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30余年间，关于诸葛亮的研究、评价受到
学术界的关注。 其间，全面介绍诸葛亮生平、思想、功业等的著作共8部，都是以颂
扬为主，目的是让人们以诸葛亮为榜样，关心国事，建功立业。如1917年古史编辑社
出版的署名 寿凌虚所著《诸葛武侯秘史》，湘南逸民在其序中指出：信仰心是陶冶
社会的基础，信仰心的培养要靠宣传为大多数人所崇拜的人物，而这关乎“一国一族
之盛衰”。诸葛亮是全社会都认可的，所以凌虚创作了此书。凌虚题其书曰《诸葛武
侯秘史》，既为招徕读者，又是在宣传作者所理解的所谓诸葛亮的“火攻器具”。上
卷六编，前五编论诸葛亮修己、任人、大计、政治、军事，依据史实；第六编《发明》
则是杂采野史和伪书如《火龙经》 等的内容， 强调诸葛亮“火攻器具”的威力，使
“读者见吾先民遗迹，其亦知自惕励否耶”。徐楚樵著《诸葛亮》(1937年出版)，是
《非常时期之模范人物丛书》中的一种；朱杰勤著《诸葛亮》(1941年出版)一书，则
属《精神教育丛书》之一种，时当抗日战争，宣传诸葛亮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从论
文方面看，“征南中”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有考证，如束世澂《蜀汉开辟南蛮考》、
赵大煊《诸葛武侯南征故道考》、卫聚贤《“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考》等；有评论，
如王绍曾《诸葛武侯南征始末》、程兆熊《诸葛武侯在云南》等。
1945年春，学术界就诸葛亮的思想、用人、功业诸问题引发了一场较大的争鸣。
2月8日-10日， 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连载了一篇题为《论诸葛亮》的长文，共分七
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写作此文的动机：“诸葛亮受国人崇拜，历久不衰，实在有他
不朽的事迹与人格，几乎到了‘褒之不足加荣’的程度。近来似乎武侯更为走运，褒
扬他的新书一本接着一本的出来。恭维诸葛亮的话都被人说尽了。但诸葛亮是否也有
一些短处呢?是否他的一些短处也可供现代政治家的参考呢?这两个问号一直荡漾在我
的脑中，大有此文不写不得宁静之概……我写此文，并不是作历史翻案文章……我只
是就历史所载的事迹指出他的一些缺点，以为补充之论。因为愈是历史有名的人愈容
易被人仿效，我们应效贤者之长，若竟误效贤者之短，那实在是读史与论史者所应负
的一份罪辜。”第二部分论诸葛亮的“学养”是“法道合抱”，“而与儒却不甚相干”。
“诸葛亮的学养之得力于法家，是大家所公认的。至于我说他也得力于道家，也有史
证。诸葛亮教子有‘淡泊足以明志，宁静足以致远’的话，这两句话就是老子‘致虚
守静，知白守黑’的意思。”由此，王芸生推断：“一个人若并治道法两家而成为道
法合抱的学养，这个人必然是深有机心而又甚务实际的人，诸葛亮就是一个有机心务
实际的典型人物。”列举其有机心的表现：“例如裁抑魏延，荣宠李严，都是深疑其
人，而故为之阴抑或阳宠……尤其他临终时的遗令，使魏延与杨仪相水火，使之一死
一黜，而使蒋琬安然继其任，最是运用机心的高峰作品。”重实际的表现，则举娶黄
承彦丑女为妻之例。王芸生指出：“一个深具机心而重实际的政治家，在野时旷达洒
脱，及至身任国家之重，自必励精图治；但在用人上，每每不敢信任人，不敢假手于
人，最后弄到察察为明，事必躬亲，把自己累坏，而大功无成。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一
个典型。”关于为什么后人将诸葛亮拉入儒家行列，王芸生认为是《后出师表》中有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等语的缘故，故他专门列出四条根据以证《后出师表》系伪
作。第三部分论诸葛亮的“军略”是“实在大有问题”。“当时兴复汉室之计，非打
倒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不可。要打曹操，是由荆襄去打近呢，还是由成都出汉中爬秦
岭出祁山遥远的去打甘肃而大兜圈子好呢? 轻重本末的形势，一言而决，诸葛亮偏偏
在这地方轻重倒置了。”王芸生认为诸葛亮应把军事政治的中心“置于重庆”，“其
军略应该是沿江东下，以接荆襄，而北向宛许；由成都汉中北伐，只能作为辅助的行
