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诸葛亮的研究基本没有间断，而且经常就某些问题
展开讨论、争鸣，学术气氛十分活跃。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
分析的方法研究诸葛亮。1954年，周一良作《论诸葛亮》，是建国后全面评价诸葛亮
的第一篇文章。该文认为，诸葛亮家庭的成分是“中小地主阶级”，“由于他的阶级
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的清高自许，‘苟全
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作者
充分肯定了隆中对策的价值，认为“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
方”。对三分局面形成以后诸葛亮的功业和作用，主要是从政治措施及民族政策方面
予以考察。诸葛亮治理国家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
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
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
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
生活更困苦些”。对于北伐，作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
‘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关于平定南中，作者承认“诸
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而且少数民族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
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作用。然而，诸葛亮对南中的政策，
“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在综合分析之
后，作者认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
针对周一良评价诸葛亮南中政策的观点及徐德嶙《三国史讲话》认为平定南中是
“害多利少”的看法，柳春藩著文《关于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的评价问题》予以
讨论。作者首先指出，“南中之乱”“实质上却是一个由地方官僚、地主阶级所一手
造成的为他们的私利而服务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还具有分裂割据的性质”。因
此，“诸葛亮对以雍闿为首所发动的‘南中之乱’的平定，乃是对地主阶级分裂活动
的镇压”。其次，作者分析了“征南中”的客观效果是“对这一地区各落后部族也带
来一些好处”：客观上推动了南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的剥削压迫比较缓和，
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非汉族人民的联系，等等。1957年，张
思恩发表《关于诸葛亮“南中”留兵的研究》与《诸葛亮在南中的用兵及统治政策》
两篇文章。前文肯定了《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诸葛亮在南中“不
留兵” 的谈话， 后文的观点与柳春藩近似。是年，《云南日报》刊发了江应樑的
《诸葛亮与孟获》与华峨、康峻的《诸葛亮为什么要南征》两文，对诸葛亮平定南中
进行争鸣。 《诸葛亮与孟获》 一文肯定孟获是叟族酋长，而诸葛亮征南中的目的是
“掠夺资财‘以供国用’”，“且更掠夺其人口当兵卒”。南中的反叛“其目的为反
抗统治者的经济掠夺，所以不能把这个战争看作单纯的民族矛盾，而应看作是尖锐的
阶级矛盾”。作者考证了诸葛亮南征的路线后指出，诸葛亮未到大理、永昌(今保山)
一带，但历史上这一带却有许多传说，甚至滇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自言与诸葛亮有过
关系，原因有五：一是隋唐以来移居云南的汉族，渲染孔明故事以自豪；二是元明统
治者有意夸大孔明威望，以利于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其中以明为甚；三是羌族西迁，
把历史故事带向滇西；四是吕凯在永昌打着孔明旗帜，产生了影响；五是各地古迹、
传说受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华峨、康峻著文与之商榷，认为雍闿等反叛的目
的是“企图施行其奴隶主的割据”。从雍闿主动与吴国交往等方面也可看出此点：因
为蜀汉统治南中比较直接，不利于他割据自雄；吴国只能遥遥控制，徒具虚名，于割
据者有利。作者不同意诸葛亮南征是“掠夺资财”之说，认为南征结束后“弄走耕牛、
战马之类的资财，应该当作战利品来考虑”，至于此后则不会从南中运输物资，因为
“关山远阻”，那样做是“得不偿失的”。诸葛亮征南中的目的是为了北伐中原、兴
复汉室而“稳定后方”。诸葛亮对南中一带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所以直到现在“武定
一带夷族有关于诸葛亮以禾苗战胜彝族首领的故事，卡瓦北部卡瓦族有关于诸葛亮教
他们祖先盖房子、编竹罗以及诸葛亮赐稻种的生动故事”。
另一次讨论是在马植杰与季为章之间进行的。 1956年8期《新史学通讯》刊出马
植杰《诸葛亮论》一文，论述了诸葛亮助刘备创建蜀汉政权、治蜀、对待南中少数民
族的政策、北伐诸问题。作者认为，诸葛亮愿意追随刘备，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刘备是
汉宗室，除了刘备有相当的才能与较好的作风以外，“还在于他在各军阀中，出身较
为孤寒。有延贤下士的诚心……因之和他共事，可以放手去做，而不易有遭忌受谗之
虞，这便是诸葛亮所以肯出事刘备的真正原因，也是以后蜀汉所以能够建国的重要因
素”。在谈“治蜀”时必谈用人，作者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人之后指出：“土著地主
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因此诸葛亮对于土著地主虽然也选拔任用，但是对于
他的继承者，却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作者在肯定了诸葛亮治蜀的各种成就以
后却说：“不过这些益处，是很有限的。从地区来说，只限于蜀国一隅之地；从时间
来说，更极其短暂。”其结论为：“诸葛亮的治蜀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其在历史
上所起的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不能估计很高。”关于诸葛亮的民族政策，作者分
析后认定“诸葛亮对于南方各部族可算是尽了利用与榨取的能事。在诸葛亮统治之下，
南方各部族人民所受的官方榨取，可能比以前更重”。作者又补充说，因为诸葛亮为
政公平，对官吏豪强控制很严，所以当地人民还是能得到一些好处：带去了先进的生
产技术，使落后地区得到了开发。关于北伐，作者肯定了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卓越的军
事家，但认为诸葛亮从事的北伐战争“不仅没有具备获得胜利的物质基础，并且也不
为人民所拥护”。因为他主观上想统一中国，但客观后果却是劳民伤财。总之，作者
认为诸葛亮属于应当肯定的人物，是第一流的人才，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
因为“一个历史人物，假如他不能代表先进的阶级与进步的势力，纵然很有才能，也
是不会有什么较高的成就的”。
季为章撰《读〈诸葛亮论〉 》 一文与马植杰商榷，直指“马文”的结论质问：
“三国时期群雄纷争当中，先进的阶级与进步势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与势力呢? ”
认为马植杰对诸葛亮评价简单化，是因为对蜀汉情况分析简单化，然后具体驳难，充
分肯定其成就与贡献。马植杰又著文予以辩驳。
