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了成就“霸业”与“兴复汉室”，从隆中对策直至去世，其外交政策的
指导思想始终是联吴抗曹。
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在当阳长阪败于曹操，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提出“请奉命
求救于孙将军”。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这是诸葛亮联吴思想的第一次胜利。
赤壁战后，孙、刘双方为了争夺荆州的利益，时有纷争，但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以前，关系并未破裂。尤其是建安十六年(211年) 刘备入川后的三年间，诸葛亮镇守
荆州，与孙吴的关系和睦、稳定。后关羽镇守荆州，没有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再加
上为争夺荆州的根本利益，孙权利用关羽攻樊城、围襄阳对曹操构成极大威胁之机，
暗中与曹操联合，杀死关羽父子，占据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孙、刘联盟破裂。章武元
年(221年) ，刘备兴兵伐吴，孙权公开与曹魏结盟。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诸葛亮始料
不及的。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决心扭转这一局面，恢复与吴国的盟好。因为对蜀汉而
言，不与吴国同盟，“兴复汉室”便是一句空话。
关羽被杀与刘备伐吴失败，在蜀汉朝野埋下仇恨孙吴的种子。要修复两国关系，
必须选派恰当的使者，首要的当然是能认清联吴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建兴元年(223年) 五月刘禅即位后，诸葛亮非常担心孙权有别的打算，准备派人
出使吴国但尚未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此时，尚书邓芝主动向诸葛亮进言：“今主上幼
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诸葛亮见邓芝与自己所虑正同，就说：“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邓芝问其人为谁，诸葛亮说“即使君也”。当年
十一月，诸葛亮派邓芝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吴国。邓芝带给孙权的礼品是“马二百匹，
锦千端及方物”(《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孙权在处理是与曹魏联合还是
与蜀汉联合问题上正在犹豫不定，故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了解孙权的心理，就自
己上表孙权求见，其表文中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这才接见他。
孙权对邓芝说出了真实思想：“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
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向孙权表明与蜀汉交好之利及与曹魏联合之弊，
即：“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
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此为与蜀汉和亲之利；“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
若不从命， 则奉辞伐叛， 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三国志·邓芝传》)孙权听了邓芝这一番话，沉默了一段时间。因为上年“魏欲遣
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徵任子”而自己没有接受，结果秋天魏国就大举兴
师问罪，“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
南郡”；魏文帝曹丕称“登身朝到，夕召兵还”，仍然是逼吴王太子孙登入洛阳做人
质，情况确如邓芝所论(事见《三国志·吴主传》)。于是说：“君言是也。”邓芝约
于年末返回成都，孙权很快主动与魏断绝来往，邓芝第一次使吴成功。
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 夏，孙权遣张温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
汉。诸葛亮为迎接张温作了精心安排，使张温看到蜀汉“君明臣良”、国家安定的局
面。这次出使，张温对以诸葛亮为实际执政者的蜀汉政权印象很好，所以回国后在孙
权及其他大臣面前极力赞美蜀汉。接着，诸葛亮又派邓芝使吴。此次孙权说：“若天
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邓芝回答说：“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
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桴鼓，则战争方始耳。”
孙权大笑着说：您的诚实，竟到了如此程度啊! 孙权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称：“丁厷掞
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意思是丁厷这个人说话多夸大其词，阴化这
