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就誉贵当时。在蜀汉，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吏百姓，对诸葛亮
评价都很高。刘备临终托孤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甚至说
如果刘禅“不才”，诸葛亮即可取而代之，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和信任。刘禅继位后对
诸葛亮十分信任，国家大事都由诸葛亮决定。在蜀汉建兴七年(229年) 诸葛亮北伐攻
克武都、阴平二郡后，刘禅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时，赞扬诸葛亮“威镇凶暴，功
勋显然” 。 诸葛亮去世，刘禅在诏策中称颂诸葛亮“体资文武，明睿笃诚”，而且
“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这虽是官样文章，但
也真实反映了刘禅对诸葛亮的认识与评价。 刘禅把诸葛亮比作伊尹、 周公，而彭羕
(彭羕， 字永年。在刘璋治蜀时受人诬陷，被刘璋处以髡刑而为徒隶。刘备入蜀，彭
羕受到重用。但因职务变动而口出怨言，并劝马超造反，被下狱处死。) 在狱中给诸
葛亮写信则把诸葛亮视为当世的伊尹与吕尚。在官吏、百姓心目中，诸葛亮是公正无
私的典范，这也是他受到朝野敬重的重要原因。曾任丞相长史的张裔(? -230)对此说
得很中肯：“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
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张裔传》) 樊建(樊建，字长元，义阳人，仕蜀汉
为侍中，守尚书令。蜀汉灭亡，入魏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对司马炎称说诸葛亮，
突出了两大优点：第一是赏罚无私，第二是知错就改而不掩饰 (见《三国志·诸葛亮
传》注引《汉晋春秋》)。炎兴元年(263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为诸葛亮
立庙汉中一事上表刘禅，赞颂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认为蜀汉王朝是依靠
诸葛亮而存在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作为同盟国的吴国，君臣
赞颂诸葛亮的也很多。孙权初见诸葛亮时(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 ，就想留他辅助
自己(《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所载孙权与陆逊书)。蜀汉建兴七年(229
年) ， 孙权称帝， 诸葛亮派使者陈震往贺并与结盟。盟约称诸葛丞相“德威远著”
“信感阴阳，诚动天地”。吴国大鸿胪张俨(? -266)在《默记·述佐篇》中对诸葛亮
和司马懿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是诸葛亮比司马懿强得多。理由是，从地域、人口等
方面看，蜀汉仅有一州之地，占全国九分之一；而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
之众，据牢城，拥精锐”。两人的表现却相反：诸葛亮“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
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司马懿则是“无擒敌
之意，务自保全而已”。张俨对结局作了一个假设：如果诸葛亮不是因病去世，“胜
负之势，亦已决矣”。同时，张俨对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及成就也作了充分肯定：“当
时既肃整，遗教在后。”他认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晏婴也比不上诸葛亮。
更为难得的是，敌国大臣对诸葛亮也是称赞、礼敬有加。如曹魏谋士刘晔在刘备
占领巴蜀以后曾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三国志·刘晔传》)。司马懿与诸葛亮
作战时见诸葛亮“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赞其“可谓名
士”(《太平御览》卷三○七引裴启《语林》)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率大军
攻伐蜀汉，到汉中沔县定军山时，“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三国志·诸葛亮传》)。
司马炎在灭蜀汉以后，派将军陈勰向蜀汉降臣学习诸葛亮“围阵 (“围”字疑系
“图”字之讹。) 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晋书·职官志》)，将军马
隆也学习了八阵图，后来在征讨凉州羌树机能之役中，“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
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取得了胜利(《晋书·马隆传》)。司马炎下
诏称赞：“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 (《三国
志·诸葛亮传》注引《晋泰始起居注》) 晋朝大臣对诸葛亮评价很高，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袁准(袁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在晋武帝泰始年间任给事中。)、
张辅(张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今南阳市北)人，西晋官吏，死于八王之乱中。)、陈
寿等人。袁准写了两篇《诸葛公论》，第一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袁子》)
中指出，诸葛亮一是忠君不贰：“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