1958年，李西成撰《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肯定了诸葛亮的用
人政策及法治，但指出“诸葛亮在发展生产上缺乏措施，或者说注意政治而疏于经济”。
诸葛亮“较盐铁之利”“休士劝农于黄沙”及“分兵屯田”等措施“有一定的生产意
义，但多是为军事服务，对人民的好处不大”。对于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虽也是
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但究竟要比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用血腥镇压对待落后部族的政策
温和一些”。对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作者认为“这虽然是他既定的政策，但当时还有
一个原因是曹魏已具备了向外发展的力量，蜀汉不北伐，曹魏可能南攻”。对于北伐
是否正确，作者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为了统一中原，这从政略上讲应该肯定，因为
消除分裂局面毕竟是人民的愿望”。但曹魏注意了社会经济发展，而“蜀汉本身原是
凭了‘政治清明’安定内部，而这还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诸葛亮始终没有解
决了军粮生产运输问题，当然也谈不到繁荣经济，这样就缺乏可靠的经济基础”，而
这正是诸葛亮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并且在“客观上起了阻碍统一的作用”。作
者在考察了隆中对策的内容、实践及诸葛亮“法治思想中也有某些儒家思想的成分”
后肯定了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才能有远见的封建社会政治家，对三国鼎立局面
起了推动作用。诸葛亮治蜀时政治清明、赏罚分明，是曹魏、孙吴都做不到的，基本
上符合了当时人民希望政治公正的要求。联吴政策表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而联吴对蜀
汉政权存在起了重大作用。作者也批评了诸葛亮不注重经济发展、不顾客观实际北伐
的错误。
关于“南征”，1962年蒙文通、李有明发表《论诸葛亮南征》一文，列举诸多史
实证明“诸葛亮南征既非起于南中人民的反抗而去‘镇压’，而南中反蜀事件的发生，
也并不是趁‘刘备新死、主少国疑’的时机”。认定是“南中豪帅、大姓阴图分裂割
据，并与东吴勾结，煽动南中人民起来反蜀”。这种反蜀活动，最早始于刘备取蜀时；
吴国则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即由交趾太守士燮“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
使遥东附”。该文对诸葛亮南征路线进行了考辨。
自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诸葛亮研究工作基本中断。但1974年开
始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因诸葛亮被列入法家而成为宣传热点。除少数
学者参与外，大多是由文人捉刀而署以工人“理论小组”、部队“理论小组”及“工
农兵学员”，内容多是论诸葛亮与法家路线、法家思想的关系。诸葛亮的著作得到了
宣传，除辑本以外，《出师表》《隆中对》《答法正书》等多人多次以注释、译注形
式发表出版。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拨乱反正，逐渐清除了极左思潮的
影响，使诸葛亮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于历史上早有争议的诸多问题，学术界
进行了新的探讨。
《隆中对》是刘备三访隆中时，诸葛亮提出的著名对策。八十年代，国内史学界
围绕《隆中对》 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但大多都是传统观点的延伸。傅克辉
《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和杨德炳《从〈隆中对〉的形成看信
息在汉末魏晋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傅文”着
重从经济原因论证了《隆中对》的成败得失，认为《隆中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透辟
地分析了汉魏之际天下的政治、经济形势。从策论而言，确曾表现了诸葛亮超人的才
能和非凡的洞察力。但三国鼎立局面出现不久，历史的发展就“偏离”了对策设计的
“轨道”，这是因为荆州、益州已成为两个相互抗衡的独立政治、经济区。而三国初
期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使“跨有荆、益”已没有实现的条件，而诸葛亮
没有充分意识到鼎立局面出现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致在政治、军事上接
连失利。诸葛亮的悲剧，从一定角度讲也是从《隆中对》开始的。
“杨文”则从认识论与信息学的角度，论证了《隆中对》思想的形成与意义。认
为汉末荆州是各地政治、军事信息的集散之地，与襄阳各界人士的频繁交往，是诸葛
亮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从而说明要使“智能之士”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
迅速作出抉择，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广泛吸收社会信息的条件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条
件。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一文指出：“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
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
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因此，作者主张“凭证据，究形
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作者认为，《隆中对》的提出有两个坚实的基础：
一是曹操牢固控制北方，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二是曹操即将向南方用
兵，而长江流域分布着孙权、刘表、刘璋三股势力，如何处理，共抗曹兵，是刘备赢
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提出的近期目标是：取刘表，取刘璋，
联合孙权抗曹；远期目标是：入蜀、治蜀与两路出兵北伐曹魏。这个方略，“无疑是
提供给刘备的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以后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
中对》的正确性”。而“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
坚定的追求。但是此时的刘备，胸中并没有装着《隆中对》。他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
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虽然这样，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
这证明《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作者分析了刘备的弱点
及对待诸葛亮的态度后说：“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
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
咨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
