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姓名：齐民要术撰者姓名，隋志首先著录作贾思勰。但旧唐志却作贾勰，
新唐志又作贾思协。一脱“思”字，一别“勰”字。查隋志和新旧两唐志三书同
属早期的著录，且同被称为“正史”，而各纷歧不同，究以何者为准呢? 虽然隋
以前诸史，均没有贾思勰或贾勰或贾思协的纪载，无可考信，昔人也“未知就是”
(见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但根据如下理由：(1)三书中以隋志撰期为最早，
时代距原书即齐民要术的撰期不远；(2) 其他公私簿录所著录，包括较算“早”
的如崇文总目、通志和晁公武陈振孙诸家所著录，都跟隋志相符；(3) 今存各种
版本卷端和各序跋所题，亦正作贾思勰。所以，应以隋志所著录为最可信，肯定
是贾思勰。
……
(三)里籍：撰者里籍，史无明文，本不易稽。本文分从几个角度来考察，认
为他当是今山东境人。其根据的论点是：(1) 据原书自注：贾思勰本与刘仁之有
交谊；又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系深交；又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
思伯系同时为肃宗朝(公元516-526)的侍读与侍讲，彼此极相得。从这些迹象中，
可想见思勰跟思伯是有关系的。可能就是同族关系。……
(四)履历：根据原书署衔和历代簿录著录，撰者曾官“太守”，是无疑的。
但究任何郡太守? 其说却不一：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原书崇文院本
以次各种版本所题，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一说是
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守”“襄阳太守”两说，
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殆是缮写或刊刻偶讹所致；应以“高阳太守”
为是。高阳，当是魏书地形志中瀛州所领的郡，该郡领县九，在今河北境，根据
撰者在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种蒜第十九》)。可能就是从山西东行
莅任高阳太守。因为高阳郡系位于其地附近。又按：撰者除曾任高阳太守外，行
迹所历似甚广，单从书中所述，已可知除其原籍山东境外，曾到过今山西境南部
的壶关上党(《种蒜第十九》) ，东部的辽(《种栗第三十八》)，中部的并(《种
蒜第十九》) ，北部的代(《种栗第三十八》)；又到过今河北境的“井陉以东”
(《种蒜第十九》)等地。山西，是后魏发祥地，也是当时政治重心之一，可能撰
者宦游其地颇久。但曾任何职，却不可考了。又根据上文论证，撰者与贵为帝师
的贾思伯、思同兄弟(《魏书》贾思伯、贾思同传)有同族关系，且曾官至太守，
则其出身，当非一般的劳动人民。又从他的原书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
奥”、“奇字错见”(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李巽岩《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见明胡震亨津逮秘书本齐民要术跋)。而其书杂说篇，
论述所谓“治书”方法(《杂说第三十》)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读书
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
自厕于齐民， 以农牧为业。 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 (
《杂说》) ，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
养羊篇中自言：“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
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
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
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 (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
的成就，1957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版，据该书作者函告，谓此系近人乐道说) 。这
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魏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
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
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平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
看，似都不会撰述象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 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
宦后， 家居度田园生活时， 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
“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
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 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
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
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
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
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魏书》、《北史》贾思同传)
(4) 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
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 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
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
暇“丁宁周至”(《齐民要术序》)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齐民要术序》)
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 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种谷第三》)，
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 (贾思同卒于兴和二年，刘仁之卒于武定
二年，各见《魏书》本传) ，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德
的修养都较优于仁之，就他当时的地位看，当不会如此相称。(6) 思同早岁为元
勰属官，历时仅甚暂，且元勰早已于永平元年(公元508)为宣武帝杀害(见《魏书》
卷二十一本传) ，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话，似也没有长期“把名字改换”的必
要。退一步说：他真的改换名字了，何以原书还题思勰而不题思同? 又当时魏收
撰魏书时，距思同时代极近，何以在思同传里，绝不提及改换名字的事? 甚至连
见于著录的贾思同碑文(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一跋贾思同碑)，也未见提及这
事。--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贾思勰并不会是“即贾思同”，他们彼此是两人，
思勰年辈较后于思同，当齐民要术成书时，思同已不及见了。
……
(本文原载《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本书摘录时，原文注释有所删节，
并改篇末注为文中夹注。)(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