军。”第四部分论述诸葛亮“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的观点。王芸生认为诸葛亮之后
的蒋琬、 费祎“实只守成之才， 而姜维不过第三流人才”。所以出现如此局面，是
“诸葛用人，一多猜防，二有机心，三在端严精密”。称“彭羕本是人才，因诸葛亮
的猜防，以致失意骂主，并教唆马超造反，以致被杀头”；“马超本是大将才，但在
归顺蜀之后，因系杂牌军，而常怀危惧……刘备、诸葛若善用人，不应把马超拘羁如
辕下驹，应该把他放到甘肃、西凉去创局面。”又举廖立、黄元、李严诸人例，至谓
“街亭之役，真是诸葛亮用人失败的大暴露”。对于魏延，王芸生称其“是个角色”，
赵云卒后，“魏延实为第一流的大将，而诸葛亮对延猜防，遇事裁抑”，结果被马岱
所杀，杨仪回成都后“下狱自杀”。由此，王芸生说：“诸葛亮用人，一猜二察三不
信任，有才且不能尽其用，而况于养? 所以最后真个弄成‘蜀无人’。”第五部分批
评诸葛亮“琐细明察”，举例后称：“因为他察察为明的作风不改，就不能放心用人；
越不放心，就越把自己钻入细碎的事务之中，于是乎劳矣，而事无成。”第六部分评
论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王氏认为，阿斗当皇帝而“不能问政”，诸葛亮也“把阿斗
作为顽钝的小孩子看待”，所以“这样的皇帝，也实在当得无聊”。第七部分称赞诸
葛亮的民族政策，并指出李严劝其加九锡而诸葛亮严词拒绝，前人对此很少表彰，故
特予列出。
王芸生的论文发表以后，蒋君章作《从三国的大势说到诸葛亮的用人》，批评王
芸生“厚诬先贤”。第一部分驳王氏说诸葛亮“隆中对策”中两路出兵的“轻重倒置”
问题：刘备建安十六年入蜀，只带庞统、黄忠等数万人，而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
都留在荆州，“这一枝兵有几种作用，一即拒东吴，一即拒曹操，也就是将来北出宛
洛之主力，其主将便是武侯自己”。因而，“隆中对策”里“并没有轻宛洛而重秦川
的意思”。另外，“宛洛之师与秦川之师，也不是截然的两路，而是消息互通，有密
切的关系的”。原因在于“有汉水的浮船之利，以北出秦川之师增援北出宛洛之师”
很方便，史例即建安二十四年刘封由汉水浮江而下袭取魏之上庸、新城等郡，“上庸
郡即今之陕西之山阳县，新城即今湖北之房县；山阳是长安东南终南山麓的一个县，
与商县为邻，已在长安东南方重要门户的武关之后，房县则在襄阳之西约一百余公里”。
第二部分驳王芸生关于诸葛亮用人“多猜防”“有机心”之说，认为蜀汉少人才是历
史环境大势所致，非关诸葛亮事；又举例说明诸葛亮优待人才而不是猜防人才。结论
是：“像武侯那样的政治家，实在占中国政治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称之为中国政治道
德之最高标准，实不为过……批评不能陷于主观。我们若然带了有色的眼镜去看史实，
读者先有了一个成见，存心去找错误，便要发生许多穿凿附会或断章取义的毛病，结
论就不公允了。”
易君佐亦撰《诸葛亮论》与王芸生商榷。第一部分是“汉室复兴与中国统一”，
着重探讨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动机及辅佐的手段。易君佐认为动机是同情刘备的“欲伸
大义于天下”，辅佐的基础是他与刘备都有“兴复汉室”的思想。批评王芸生关于诸
葛亮军略上“轻重倒置”的观点，并特别指出：“知其可为而为是常人，知其可不为
而为是傻子，知其不可为而为是英雄”，“而孔明之所以被千秋万世推崇，才智的问
题实居其次，最重要的是他的伟大的精神”。易君佐认为诸葛亮的军略没有错误，之
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是“由于时势的变迁和人事的复杂种种因素”。第二部分是
“集思广益与开诚布公”，首论诸葛亮的人生哲学，称“孔明的法家的色彩非常浓厚，
但儒家的痕迹也非常深刻” 。 否定王芸生的“法道合抱”说而主张“内儒外法”：
“假定孔明的人生哲学为十分，则五分儒，三分法，其它二分为道及纵横家等。”而
“儒法合体的人物，虽不免于机，然仍本于诚。机是用，诚是体，体用兼赅谓之权”。
诸葛亮辅佐刘备的“法宝”即是“权”。次论诸葛亮用才与养才，认为诸葛亮既能用
才亦能养才。
在王芸生之前，祝秀侠作《诸葛亮新论》，其第一论说诸葛亮是“大策士”，即
“幕僚长”和“参谋长”的合一：“诸葛亮之所以名为‘卧龙’，正是策士的一种技
俩。”所谓“卧”是“显示自己的身价”，其实是“好学深思”，“隆中自然有不少
书卷和地图，他天天在写计划、草方案；此外，他会有情报网、座谈会。”而“当昭