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虽然入蜀之事诸葛亮未参
与谋议，但“入蜀事毕竟是诸葛亮《隆中对》主要的应验之一……如果说刘备在荆州
占有地盘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一步的实现，那么进据益州就是《隆中对》开拓
性设想第二步的实现。但是诸葛亮可能没有想到，进入益州以后，《隆中对》的进取
就达到了极限，此后的任务，只是如何保据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开拓。”田余庆分析了
历史上一些关于弃荆入蜀问题的评价， 认为王夫之的观点“比较完善” 。作者称：
“入蜀是刘备唯一的退路，入蜀后只能成偏霸而无兴复汉室之可言。”“我认为跨有
荆益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孙吴已成为荆州支配力量之后。”
对于田余庆一文中的某些观点，王汝涛作《〈隆中对〉平议》两篇进行商榷。首
先，作者以“《隆中对》的来历及是否后经追改”作为研究的起点，认为《隆中对》
系陈寿“采集原始资料，笔之于书”，诸葛亮并未追改。其次，作者就“田文”说取
荆取益的构想并非诸葛亮所独具，尚有鲁肃，承认“这确为事实”后，又列出数家；
经过分析比较，认定《隆中对》是“当时最佳的方案”。第三通过“关羽北攻襄樊剖
析”，“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隆中对》中所设想的‘跨有荆益’及两路出兵而以
‘出秦川’为主的方案，俱是可行的，亦即不存在计划之失误。只要不以后来之成败
作为评价之依据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即应承认《隆中对》的论点是客观地反映
了当时的实际”。第四是论“刘备与《隆中对》”，就“田文”对刘备的整体评价及
“不以《隆中对》为念”等观点予以辩难，认为“刘备胸中一直装着《隆中对》”，
且刘备其人并非军事上“拙于用兵”，“每战必败”，也不是“政治上声誉不高”。
作者引曹操阵营中曹操、刘晔、贾诩、郭嘉、董昭诸人的看法，指出“当时众人均以
英雄许刘备，这是刘备的真实面目”。另外，作者指出关于出秦川问题的另一个可能：
“即据益州，先取汉中，后出秦川。而据汉中取秦川以争天下，恰恰有个成功的先例，
就是四百年前刘邦、韩信所创造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证明太白山、终
南山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最后，作者指出“今日研究《隆中对》，进一步研究诸
葛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是为了今人”。“研究诸葛亮，要正确地指出他
的政治实践是否在中国古代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的思想及留下的遗产--例
如木牛流马及连弩--是否丰富了中国文化”；而研究《隆中对》，他的“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在当时却是富有思想光芒的”。
在诸葛亮研究包括《隆中对》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批判思维”的文章，对诸葛亮
的品格、才能及失误、错误进行了分析评论。从整体上对诸葛亮进行全面否定的，当
以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为代表。闵传超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德薄才平、过大于
功”的历史人物。其根据是：诸葛亮生活在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的时代。他统治的蜀
国完成统一大业条件差些，他倘若真的才智卓越，应充分利用蜀中有利条件，以发展
经济为当务之急，让农民休养生息。然而诸葛亮隆中筹划只字不谈经济，主持朝政后
更是“空劳师旅，无岁不征”，致使蜀汉“民贫国虚”，生产力受到破坏，人民生命
财产受到严重摧残。诸葛亮与曹操相比差距很大，北方经济超过南方，形成三国必然
归晋的趋势。在用人问题上，诸葛亮宁用奴才不用人才。魏延、马超皆上流将才，但
为其所忌，不得重用。张裔阿谀奉承，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却受重用。
他还利用权力，直接参与、排挤乃至迫害有才干的文臣武将。闵和顺《〈隆中对〉写
作时间考辨》一文，则否定“三顾”和《隆中对》：“我们肯定诸葛亮主动见刘备，
意味着是对‘三顾茅庐’的彻底否定。诸葛亮既然可以在《前出师表》中捏造出‘三
顾茅庐’的神话，就可以在另外的场合再造出一篇《隆中对》来。”其理由之一是：
“从诸葛亮长于识治，短于将略的特点考虑，更觉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不可能提出《隆
中对》那样高屋建瓴管用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理由之二是：“隆中其地，在赤壁之
战后就并入了曹魏的版图，上距诸葛亮隐居隆中以及刘备‘三顾’求见的时间极为短
暂，《魏略》的作者要收集那种情况是易于反掌的，然而竟只字未见提到；恰恰相反，
《隆中对》的内容却绘声绘影地流传于相距数千里的成都，相比之下，岂不令人大惑
不解? ”而且作者在《隆中对》中找出了几条“破绽”：一是“‘联吴构思’应以孙
权强大为基础，而孙权当时不够强大”，作者甚至提出质问：“若《隆中对》时诸葛
亮就有与江东联合的计划，刘备为什么不早派诸葛亮出使江东? ”二是“据荆连益”
的方略是错误的，“占有荆州应先图江东，再据益州，连长江于一体以与北方抗衡”。
三是“北伐部署”问题，它“不可预定于出山之前，而是在占有荆州全境的基础上提
出的”。四是“民族问题”，若建安十二年(207年) 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最严
重的民族问题不在益州之外，而在荆州内部”。作者在此基础上认定诸葛亮写作《隆
中对》的时间是一、二次北伐之间，即建安十三年(228年) ，其动机是“在诸葛亮看
来，正是由于刘备不信任自己，不让他守荆州，任人唯亲地错用关羽，才导致荆州的
丢失，造成蜀国的偏居和北伐的困难”。对此，王瑞功撰文《〈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
质疑》予以批驳。在针对“闵文”所列理由及“破绽”予以反驳后，着重指出“闵文”
为证其观点在利用史料上的错误作法：一是“不交待人物言行的具体时间、环境，把
本无联系或间隔时间很长的史料‘剪辑’在一起”。例证是“闵文”为证明建安十二
年(207年) 孙权势力不够强大，引孙权“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语是建安五年
(200年) 所说；“闵文”为说明“最严重的民族问题不在益州之外，而在荆州内部”
时称：“当时的情况是，刘表治荆州，‘江南宗贼盛’。”这个“当时”，是初平元
年(190年) 刘表初任荆州刺史之时。二是使用史料时“张冠李戴”，如为证明刘备集
团占有荆州后应“先图江东” ， 所引四条史料全是孙权谋士向孙权提的建议。三是
“用主观臆测的方法得出结论”，如为说明诸葛亮建安十二年(207年) 尚未形成联吴
思想，“闵文”说“从当时的情况看，诸葛亮对联吴似乎有戒心。只要看鲁肃在向诸
葛亮拉关系时还不得不声称‘我子瑜友也’，以消除诸葛亮的疑惑一事，就足以充分
说明诸葛亮初见刘备不曾有过联合江东的思想”。
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分歧较大。王利器《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指
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源于黄老道家思想，而又渗入一些儒家思想成分，应为“儒、
道合流者”，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应是诸葛亮一生的典型概括。淡泊明志，
反映了诸葛亮独善其身与清静无为的情操；而致远以求，自比管乐，希望治国济世平
天下，则又表现了他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成分，所以诸葛亮应是魏晋时期儒道合流思想
的开创者。