个人言多不实；使两国关系和谐的，只有邓芝(《三国志·邓芝传》)。诸葛亮发现了
邓芝的才能，邓芝果然不辱使命。自此，两国“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
以答其厚意焉”(《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费祎是继邓芝之后多次出使孙吴的使者。特别是诸葛亮北伐期间，费祎任参军，
后为中护军、司马等职，因“奉使称旨，频烦至吴”(《三国志·费祎传》)。费祎与
吴国君臣关系融洽，吴蜀联盟更为巩固。
为了北伐中原的战略目标，诸葛亮在外交上采取了务实的政策，绝不拘泥死板，
而是应权通变。建兴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派使者通报蜀汉。在蜀汉大臣中，
因孙权称帝如何处理与吴国的关系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大部分人认为“交之无益，
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因为蜀汉群臣的思想支柱是以刘氏为天子的正统观念，伐魏就是伐逆；如果承认吴国
称帝的合理性，就等于否定自身的正统性。对于群臣的这种心态，诸葛亮是理解的，
但现实又不允许与吴国断交，故诸葛亮耐心向他们解释，分析利害。他指出：孙权想
称帝的愿望很早就有，之所以没有公开阻止，就是要孙权起到牵制曹魏的作用。如不
承认孙权帝位的合法性，就得与吴公开决裂，而“移兵东(戍)［伐］，与之角力，须
并其土，乃议中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吴国并非弱国，
不能马上成功。那样，就会“使北贼得计”。如果承认孙权称帝的合法性，即便是蜀
汉大军北伐时吴国不出兵支援，只要不与蜀汉相仇，“我之北伐”就可以“无东顾之
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所以，诸葛亮决定承认孙权称帝的合法性，派卫尉陈震出
使吴国，庆贺孙权称帝。孙权见陈震来贺，自然十分高兴，“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
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联盟。联系到建兴元年(223年) 魏国王朗、华歆诸人致信
诸葛亮，劝其“举国称藩”，诸葛亮置之不理，仅写了一篇名曰《正议》的文章作答，
予以痛斥，可见诸葛亮既坚持“兴复汉室”的理想，又能在必要时适当妥协，为中心
目的服务，这是政治家的胆略与外交家“应权通变”灵活性的高度结合。诸葛亮为了
巩固与吴国的联盟，除派遣合适的使者使吴外，自己也经常与吴国上层人物联系。从
现存的文献看，诸葛亮给孙权、陆逊、步骘等人的书信，内容涉及到上至军国大事，
下至赠送礼品，这又比普通使者的作用大得多。诸葛亮卒后，蒋琬、费祎等仍然坚持
诸葛亮既定的联吴外交思想，直至蜀汉灭亡。
第四类 外交思想
诸葛亮为了成就“霸业”与“兴复汉室”，从隆中对策直至去世，其外交政策的
指导思想始终是联吴抗曹。
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在当阳长阪败于曹操，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提出“请奉命
求救于孙将军”。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这是诸葛亮联吴思想的第一次胜利。
赤壁战后，孙、刘双方为了争夺荆州的利益，时有纷争，但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以前，关系并未破裂。尤其是建安十六年(211年) 刘备入川后的三年间，诸葛亮镇守
荆州，与孙吴的关系和睦、稳定。后关羽镇守荆州，没有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再加
上为争夺荆州的根本利益，孙权利用关羽攻樊城、围襄阳对曹操构成极大威胁之机，
暗中与曹操联合，杀死关羽父子，占据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孙、刘联盟破裂。章武元
年(221年) ，刘备兴兵伐吴，孙权公开与曹魏结盟。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诸葛亮始料
不及的。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决心扭转这一局面，恢复与吴国的盟好。因为对蜀汉而
言，不与吴国同盟，“兴复汉室”便是一句空话。
关羽被杀与刘备伐吴失败，在蜀汉朝野埋下仇恨孙吴的种子。要修复两国关系，
必须选派恰当的使者，首要的当然是能认清联吴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建兴元年(223年) 五月刘禅即位后，诸葛亮非常担心孙权有别的打算，准备派人
出使吴国但尚未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此时，尚书邓芝主动向诸葛亮进言：“今主上幼
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诸葛亮见邓芝与自己所虑正同，就说：“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邓芝问其人为谁，诸葛亮说“即使君也”。当年
十一月，诸葛亮派邓芝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吴国。邓芝带给孙权的礼品是“马二百匹，
锦千端及方物”(《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孙权在处理是与曹魏联合还是
与蜀汉联合问题上正在犹豫不定，故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了解孙权的心理，就自