烈屯兵新野时，徐庶是显然有意向昭烈游扬诸葛亮的”。第二论指出诸葛亮决策的正
确与实行中的过失，“在于军事运输上布置未周，给养线的联络不佳”，也就是北伐
“乏粮”。第三论评价诸葛亮处理人事关系的才能：“他应付人事的才能确系古来第
一人。终孔明之世，内部人事布置不独井井有条，并且融洽相安，绝少派别之争。”
而“孔明的政治才能，是表现着法家的优长。他的政治措施全部是法家的”。第四论
指出诸葛亮的缺点是“只知用人而不知培养人”，另一个短处是“谨慎有余，信己太
过”。在王芸生的《论诸葛亮》发表后，祝秀侠又作《读〈论诸葛亮〉以后》，首先
指出：“我以为论衡古人，自然须有新意。论古的文章是写给现代人看的，如果就古
论古，没有一点新意，那就变成我们从前在私塾里所做的《汉高祖论》《秦始皇论》
一样的课艺。从前陈龙川所写《酌古论》之所以有名，也就是因为他的论古是新意之
故。不过此中却有一个限度，就是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眼光去论衡古人，却不能抹煞古
人的处境，不能忽视古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情形和事业措施上的客观背景。”反
之， “假如先立定一个成见， 借题发挥，勉强附会，那就不是论古人，索性来一个
《故事新编》还好。”祝秀侠批评王芸生的文章“多用现代人的眼光，少注意古人环
境，持论未免太过，新意也就太过尖新了一点”。祝秀侠反对“法道合抱”说，认为
淡泊、宁静“与其说这两句话是道家的修养，无宁说是儒家的修养”。因为“淡泊的
对面是利欲，宁静的对面是险躁，去个人私欲，宁静以求理智，正是古今人进德修业
的一种轨范，儒家尤其致力于此。譬如曾子的每日三省其身，尤非静不能体察自己的
有无过失”。祝秀侠对派定诸葛亮属于哪一家并不赞同，因为“诸葛是一个实际的政
治家，他的政治措施是能把握住现实性的。处非常之世，建非常之业，不能固于那一
宗派在那里规行矩步，自设藩篱”。祝秀侠认为诸葛亮培养人才不够，但反对王芸生
说诸葛亮“用人待才惯用机心”的“一猜二察三不信任”的观点。
徐德嶙作《论诸葛亮之学养及其苦衷》 ， 亦是与王芸生商榷之作。徐氏认为，
“诸葛亮之学养既多本乎法家，则其深用机心，乃必然之势。然其机心所至，大抵以
忠贞谋国为前提，其裁抑魏延，荣宠李严，要皆有不得已之苦衷”。在论诸葛亮之军
略时，徐氏称“自古兵家皆先争关中，盖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乃
为万全之计；宛、洛四战之地，可攻而不可守”。诸葛亮北伐曹魏，第二次及最后一
次是由褒斜道， 褒斜道谷长470里，当时运粮已感困难，最后一次用兵，“始以流马
运，以流字之意义揣之，或即行于渭水及其支流之船舶”。另外由汉中攻取关中之路，
一为傥骆道，“南口曰傥，在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在周至县西南百二十里，谷
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其时行旅视为畏途”。二是子午道，
“南口曰午，在洋县东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长安南百里，此道最近长安，然谷长
六百六十里”，魏国攻汉中时有人主张可由此道，华歆尚且劝以“千里运粮非用兵之
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魏延由此道攻长安的主张未被诸葛亮采纳，实因于此，
故不能说诸葛亮“军略倒置” 。 蜀地人才少，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据徐德嶙统计，
《魏志》所载人物除王公以外，“自夏侯惇以次至管辂止，有专传者共一百零三人”。
其中豫州籍24人，兖州籍17人，司隶籍15人，青州籍8人，冀州籍7人……其中司隶、
兖、豫等文化发达地区的人才占多半。而《蜀志》所载人物，从诸葛亮到杨戏止，有
专传者56人，荆州籍22人，益州籍18人，司隶籍5人，徐、幽、凉、豫各2人，冀、青、
兖各1人。 在蜀汉人才缺少的情况下，“诸葛亮尚尽力罗致蜀中学者”，如秦宓、尹
默等。徐德嶙认为，“诸葛亮之学术多本乎法家，法家大抵主张君主集权，希望有明
君在上，挟必治之势，以行必行之法”。但诸葛亮的处境却不如此，故“诸葛亮之号
召能力，亦必为之锐减。此乃诸葛亮有感诸心而不能宣诸口者也。鄙意蜀汉之败亡，
当以此为最大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