臧振的《略论诸葛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通过分析汉魏之际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
变迁及诸葛亮在政治、军事生涯中的实际表现，认为：诸葛亮的思想既不属于传统的
法家，也不属于传统的儒家，而属于复兴于蜀国境内新的黄老之学，同时诸葛亮还代
表了魏晋之际一度中兴的黄老哲学，从一定程度上又开了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先河。此
外，王复忱《对诸葛亮思想渊源的探索》一文，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的钩沉与诸葛亮
言行的比较，也认为其哲学思想源于道家，政治思想上有儒学成分，与法家思想则毫
无共同之处。
与上述观点不同，王汝涛的《论政治家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政治思想中杂有多
种传统思想因素，而道、儒、法成分则较为显著。但对于政治素养端粹的政治家来说，
诸葛亮心目中并没有家数、流派的成见，更多的是吸取三家政治思想之长，摒弃其短。
正因为如此，治理蜀国取得显著成效，而诸葛亮也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天才政治家
而被后人传颂。
李星的《外法而内儒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认为诸葛亮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
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
想仍为儒家思想。对于蜀汉国内的治理，是诸葛亮一生的最大成就之一。缪钺的《政
治家诸葛亮散论》一文，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政策、方针及其实效，
并把诸葛亮与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作了比较分析，认为王安石虽然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
但较之诸葛亮，仍然略逊一筹，而两相对比，更可以看出诸葛亮作为封建政治家的可
贵之处。余鹏飞的《诸葛亮经济思想初探》认为，由于诸葛亮治蜀能以农为本，兼营
手工业，能轻徭薄赋，提倡节流而反对奢侈风气，故蜀汉社会经济才会出现“田畴辟，
仓禀实”的景象。
治蜀关键在于治吏，保证吏制健全清廉。田旭中《略论诸葛亮治吏》认为，诸葛
亮治吏能言传身教、严明法令、恩威并举、赏罚均平，故很快取得显著成效。其成效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因吏治比较清明，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使
蜀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二)经过整饬吏治，在蜀汉官吏中树立了一种奋发向上
的精神；(三)因为提倡俭约，改变了东汉以来蜀地奢侈萎靡的社会风气，国内清平大
治。谭良啸《论诸葛亮的治人之术》，则另辟蹊径，就以往治史者常回避的侧面，客
观地分析了诸葛亮治国理政中的统治艺术，提出诸葛亮使用权术，有时是从刘备集团
的利益出发，出于公心；有时则出于私心，为自身利益行事。诸葛亮是一个多侧面构
成的复杂历史人物，心机与权谋正是其中之一，虽然只是一个次要侧面，但我们不应
为伟人讳而使其理政思想单一化。此外，李兆成的《诸葛亮“达治知变”浅析》、王
正明的《不隐恶，不虚美--诸葛亮政风浅议》、许蓉生的《诸葛亮和蜀汉政权的组织
路线》、王本元的《试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等文，均对诸葛亮治蜀予以肯定评价。
诸葛亮与蜀汉统治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因此挥师伐魏，
数出祁山(或秦川)是他后半生的主要活动。李正清、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军事战略
思想》，是一篇专门探讨北伐战略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诸葛亮主力攻秦陇、偏师向
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当时北伐战争所作出的最佳军事抉择，至于“以攻为守”的政
策，认真权衡则失多利少，造成了“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局面。因此诸
葛亮的战略思想是有得有失，后期甚至是失大于得。杨福华《浅论诸葛亮“六出祁山”》
一文，认为诸葛亮北伐战略思想是先占陇东，得其后据；出散关、攻陈仓为出击基地；
出斜谷，屯兵五丈原，为久驻之本，向东俯视长安，待机而发，取得进攻的主动权。
殷克勤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得鹿不由人--从〈隆中对〉到北伐看诸葛亮战略思
想的得失》，论证了贯穿于《隆中对》到北伐几十年间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认为前期
军事思想确有卓越之处，故使蜀汉取得一系列辉煌军事成就。而从北伐曹魏起，由于
诸葛亮缺乏以谋取胜的战略设想，每次出征追求“十全必克”，谨慎行事，结果往往
导致军事失利。
关于北伐的性质，国内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力量最弱小的蜀汉试图统一全国
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北伐使蜀、魏双方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
战，严重阻碍了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观点以陈克华的《诸葛亮北伐
析疑》为代表。朱大有、刘兴全《也谈诸葛亮北伐--与陈克华同志商榷》针对这种观
点提出反驳意见，指出诸葛亮北伐是封建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这种战争在三国时期
经常发生，北伐不过较突出罢了，我们今天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不必特别赞扬，但
也不必过多地贬责。
关于北伐的意义，杨伟立的《论诸葛亮北伐》强调，北伐是在蜀汉极为艰难条件
下争取生存的战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显示了蜀国顽强的进取力量，而诸葛亮为
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值得人们崇敬。彭年、侯承的《“五出祁山”
述评》认为，从全局观察北伐，蜀汉军队健存，领土完好，政治稳定；从具体战况审
视，诸葛亮主动出击，收复失地，即使用最保守的眼光估计，也至少是一场蜀国有所
收获的平局。
对北伐期间蜀汉社会经济的探讨，是研究诸葛亮北伐的又一个重要的内容。张孝
元的《诸葛亮与蜀汉经济的发展》，从七个方面论述了蜀汉进行的北伐战争，认为尽
管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因诸葛亮劳心苦思发展生产，蜀汉社会经济不仅没有萧条，
反而有所发展。马强的《蜀汉人口初探》，则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人口史角度，
探讨了蜀汉北伐战争期间社会生产状况，认为诸葛亮在立足成都以后之所以能以小攻
大，连年北伐，除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外，在汉末三国初期，自北方流入大量
人口到蜀汉，使之人力雄厚、兵源充足也是其重要前提；同时认为，战争中的损耗对
蜀汉人口并不起决定作用。李兆成的《徭役和战争影响下的蜀汉社会经济》一文，探
讨了在北伐战争影响下，蜀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唐金裕的《姜维伐魏与诸葛
亮的战略思想》《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郭清华的《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