己上表孙权求见，其表文中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这才接见他。
孙权对邓芝说出了真实思想：“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
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向孙权表明与蜀汉交好之利及与曹魏联合之弊，
即：“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
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此为与蜀汉和亲之利；“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
若不从命， 则奉辞伐叛， 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三国志·邓芝传》)孙权听了邓芝这一番话，沉默了一段时间。因为上年“魏欲遣
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徵任子”而自己没有接受，结果秋天魏国就大举兴
师问罪，“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
南郡”；魏文帝曹丕称“登身朝到，夕召兵还”，仍然是逼吴王太子孙登入洛阳做人
质，情况确如邓芝所论(事见《三国志·吴主传》)。于是说：“君言是也。”邓芝约
于年末返回成都，孙权很快主动与魏断绝来往，邓芝第一次使吴成功。
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 夏，孙权遣张温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
汉。诸葛亮为迎接张温作了精心安排，使张温看到蜀汉“君明臣良”、国家安定的局
面。这次出使，张温对以诸葛亮为实际执政者的蜀汉政权印象很好，所以回国后在孙
权及其他大臣面前极力赞美蜀汉。接着，诸葛亮又派邓芝使吴。此次孙权说：“若天
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邓芝回答说：“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
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桴鼓，则战争方始耳。”
孙权大笑着说：您的诚实，竟到了如此程度啊! 孙权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称：“丁厷掞
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意思是丁厷这个人说话多夸大其词，阴化这
个人言多不实；使两国关系和谐的，只有邓芝(《三国志·邓芝传》)。诸葛亮发现了
邓芝的才能，邓芝果然不辱使命。自此，两国“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
以答其厚意焉”(《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费祎是继邓芝之后多次出使孙吴的使者。特别是诸葛亮北伐期间，费祎任参军，
后为中护军、司马等职，因“奉使称旨，频烦至吴”(《三国志·费祎传》)。费祎与
吴国君臣关系融洽，吴蜀联盟更为巩固。
为了北伐中原的战略目标，诸葛亮在外交上采取了务实的政策，绝不拘泥死板，
而是应权通变。建兴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派使者通报蜀汉。在蜀汉大臣中，
因孙权称帝如何处理与吴国的关系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大部分人认为“交之无益，
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因为蜀汉群臣的思想支柱是以刘氏为天子的正统观念，伐魏就是伐逆；如果承认吴国
称帝的合理性，就等于否定自身的正统性。对于群臣的这种心态，诸葛亮是理解的，
但现实又不允许与吴国断交，故诸葛亮耐心向他们解释，分析利害。他指出：孙权想
称帝的愿望很早就有，之所以没有公开阻止，就是要孙权起到牵制曹魏的作用。如不
承认孙权帝位的合法性，就得与吴公开决裂，而“移兵东(戍)［伐］，与之角力，须
并其土，乃议中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吴国并非弱国，
不能马上成功。那样，就会“使北贼得计”。如果承认孙权称帝的合法性，即便是蜀
汉大军北伐时吴国不出兵支援，只要不与蜀汉相仇，“我之北伐”就可以“无东顾之
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所以，诸葛亮决定承认孙权称帝的合法性，派卫尉陈震出
使吴国，庆贺孙权称帝。孙权见陈震来贺，自然十分高兴，“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
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联盟。联系到建兴元年(223年) 魏国王朗、华歆诸人致信
诸葛亮，劝其“举国称藩”，诸葛亮置之不理，仅写了一篇名曰《正议》的文章作答，
予以痛斥，可见诸葛亮既坚持“兴复汉室”的理想，又能在必要时适当妥协，为中心
目的服务，这是政治家的胆略与外交家“应权通变”灵活性的高度结合。诸葛亮为了
巩固与吴国的联盟，除派遣合适的使者使吴外，自己也经常与吴国上层人物联系。从
现存的文献看，诸葛亮给孙权、陆逊、步骘等人的书信，内容涉及到上至军国大事，
下至赠送礼品，这又比普通使者的作用大得多。诸葛亮卒后，蒋琬、费祎等仍然坚持
诸葛亮既定的联吴外交思想，直至蜀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