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行出现之后，民间借贷多发生在农村，城市也间或有之。据南京国民政
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12月调查，山东82县，农村中现款借贷的农户占农
户总数的46％，所借款项，来自亲友的占7％，地主占2.7％，富农占41.6％，商家
占15％，钱局占27％，合作社占2.2％，其他占4.5％；粮食借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
的36％，所借粮食，来自亲友的占19.1％，地主占10.2％，富农占59.3％，商家占
6.9％，其他占4.5％。
来自亲友的借贷，多为无息或低息借贷，一般不立契约，不找保人，没有抵押
品，除个人私下通融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借贷组织，通称“合会”，山东称“来会”
、“请会”。据1935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山东83县调查，各种合会组织即有
25种之多，其中摇会占58.4％，标会占17.6％，认会占14.1％，其他占9.9％。一
般是以发起人为会首，与会者为会脚，共同商定交钱多少和用钱次序，首次多由发
起人使用，以后各次采取轮流、认请(用钱者请与会者吃一餐)、摇骰(或抽签)、投
标等方式决定，投标是有息的，谁出的利息高由谁用钱。此外，还有散见于各地的
“耕牛会”、“谷种会”、“鸡蛋会”、“馍馍会”、“父母会”、“童子会”等，
前两种是为帮助某人购买耕牛或谷种而设立的，后两种是家庭主妇为逢年过节改善
一下生活而设立的，最后两种则是为了解决父母养老、丧葬和儿娶女嫁方面的困难。
此类组织多为互助性质，但也有的组织为少数会首把持利用。1924年前后，济
南一些标会会首，划分地盘，各吃一方。有把持胶济铁路车站一带，专吃装卸工人
的；有把持经一路纬五路一带，专吃庆尚戏院演员、职工及津浦站仓库搬运工人的；
还有把持天桥一带的，把持馆驿街一带的，把持小纬六路一带的。此间有所谓“会
王之祸”，万字巷的封建把头利用标会，许以优厚利息，骗取钱财，其他帮会首领
群起效尤，蔓延全市，骗到钱财后即席卷而逃，工人、店员、学徒和女佣受害最多。
来自地主、富农、商家的借贷，多为高利贷。有到期不还利上加利的“驴打滚”
，有分期归还、还一次盖一印的“印子钱”，有一月为期的“月子钱”，有借九还
十的“集头钱”，有借十给九按10元生息的“里加一”，有借十给十按11元生息的
“外加一”等。据1935年11月《东方杂志》刊载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
山东农民借贷利息，月息1～2分的占5.4％，2～3分的占35.7％，3～4分的占37％，
4～5分的占20%，5分以上的占1.9%。借债者需找保人，有的还要以实物抵押。放债
者有的放钱，有的放粮食或其他实物。农民多为天灾、婚丧、缴纳租税求告高利贷，
常有受高利盘剥而家破人亡者。1930年，日照县奎山区丁家楼村丁惟堂，借本村丁
洪召铜元10吊，约定月息4分，3年期满后无钱归还，债主即将其仅有的1.4亩耕地
夺去抵债，丁惟堂被迫外出谋生，其母生活无着，自缢身亡。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
的民谣：“穷人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逃荒要饭坐监牢。”
1937～1945年日伪统治山东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多由借钱改为借粮，也有借
粮折钱随涨不随落的。此外还有“放海债”，沿海渔民多在春季借贷，期限3～5个
月，月息30％以上；“渔付钱”，将所借金额低于市价折成一定数量的鱼，到期还
鱼，听涨不听落，一般月息66分左右；“行杠”，按借款经营收入的50％抽取利息，
月息有达150分的；“太平份子”，按船老大所定标准分红，月息有达122分的；“
扣利放本”，从所借本金中扣下利息，月息有达135分的；“八当十”，借8元4个
月后还10元。
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减轻农民所受高利贷剥
削，开始实行“分半减息”。1942年5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公布《山东
