟儒家文
化研究专栏。其它如《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及各大专院校的文科学报、地市
级社会科学刊物，也组织刊发儒学与齐鲁文化方面的文章。因此，这一阶段研究队伍
迅速发展壮大，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成批涌现，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对齐鲁
文化和儒学的各个方面和整体体系上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