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震亨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北京灯市得一明刻本《齐民要术》，与沈
汝纳(士龙)、姚士(叔祥)共同校订后，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成书，列
为《秘册汇函》的一种。此本每半页9行，每行大小均18字，注小字双行共36字。
1621年，《秘册汇函》全辑遭火灾后，胡震亨遂将二十余函的残版 (其中有《齐
民要术》) 转让于毛晋。后来毛晋将此版本编入所辑的汲古阁《津逮秘书》中。
经过翻印流传，火灾前后二版本或有不同，而实系一种，通常称作《津逮》本。
《津逮》本据刻原本是湖湘系统本，而拙劣更甚。在校勘上大加改动，误多
正少。这与胡、沈等人的刻书态度不无关系。二人在《跋》语中，对《齐民要术》
颇有微词，认为不过是“农家书耳”，所记“种树、畜牧、调造方法，不但南朔
古今非宜”，而且“羌煮貊炙，使名庖呕下”，不过是因为其中引载有不少已经
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否则，此书大可“不必有”。持如此态度校书刊
版，势必错误百出。如把“稙谷”改为“植谷”，把“大穊”改为“大概”，把
“西兖州”改为“昔兖州”，把“ ”改为“馈”等等，不胜枚举。这类错误是
因才学不济反而自以为是的结果。又如把“女曲”改为“取曲”，其实，书中对
“女曲”有专项介绍。这类错误则说明改动者甚至连《齐民要术》的全文都未曾
认真阅读过。对《齐民要术》引用的各类书籍，并不复核，即使常见的《诗经》、
《尔雅》、《周礼》等书，也不肯翻查，依照原本因错就错。脱误的地方，往往
贸然一改，连脱误的痕迹也一并泯除，使后人无从查知。因此，栾调甫教授称胡、
沈等人“任情予夺，随心涂改”(见《齐民要术版本考》)。缪启愉教授称《津逮》
本是“在湖湘系统中本原已不好的底子上，又遭了一次灾难，评它一个‘疮痍满
目’，似不为过”(见《齐民要术校释·〈齐民要术〉主要版本的流传》)。
《津逮》本之后至1804年，始有《学津讨原》本出版，中间近170年的时间，
《津逮》本成了《齐民要术》流传的主要版本。其间明刊本还有华亭沈氏竹东书
舍刻本，但影响不大。明刊本之中，《津逮》本质量最差，但翻印最多，以讹传
讹的影响最大，甚至远及海外，日本1744年的山田罗谷刻本以及1826年仁科干的
复刻本便是它的脉流。此后，1804年的《学津讨原》本，1875年的崇文书局本，
1893年的《观象庐丛书》本，崇文书局石印《百子丛书》本，上海博古斋影印本，
都是《津逮》本的嫡系。其中除《学津讨原》本经过审慎校勘，胜过原本外，其
他本的质量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