省借贷暂行条例》，规定抗日战争以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以清理旧债为原则，贷款
年利率超过15％的减为15％，不及15％的依原来约定；债务人付息达原本1倍的停
利还本，付息达原本2倍以上的债务消灭。抗日战争以后至条例颁布前成立的借贷
关系，以实行减息、调处争议为原则，已实行分半减息的按约交息还本；未实行分
半减息的，双方无争议时政府不加干涉，因利率过高而发生争议时由政府调处，如
调处不成，即自借贷之日起按分半计息判处，付息达原本1倍的得因债务人的请求
停息还本，付息达原本2倍以上的债务消灭；停息还本的贷款，债务人一时无力还
本时，得由政府或群众团体调处，分期或缓期还本，缓期以1年为限，到期仍不能
还本时即按分半行息。条例颁布后成立的借贷关系，利率按当地习惯双方自由议定，
因利率过高而发生争议时，由政府按当地一般利率仲裁。
经过1942年和1944年上半年的两次减息运动，许多农民减轻了利息负担，但还
有减得不普遍、不彻底的地方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据调查，高利贷还在一些地方
存在，主要形式有：(1)借钱还钱。1年以上的长期借贷，普通是年利2～3分，也有
高至5分的；1年以内的短期借贷，普通是月利3～5分，也有高至10分的。(2)借粮
还粮。春借1斗，秋还2～3斗，或在麦收后还1.5～2斗。借粮利息高于借钱，一则
由于借粮食的都是贫农雇农，所以剥削更重；二则由于粮食春贵秋贱，折成货币利
息并没有这样高。(3)借粮还钱。普通都是“听涨不听落”，按最高价格折钱，秋
天加利奉还。由于粮价涨落大，春借一斗，秋天所还本利往往可买粮食2～3斗。(4)
借钱还粮或其他农产。即在农产品收获之前作价预卖，所作价格往往仅及市价的
1/2或1/3，3、4个月一本一利甚至一本两利。(5)放工夫帐。即借钱借粮，而于麦
收时或其他农忙季节去作短工抵偿本利，所得工资比普通工资要少一半或一半以上。
(6)贷款折地，利涨准折。即借钱借粮，而以土地作为抵押，过了几年，利上滚利，
无法清偿，债权人就没收土地，实行抽地换约。
1945年11月，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减租减息增资的布告》，在减息方面规定：
“七七事变”后至解放前的债务，尚未清偿因利率过高发生争议时，由政府调处，
调处不成的可按分半利行息判处，不得利上算利，利息总和不得超过原本，其付息
达原本1倍的停息还本，超过原本1倍的，超过之数作还本计，超过原本2倍的，本
利停付，债务消灭。已经清结的债务一般不再追究，但其方法特别狠毒或依仗敌伪
势力及以恶霸方式，利息苛重超过当地一般标准的，如债务人要求算帐，应退还其
多剥削的部分。解放后的借贷关系，约期在1年以内的，月利不得超过3分，禁止利
上滚利，利息总和不得超过原本，所有借钱还钱、借粮还粮或其他实物借贷，都照
此计算，不得巧生花样，重利盘剥。其后，又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反奸诉
苦清算运动。1946年9月以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进一步消灭封建剥削。
在国民党统治区，贫苦农民仍受高利贷剥削。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47年对山东
5个县的调查，借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1％，所借款项，来自私人的占46％，商店
占13％，银行占27％，典当占7％；合作社占7％；在来自私人的借款中，地主占28
％，富农占36％，商人占36％。借粮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
城市的私人借贷，有商业性和生活性两种，数额较大的立有借据，有担保或抵
押。解放前夕，由于物价飞涨，月息高达十几分。有的按借款当日市场黄金或面粉
价格，折成实物计算。入标会者都想早1个月用钱，改按谁出的标价低谁用，10元
钱的会，有的仅要5元。由于物价1日数涨，开始买1袋面粉的钱，到后来只能买1袋
牙粉。因此自愿入会者逐渐减少，直到无人参加。但仍有一部分人依仗权势，硬拉
一些人来“捧会”，实为“敲竹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保障私人借贷，鼓励信用互助，提倡在农村发展
