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论》、《九议》而外，现存辛文另有六篇奏疏。其中三篇是关于抗金御敌的，
两篇是关于财政经济的，一篇是议及农民暴动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
练民兵守淮疏》，辑自《历代名臣奏议》“御边门”。写作时间大体在宋孝宗乾道六
年(1170年)。时辛弃疾在建康通判任，虞允文当国，孝宗有意恢复，曾召见辛弃疾于
延和殿， 辛弃疾剀切陈言， 两疏当于此时进奏朝廷。《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
《议练民兵守淮疏》是讲防边之计。稼轩认为南宋建都临安，以长江之险为屏障，须
借重于巩固两淮，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建议在淮地建立三大镇，选擢良将率兵镇守，
淮东为首，淮西为尾，淮中为身。敌人倘发兵进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
击其身则首尾俱应”。为了加强防务，辛弃疾提出“练民兵守淮”的主张。他推断两
淮户口不少于20万，可以聚集10万民兵加以训练，无事之时令其安居其地“营治生业”，
一旦有警，则调集丁壮“授以器甲，令于本镇附近险要处分据寨栅，与虏骑互相出没，
彼进吾退，彼退我进”。这样既有民兵与敌人周旋，又有正规官军作为坚强后盾。如
此，保证两淮居民的安全，挫败敌军南侵的锐气，加强江南疆防，自会万无一失。
《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辑自《历代名臣奏议》“御边门”，亦见于《永乐大
典》 ， 《稼轩集抄存》题为《绍熙癸丑登对札子》。绍熙癸丑，是宋光宗绍熙四年
(1193年)。时辛弃疾十年带湖闲居之后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因光宗召见，上此奏
札。当时朝廷萎靡不振，备战松弛。辛弃疾在奏章中提出荆州、襄阳为长江上游重地，
“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荆、襄分而为二则上流轻”。这关系到南北对峙的成败
大计。他建议朝廷“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
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自江以南，将湖南诸县合并为鄂州一路，指派一大帅
镇守。这样统一指挥，明确责任，强化战备，巩固上流，以便于保有江南的安定，等
待恢复时机的到来。
《论行用会子疏》辑自《历代名臣奏议》“理财门”，是宋孝宗淳熙二年 (1175
年) 辛弃疾任仓部郎官时进奏朝廷的。会子是南宋政府发行的纸币。推行纸币以来，
发生了一些弊端，民间和军伍都有一些不同的议论。辛弃疾认为使用纸币“本以便民”，
弊端的产生，是由于政府推行和调控不当。钱币“有搬载之劳”，会子“卷藏提携，
不劳而运”，所以非常方便。关键在于使会子“贵于现钱”，“不过多印造”，“平
其价值”，使偏远地区也能正常流通。《论经界钞盐札子》辑自《永乐大典》，为宋
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所作。他看到福建漳、泉、汀等州，
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土地集中而赋税徭役负担不均，中下层百姓要求清理土地均衡
赋役，实行“经界法”。宋代旧制，食盐统由官府营运，仁宗时开始推行钞盐法，即
令盐商向官府缴纳盐税， 买得营销权， 便于食盐供应。辛弃疾关心民间疾苦，提出
“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因此，他依据当地情况，进献奏章，要求
推行“经界法”和“钞盐法”。这些奏章体现了作者体恤民隐关注现实的政治思想。
《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辑自《历代名臣奏议》“弭盗门”，是宋孝宗淳熙六年
(1179年)辛弃疾任湖南转运副使时期所作。赵宋偏安后，上层享乐如故，军费岁币剧
增，人民负担日重，激化了阶级和社会矛盾，致使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辛弃疾洞悉社
会现状，《札子》开始即列举近年李金、赖文正、姚明敖、陈峒及当年李接、陈子明
之变，起义者“攘臂一呼，聚众千百”，事态日趋严重，接着作者分析了暴发反抗运
动的原因。他引用唐太宗的话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
切身”。然后列举湖南一路暴政残民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多取百姓面米数倍于前，
强迫重价折钱纳税，任意“科罚人户钱贯”，开列各种名目的纳税单，有的假托征集
军需公然大批敛钱，甚至“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
死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而且从州到县、从县吏到豪民大姓，上行下
效，层层加码，对“残民害物之罪”，无人敢过问，那么百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暴行，公然做出了“官逼民反”的结论。
末后作者提出解决矛盾的主张。他从“民者国之根本”的观点出发，请求皇帝“深思
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稼轩表示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要
不畏强暴，严惩贪官浊吏。并祈望朝廷，以所上奏章的条陈申敕州县：“自今以始，
洗心革面，皆以惠养元元为意。”由于时代的局限，辛弃疾不免从封建统治阶级的视
角，将起义百姓贬为“盗贼”。但是他毕竟面对现实，挺身而出，为遭受残酷剥削的
百姓发出不平之鸣，对盘剥百姓的官吏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大声疾呼要朝廷严惩贪
官惠养元元，这体现了作者关怀人民疾苦，呼唤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因此，本文虽
系讲“弭盗之术”，却也有其现实的进步的值得肯定的思想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