伐的意义》等论文也分别从地方史角度，论述了诸葛亮重视发展战时农业的史实。
关于诸葛亮北伐中的屯田问题，林成西《论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屯田》一文，
否定了前人的蜀无必要屯田之说，认为在成都平原经济日益枯竭的情况下，汉中屯田
具有解决缺粮与运粮的双重意义。但因“休士劝农于黄沙”失之太晚，汉中屯田没有
来得及发挥更大作用。
张思恩的《诸葛亮的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就诸葛亮的人才思想、用人政策及其
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管理等方面，论证了诸葛亮善于用人的观点。谭良啸的
《诸葛亮用人四论》认为，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
和聪明才智，举贤用人，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用人、养人之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注意对人才的培养；(二)取才不论亲疏；(三)以德才兼备为取才标准；(四)
善用文人学士。尽管诸葛亮用人有时还不够宽容，但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黄剑
华的《诸葛亮的人才观》，论证了诸葛亮取人用人的思想和特色，认为诸葛亮的用人
措施协调了刘备原班势力与蜀中士人的矛盾，为蜀汉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
础。但从丢荆州、失街亭等悲剧中又可以看出诸葛亮也有用人不当之处。同时诸葛亮
用人过于谨慎，不敢放手使用人才。周玉璋、梁玉文的《诸葛亮品格与用人商兑》，
不同意关于诸葛亮外宽内妒、不能容人的观点，对彭羕被杀，廖立被废，失街亭而斩
马谡，对魏延、杨仪内讧等事件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诸葛亮使用人才基本上是公正的，
当然他也有缺点、错误，但不能因此而予以全盘否定。
许蓉生的《诸葛亮和蜀汉政权的组织路线--兼论诸葛亮的用人》，在评价诸葛亮
用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观点。该文认为蜀汉国内存在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
政治势力，诸葛亮在处理三大集团矛盾时，主要是依靠荆州集团，竭力笼络东州集团，
使二者合为一体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组织，面对益州士族势力，则笼络利用与戒备打
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了牢固有效地控制益州的目的。至于诸葛亮用人和治国的基本
思想，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用士惟诚，国事惟和”方面，依旧是儒家的用人标准。
诸葛亮的民族政策，集中表现在《隆中对》以及平定南中之乱的各项举措中，而
以后者为最突出。吴荣华《试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认为，南中大姓都是汉
族后裔，与蜀汉王朝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实行民族压迫方面是一致的，因此诸葛亮的
“南抚夷越”导致了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南方民族剥削的加重。黎虎于1984年发
表《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一文，对诸葛亮进军南中事件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杨剑虹的《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就诸葛亮的民族政策作了全面的述评，同
时针对“黎文”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最后认为：(一)蜀汉时南中的反叛是少数大姓
的民族分裂活动，因此诸葛亮出师南中，正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表现；(二)关于
“七擒孟获”之事，有足够的文献史料可以证实，单凭推理来否定它，是难以令人信
服的；(三)诸葛亮在南中平定叛乱不能同民族压迫混为一谈，他能在短期内恢复社会
秩序，采取怀柔政策，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成功地争取了他们的信任，
这是千百年来云贵一带少数民族敬仰孔明的重要原因。刘清河《浅论诸葛亮在民族心
理中的地位》一文，认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汉末、
魏晋之际，在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种族灭绝时代，诸葛亮的这一
民族政策无疑是十分进步而可贵的，它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
了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促进了民族融合，正因为如此，诸葛亮赢得了各族人民的
普遍尊敬，在其谢世后，才会出现“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动人景象。彝族学者岭
光电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我对诸葛亮的看法》一文，他佩服诸葛亮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服心之策”，二是重用当地民族的优秀人物，三是“移风易俗”，四是“无为
而治”，使南中地区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他指出：“在一千多年以前，诸
葛亮能详审内外形势，用这种适地、适时、适人的方法来治理南中，确是难能可贵。”
岭光电在该文中批评了本族人中一些否定诸葛亮平定南中政策的观点。
对于木牛流马的形制、特点等，古人就曾有过论述。如宋人高承《事物纪原》称
“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车是，民间谓之江州车子”。建国以后，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并有人制出了一种“木牛流马”。范文澜在《中
国通史简编》中说：“木牛是一种人力独推车，有一脚四足。”“流马是改良的木牛。
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谭良啸著《八阵图与木牛流马》认为，木牛与流马都是
可用人力推、 拉的木制四轮车， 木牛运载量大而行迟，流马运载量小而行速。”据
1986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 报道，新疆工学院教师王湔于1985年5月据诸葛亮《作
木牛流马法》等史料制出了“木牛流马”。这种木牛流马是一种而非两种运输工具。
其长约115厘米， 宽45厘米，高82厘米，前半部分像牛，后半部分像马，在人力的推
动下， 步履灵巧平稳，进退自如。日本悠电影制片公司、TBS电视台闻讯后与王湔及
新疆工学院协商，制作了三匹木牛流马，并于1986年11月11日开始沿诸葛亮当年北伐
路线，拍摄木牛流马行走运输的电视片。但不少学者指出：木牛与流马是两种运输工
具，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进的。如1983年5月22日《文汇报》报道：上海同济大学
教授陈从周、陆敬严根据科学测算，认为“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还
有人在后面推。有车轮架，车身长近四尺，宽近三尺。流马不是四轮车，与木牛大致
相同，但外形、规格上有所不同，且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人拉，仅靠推，车身长，
车形似马”。也有论者认为流马是用于水上运输的小船。