信用合作，在城市依托各级工会建立互助储金会。此时由于银行机构还不普遍，信
用互助合作刚开始试办，贫困农民遇有急需，有的还不得不借高利贷。1950年，海
阳县梁家村一渔民借钱补网，月息高达50分。1953年，莒县姜庄乡略庄村110户农
民中，有45户借地瓜干11000斤，月息37分，其中17户无力还债，被迫以110亩耕地
抵债。
1955年，随着国家银行农村信贷工作的开展和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变
了农村旧的借贷关系，全省大部分地区，民间借贷利息降到2～3分。但在灾区、渔
区、市郊区、小集镇以及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仍有高利贷隐蔽活动。据曲阜县八
区和嘉祥县五区的调查，已有80%的农民与信用社建立了信贷关系，私人借贷利率
已由1953年的月息5分降到3分左右。又据聊城、高唐、堂邑等县34个村调查，信用
社建立前有364家放高利贷，放债5940元，月息5～10分；信用社建立后，未见高利
贷活动。1956年，农村实现合作化，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满足社队及社员借贷要
求，高利贷活动基本停止。城市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多数私营
企业改为合营，个体商贩为数不多，商业性的私人借贷逐渐减少。职工的生活困难，
多由社会救济和互助储金会解决，少数私人借贷，基本不计利息。标会、来会，长
期无人问津。
1960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农村社员和城市职工生活下降，借贷需求增加，
国家银行和信用社难以完全满足，高利贷死灰复燃。1963年，据莒县、金乡、临清、
嘉祥4个县221个生产队和菏泽县部分地区调查，群众生活困难的地区有35％的农户
借高利贷，一般地区有3～7％的农户借高利贷，有的生产队之间的借贷也带有高利
贷性质。借贷形式有借粮还粮、借钱还钱、借实物折款还款，还有放利羊、利猪、
土布、租赁工具、运输工具等。借贷利息一般月息10～20分，高者达53分。在放债
的784户中，中农占85.6％，商人占9.4％，地主富农占2.5％，劳力强、收入多的
贫农占2.5％。在借债的1883户中，贫农占56％，中农占44％。又据济南白马山铁
路新村调查，全村1299户中，有标会26个，会员281户，占总户数的21.6％；另有
21户向私人借债，其中用于购粮8户，治病5户，交学费1户，买衣服、结婚的4户，
其他3户。济宁市1963年有标会25起，成员多为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也有职工和
农民，共计458股，每股10元、5元不等。一理发员因为徒弟结婚，女儿出嫁，母亲
病故，连续入会，标利很高，交不上会钱就另入新会，以新会钱抵旧会钱，累计借
债2000多元，欠债30余户，把家具、衣服、被褥、口粮全都抵了债，逼得想寻死外
逃。该市另有来会96个、入会944人，无高利盘剥，也确实解决了一些人的困难。
1964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整顿信用合作社，打
击高利贷的报告》，在整顿信用社、大力开展存放业务、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金融阵
地的同时，坚决打击高利贷活动。在掌握上，根据《中央批转邓子恢同志关于城乡
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本着对劳动人民从宽，旧剥削分子从严；少
量的从宽，大量的从严；检讨好的从宽，抗拒的从严；情节轻微从宽，情节恶劣从
严的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分别对待。借贷双方已结清的债务，除属于旧
剥削分子应当清算退还利息以外，一般不再追究。对于情节严重、属于敌对阶级的
大债主，除退息外，还要取消其一部或全部债款。有罪恶活动以致逼死人命的，要
依法严惩。所退利息应退还给借债人，但对转手剥削或投机倒把分子，其利息应予
没收。对社会上的一般借贷，如利息不超过1分5厘的，不予干涉。放实、折实、按