关于八阵图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谭良啸、余大吉两家。谭良啸认为，所谓
的白帝城八阵图遗迹，系附会之说，实际上是古人在沙滩上取卤熬盐而垒的盐灶遗存；
研究八阵图，应从历史上运用诸葛亮八阵图取胜的战例及诸葛亮著作中的有关内容着
手。结论是：“诸葛亮继承了前代兵家的战阵思想，在练兵和打仗中，他运用这些思
想创制出自己的阵法，八阵图，就是记载他布阵之法的重要军事著作。其中，记载了
他推演阵法的种种战术原则，记载了他对阵法的种种创见，如对练兵、行军、宿营、
作战的详细规定，部队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案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制定
的周密的行军和安营部署，提高了部队防御和反击突然袭击的能力。他设置连弩士，
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并研究出发挥其长处的布阵战术。在战争发展的新形势下，诸
葛亮对军事科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八阵图与木牛流马·试论诸葛亮的八阵图》)
余大吉《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一文指出：“八阵图为蜀军提供了有利于对抗魏
军骑兵的阵式，是在八阵适应军队发展新形势的产物。八阵图失传后，自唐至清，引
起上千年的研究热，根据残存的诸葛亮阵法言论和历代的研究，诸葛亮八阵图的遗制
大约是这样的：它是五阵的变体，是由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方阵，阵形可离、可
合、可变，阵式上是包容的对称的，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
敌冲其中，两头皆救的灵活的应变能力，八阵图达到了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战法的一
个高峰，后代凡是谈论阵法的人都是尊崇它的。”关于八阵图的流传与失传情况，余
大吉认为，司马氏灭蜀汉以后独得其秘，宝而藏之，史官也不敢著录。八阵图随晋南
渡，因八阵图适用于高原、山地、平原而不适用于水乡，故东晋人士未能应用，逐渐
淡忘生疏。在东晋受到迫害的刁雍逃到北朝，带去了八阵图的秘密，故在北方流传。
而且，“八阵图还流布海外，日本天平宝字四年(760年) ，留唐学者吉备真备在日本
太宰府讲授八阵图”。但刁雍所带去的八阵图的秘密，并不是诸葛亮的原作八阵图，
而是刁雍所知的八阵图的基本知识，所以从唐朝初年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而
研究的途径，一是根据传说的八阵图遗迹，二是根据《握奇经》。以唐太宗、宋神宗
及明人赵本学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八阵图多所发明，贴近实用”，而以唐人李筌、明
人张烨为代表的研究者“大抵负诞好奇，不究根本，形势日巧，实用日拙”。
谭良啸《诸葛亮文化现象概论》 一文， 论述了“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
“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主要成因”及“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关于形式，除史
传记载外，有传说故事、论赞诗文、话本戏曲、小说平话、绘画雕刻、名胜古迹、祠
庙祭祀等。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国内走向国外，从政治、军
事、经济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在诸葛亮文化现象的
种种表现形式中，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应是其“本源”，而民间口头文学则是
这种文化现象“生根发展的肥沃土壤”。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一是“诸葛亮本人
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卓有成就”；其次是社会政治原
因：皇权的争夺及君臣反目历代层出不穷，故诸葛亮的忠贞“倍受统治者的青睐”，
士大夫阶层面对昏君奸臣当道的现实，借前代明君良臣把幽怨宣泄出来，而在社会动
乱、外族入侵之际，“人民渴求安定需要精神力量”；第三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
素：“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提倡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人生的最大价值
是道德价值。在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推崇‘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伦理化特征，
具有超功利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制约和支配，人们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其好坏善恶，而不根据业绩功过来判断其人其
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在一千七百多年中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是
滚动的过程，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且有新的形式出现，如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邮票、三国人物文化衫等。诸葛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从总体上和
主流上看，它凝聚着晋唐以来各类人物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人类对智慧
的肯定和崇拜是超时空和超阶级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创造出一个我们民族智慧的崇高
典型，这一典型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各朝各代的人们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于联凯等《民族文化沂蒙文化与诸葛亮文化》一文，其中关于“沂蒙文化”，作者指
出：“沂蒙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内一种区域性文化。它的源头是历史年代大体上与北
京猿人相当的沂源猿人及其子孙所开创的史前文化，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沂蒙山区及
其辐射地带，而不仅限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琅邪郡或沂州府。沂蒙文化在其发展的过
程中，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并曾出现了两次影响整个民族文
化发展的高峰：一次是在两汉时期，另一次是在现代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这两次发展高峰之间，还有一次沂蒙文化向南方传播的过程。”文章第二部分是论
述“历史人物文化现象与诸葛亮文化范畴”：历史人物文化现象由两部分构成，一是
历史人物本身从事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即其所直接创造的文化，这是其文化
现象创造的本源部分；二是这些成果在一定时空范围的影响，这是其文化现象的派生
部分。对某些历史人物而言，其派生部分在其身后，往往会迅速发展扩大，形成丰富
多彩的内涵。而在历史人物身后，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往往是现实
中某种要求的反映。诸葛亮文化现象是由以下部分组成的：“诸葛亮生前所从事的一
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活动和本人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实际成果和影响；
人们通过《三国志》等史书所认识的诸葛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诸葛亮的多种学术
著作及影响；《三国演义》和后世多种关于诸葛亮的文艺作品以及口碑等等。”第三
部分论述“诸葛亮文化现象与民族文化及沂蒙文化的关系”，认为“诸葛亮文化现象
是民族传统文化与沂蒙文化等区域性文化内涵的逻辑发展”。
王基《论诸葛亮文化》分析了诸葛亮文化构成的“重要元素”是“诸葛亮所具有
的典范性”，而“支柱性的元素”则是“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另一重要元素
是他作为贤相政治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个人魅力”。诸葛亮文化的三个重要特质：一
是包容丰富，涵盖面大：诸葛亮“道家的外表，法家的手段，同儒家的理想是自然的
融合和完美的结合”，而“这种文化特质正是他高于一般将相名垂宇宙的重要原因”；
二是“明显的神秘色彩”；三是“大众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诸葛亮的专著很多，章映阁的《诸葛亮新传》、柳春藩
的《诸葛亮评传》、谭良啸的《卧龙辅霸》、张崇琛的《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
台湾作家陈大德的《诸葛亮大传》、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等影响较大，对人们全
面认识诸葛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对诸葛亮的艺术形象进行研究的惟一专著是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缪
钺在序言中称：“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空白。”作者在
引言中指出：“艺术形象诸葛亮与历史人物诸葛亮，两者并不相同。前者虽然是从后
者演化而来的，但他实际上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斗争需要和
美学理想，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最后到了古典作家手中创造完成的。研究这
个艺术形象的形成和演变，不仅有助于对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的深入研究，而且
也有助于探索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有助于了解作家与群众对精神财富的共同创造，
并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该书共36万
余字，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诸葛亮形象从
历史到传说、故事、杂剧、小说《三国志演义》的演进过程；下编论述诸葛亮故事的
流传与影响。
随着诸葛亮研究的深入，全国涌现出一批地方性的诸葛亮研究会及研究机构，开
展了一系列活动。1983年春，湖北襄樊、四川成都、陕西汉中三地的史学、文物工作
者在湖北省襄樊市隆中集会，决定成立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合作的诸葛亮研究会；是
年10月，在成都武侯祠召开三地诸葛亮研究会联会，并召开了首届诸葛亮学术讨论会，
学术成果汇编为论文集《诸葛亮研究》，于1985年10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第二届研讨
会于1984年9月在陕西勉县召开， 会议论文结为《诸葛亮研究文集》，1985年内部出
版。 第三届研讨会于1985年10月在湖北襄樊召开， 论文集《诸葛亮研究新编》 于1
986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山东省临沂地区组建历史人物研究会，
内设诸葛亮研究会。 第四届研讨会于1987年9月在临沂召开，论文集《诸葛亮研究三
编》于1988年7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第五届研讨会于1990年10月在襄樊召开。1991年，
河南南阳市诸葛亮研究会成立。 第六届研讨会于1992年9月在成都召开，论文集《诸
葛亮与三国文化》 于1993年7月由成都出版社出版。1993年，浙江兰溪诸葛亮研究会
成立， 是年9月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在兰溪召开，论文集《诸葛亮及其后裔
研究》 于1994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八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
在山东省沂南县召开， 论文集《金秋阳都论诸葛》于1995年8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
版。1995年，甘肃天水诸葛亮研究会成立。1996年10月，第九届研讨会在甘肃天水召
开， 论文集《羲皇故里论孔明》于1997年9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
第十届研讨会在兰溪召开，论文集《十论武侯在兰溪》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除研
究会外，一些教育、学术单位也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如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内设研究部，
有专职研究人员从事诸葛亮研究工作。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于1989年初设立诸葛
亮研究室，为专业研究机构。
另外，1985年11月，首次“诸葛亮与三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部
分学术成果收入《诸葛亮与三国》(《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7月版) 。1991年11月，
国际三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各地诸葛亮研究会及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侧重于对诸葛亮家
族、故里、生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的研究。山东临沂是诸葛亮的故乡，王汝涛《诸葛
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提出了诸葛亮于汉初平四年(193年) 离开阳都、
诸葛瑾于兴平元年(194年)离开阳都的新说，否定了传统的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离
开故里、建安五年(200年) 诸葛瑾南下的观点。郭善勤《根据旧方志考证诸葛亮的故
乡》一文，进一步确认了汉代阳都县的疆界。张崇琛《诸葛梁父武乡》一文，对历史
上诸葛氏得姓之源作了分析，肯定了葛氏由诸县迁往阳都而称为诸葛氏之说。襄樊诸
葛亮研究会及有关学者就诸葛亮在荆州的有关问题发表了很多论文。张孝元《诸葛亮
襄阳人事关系初探》、《汉末襄阳的教育事业》等文，论证了诸葛亮在襄阳的人事关
系及成长过程。黄惠贤《建安十二年至十九年诸葛亮在荆州事迹考评》，通过对诸葛
亮归附刘备、孙刘结盟等几件大事钩沉刊谬后指出：诸葛亮追随刘备后，确曾在樊城
建议刘备收编游户、扩充兵源；诸葛亮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时，除了督调赋税
外，还注意推荐人才、安抚湘楚一带少数民族。针对《解放日报》1987年达观《“三