实物行息的借贷，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必须取缔；群众间少量的(20斤以下)互借往
还，不予干涉。对生产队动员社员投资，一般不予提倡，已向队投资的，其利息不
得超过信用社的存款利息，超过的通过说服教育降下来。其后，高利贷活动又逐渐
敛迹。
1979年以后，农村经济日趋活跃，社队和社员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对资
金的需要量日益增大，农村的自由借贷有所发展，社队与社员之间的借贷尤为明显。
1980年，据汶上、鱼台、临邑、郯城、峄城5个县区对541个生产队的调查，当年1
～8月有434个队发生借贷，占调查队数的80.6％；集体借款总额71.55万元，占同
期生产队投资总额的34.9％，相当于银行、信用社对这些生产队贷款的75.8％。其
中，社队向社员借款56.02万元，占集体借款总额的78.3％；集体之间借款15.53万
元，占集体借款总额的21.7％。借贷形式，以借钱还钱以粮付息较为普遍，约占借
贷总额的一半以上，4月借，麦收后还，每1元钱付1斤麦子的利息；同时有借钱还
粮，3月借钱，7月还小麦，每15元还小麦100斤；借粮还钱，5个月期，每100斤大
米还款35元；借粗还细，春借1斤玉米种，夏还2斤小麦；预收货款，以每块3分(比
售价低0.5分)的价格还砖。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社员积累的沉淀资金和在银行、
信用社的存款，其次是实物折款。借贷利率，有的公开，有的隐蔽，多数付给粮食，
也有付钱的，少数付花生、化肥等实物。据统计，无息部分占20.3％，月息3分以
下的占26.5％，3～10分占36.4％，10分以上占16.8％。借款用途，用于购买化肥、
农药、机柴油等生产费用的占77.6％，用于农副业生产设备的占18.9％，其他开支
占3.5％。此外，随着生产体制的变化，政策的松动，社员之间的借贷也有所发展，
除用于盖房、婚丧嫁娶者外，开始出现以借款向农业生产投资。1980年10月，省人
民银行在就以上情况向总行、省财委、省农委的报告中认为，农村自由借贷用途正
当，效果较好，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是社员劳动收入，即使利率高一点，也是合理的，
个别队发动社员投资，利率虽高，但因按人均摊，也是人人有份。这种自由借贷，
应当允许存在。前几年不论借贷形式，款额大小，利息高低，只要超过月息1分5厘
的都视为高利贷，并予以取缔，显然是不妥当的。
1983年，据章丘县农业银行对32户农民调查，有15户发生相互借贷，其中有息
借贷占45.3％，一般用于农业生产的月息3分，用于贩运的月息10分。
1985年，国家紧缩银根，资金供求关系紧张，民间借贷活跃，利率进一步上升。
是年据胶县农业银行对3个村的调查，农民相互借贷收取利息的占50％左右，一般
月息3分，高的12分，低的1分。1987年，据潍坊市农业银行对昌邑、寿光、临朐3
个县7个乡镇21个村调查，有80％的民间借贷收取利息，一般月息2～5分不等，其
中45％的民间借贷是贷予个体户、工商户生产经营。乡镇企业向农民借贷金额占民
间借贷金额的30％，月息一般为12～15‰。
1988年9月，国家银行紧缩信贷和提高存贷款利率后，民间借贷又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据1989年郓城县农业银行对12个乡镇240户农民的调查：一是农村信用中
民间借贷的比重增大，已经占到借贷总额的64.5％；二是借贷用途已由用于农业生
产和生活为主，变为用于非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和超前消费开支为主；三是借贷资金
来源，大部来自提取存款。另据调查，农村、城市的集体企业，都有高息集资者。
1990年，民间借贷相当普遍。据寿光县农业银行调查，所有乡镇都有民间借贷
发生，借款人主要是个体工商户、经济联合体及部分承包户。借贷金额，一般2000
～3000元，多者上万元。
农村借贷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借款手续不完备，债务纠纷多。郓城县已发生
债务纠纷9起。寿光县法院受理的债务纠纷案件，1987年29起，1988年82起，1989
年124起，1990年1～8月经法院裁决的案件即有85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