顾茅庐” 是否实有其事》 等否定“三顾茅庐”史实的文章，丁宝斋、张孝元撰《是
“三顾茅庐”，不是“登门自见”》一文，予以反驳。
诸葛亮隐居荆州之地，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汉晋春秋》记曰：“亮家于南阳之邓
县， 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号曰隆中。”邓县属南阳郡，与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并无矛盾之处。而河南南阳与湖北襄樊在诸葛亮躬耕地问
题上长期存有争议。1987年8月至1988年8月间，“南阳说者”先后在本省的报刊发表
文章，认定南阳卧龙岗是当年诸葛亮躬耕十年的“隆中”，躬耕于南阳的“南阳”就
是今天的南阳市。也有文章说：“躬耕地应在南阳郡内，至于确切地址在今南阳何处，
则另当别论。”“襄阳说”者对有人否认隆中在襄阳并把隆中移位南阳卧龙岗的观点
于1988年11月至1989年4月在《集邮》杂志发表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三顾茅庐”
史事发生在襄阳隆中。当时，正值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第二套《三国演义》邮票的关
键时刻，其中一枚邮票为“躬耕南阳”，南阳、襄阳各持己见。于是，持“南阳说”
者又撰文驳斥“襄阳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至此，这种学术性的“地望”之
争不但向社会公开化，而且使争论升级，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专题性论证。
198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并邀请
何兹全等20多位史学专家，专题研讨了“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同月，湖北省社会科
学院和湖北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并邀请唐长孺等历史学专家教授30余人，专题举行了
“诸葛亮躬耕地望学术讨论会” 。199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并
邀请谭其骧等十几位历史地理学专家教授，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望学术讨论会”；
同年4月， 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邀请缪钺等20余位史学专家，召开了“诸葛亮躬
耕地望讨论会”。上述诸家的专题讨论会，从不同角度对诸葛亮当年的躬耕地和“三
顾”处进行了探讨论证，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同时，专家们一致认
为：考证躬耕地望，应该辨明真伪；纪念诸葛亮，不分南阳襄阳。两个名胜地应该并
存不悖，两个地方应该携起手来，为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做出贡献。其
后，《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国史研究动态》、
《望》 周刊等多家报刊就上述专题讨论会情况， 先后向国内外作了报导和介绍。
1991年3月， 东方出版社汇集上述诸家专题讨论会中的40篇优秀论文，出版了《诸葛
亮躬耕地望论文集》。史学家唐长孺为该书作序，指出：“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
史，将州治迁至襄阳。当时，南阳和南郡都是荆州的属郡，汉水南岸濒江的万山是两
郡的分界山，万山之东属南郡襄阳县，万山之西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而诸葛亮躬耕地
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它在今襄阳城西20里(即襄樊市所属隆中)。北周省邓县，
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切，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与诸葛亮‘臣本布
衣，躬耕于南阳’也完全吻合，这就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具
体历史问题，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存在着疑问呢? 对诸葛亮‘臣
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语仍旧存在着不同理解呢? 我想，主要存在着一个史学的普
及和提高问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为该论文集题写说明词：“诸葛亮躬耕于
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20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1991年4月，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联、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和南阳诸葛
亮研究会，在郑州大学联合召开了有六省市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诸葛亮学术研讨
会”。会上就诸葛亮的躬耕地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所持观点既有“襄阳
隆中说”，也有“南阳说”，还有“汉水以北邓州之南说”，亦有“游学寓居襄阳，
躬耕受三顾于南阳说”，同时又有“故宅在隆中而三顾地在南阳说”，等等。但是，
不少代表均认为襄阳、南阳两者都有重要纪念意义。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诸葛亮躬
耕地新考》，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赵朴初为该书题写书名，史学家史念
海为该书作序。序言中说：“草庐何在? 由于多历年所，说者不一。当前至少有两种
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在湖北襄阳，有的说在河南南阳。撰文论证，各有所据，质疑辩
难，互有出入。《诸葛亮躬耕地新考》颇有新意，论证草庐就在今河南南阳，和襄阳
说进行辩难。这样的辩难是有益处的，至少可使诸葛亮的身世生平，更为世人所了解。”
此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4期发表了曹文柱《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
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一文。该文认为，“南阳说穿凿附会，漏洞百出，很难
成立。比较而言，持隆中地说者的理由则充分些”。“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
辖区，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中，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即后汉沔水之
北的邓县境内。”为什么本在沔水之北后来却到了沔水之南，作者认为是南北朝时期
该地战争频繁，文化遗存破坏很大，“诸葛躬耕遗址势必在劫难逃。正是在孔明故宅
屡遇破坏旧貌很难寻觅之时，人们才开始将其附会到沔水之南的”。附会到沔水之南
的原因很简单，“沔南的风景远胜于沔北，特别是今隆中地区条件更佳”。
甘肃省天水市文史工作者对北伐古战场上邽、街亭、祁山等古战场的地望、战争
过程与双方争夺这一地区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浙江兰溪诸葛亮研究会
则侧重于该市诸葛村诸葛氏后裔家族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