而国人不疑。”二是以法治国，民心悦服：“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
怨。”三是“治戎为长”，部队纪律性强：“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
(刍荛者不猎，意为从事割草、打柴的人不惊慌害怕，照常劳动。猎，止也。)，如在
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袁准称
赞诸葛亮“勇而能斗”，理由是：“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
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
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袁准针对有人指
出诸葛亮“才大而功少”这一问题时说：“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与他同时的张
辅在《名士优劣论》中，认为诸葛亮比乐毅强得多，他的根据是，乐毅统率五国之兵
伐齐，不能算是有本领；在济西大战中杀人很多，不能算是仁义之举。而诸葛亮“奇
策泉涌，智谋纵横”，辅佐刘备建国；刘禅即帝位后，“在扰攘之际”，诸葛亮“文
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他率领的军队“路不拾遗，毫毛不
犯”；他个人“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所以，
张辅认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诸葛亮可“与伊、吕争俦”，怎么会和乐
毅列在一起呢!(《艺文类聚》卷二二)陈寿出生于建兴十一年(233年)，当他两岁时诸
葛亮就去世了。陈寿在蜀汉仕至观阁令史，入晋后先为佐著作郎，迁著作郎，终于平
阳侯相。他所修的《三国志》，表面上以曹魏为正统，实际上用“互见法”显示刘备
所建政权为“汉”，刘备即位直书皇帝告天地之文，于魏、吴则删，是以汉为正统的。
在《三国志》诸列传中，《诸葛亮传》是写得最好的传记之一。
在《诸葛亮传》中，陈寿多次直接评价诸葛亮的才具与功业：“及备殂没，嗣子
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
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
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认为，诸葛亮的志向是“进欲龙骧
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之所以未达目的，一是诸葛亮的才能
“于治戎为长， 奇谋为短， 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二是对手“或值人杰”，更加
“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三是缺乏韩信、王子城父那样的帅才；最后归结为“盖天
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西晋永兴年间(305年-306年) ，镇南将军刘弘到诸葛亮隐居地隆中，瞻仰诸葛亮
的故居，立碣纪念。他的参军李兴 (李兴，又名安，字隽石，系李密之子。此文原出
王隐《蜀记》，没有标题。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署曰《诸葛丞相故宅碣表》；
《水经注·沔水注》则称《宅铭》；张澍辑诸葛亮文附录之，名曰《祭诸葛丞相文》。
按：王隐《蜀记》称李兴官职为太傅掾，似乎欠妥。刘弘未任太傅，而李兴在刘
弘处职务系参军。)撰文，高度赞扬诸葛亮政事、技巧上的功业和道德风范。他指出：
诸葛亮也许是神，也许是人中之精；诸葛亮的八阵图，不在孙武、吴起的兵法之下，
木牛流马也不是鲁班遗制所能比拟的。李兴认为诸葛亮的功业与德行，比许由、周公
还胜一筹，是皋陶、伊尹一类的人物。诸葛亮的勋业风范，影响后代，吟诵他的文章
典籍，即使是懦夫也会奋发有为。这是西晋末年评价诸葛亮最全面也是最高的一篇文
章。
对于诸葛亮的某些做法，东晋时人已经有所批评。习凿齿(?-384)著《汉晋春秋》，
尊蜀汉为正统，对诸葛亮的遗闻佚事收集很多，意在突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但对杀
马谡一事，习凿齿却不以为然。习氏认为，蜀汉处于偏远的地方，人才比中原少，诸
葛亮杀了俊杰之才而用没有才能的人，是明于法治超过了重用人才，这是“诸葛亮之
不能兼上国也”的重要原因(文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对于诸葛亮为法
正挟私报复的问题予以辩护，孙盛(孙盛，字安国，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
著名史学家。生卒年不详。卒年七十二岁。) 予以责备，认为臣下作威作福是“亡家
害国之道”，而在刑罚上放纵受宠信的人是败坏政局使天下混乱的根源。诸葛亮因法
正有功而不能“抑其威福”，是“失政刑”的表现。
诸葛亮对后人的影响，从李玄盛之举可见一斑。东晋时期在凉、雍一带割据称王
的凉武昭王李暠(字玄盛)非常欣赏诸葛亮为教育儿子、外甥等而写的《训诫》。《晋
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有一年上巳日李在曲水设宴，让群臣赋诗，李玄盛亲
自作序，并写诸葛亮《训诫》来勉励自己的儿子们，他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
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崔浩(381-450) 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
所长”的评价是正确的，并不是挟恨报复，且有“故义过美之誉” (《魏书·毛修之
传》) 。在崔浩看来，诸葛亮等放弃荆州而进入巴蜀是下策，只可比作汉朝在南粤边
陲割据的赵佗；而北伐曹魏既是自不量力，策略上也不得当。比他稍晚的北魏大将刁
雍(390-484) 却很佩服诸葛亮的八阵法。据杜佑《通典》卷一九六《边防·蠕蠕》，
北魏献文帝皇兴年间(467年-471年) ，柔然多次进犯北魏边塞，刁雍上表说：“宜发
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
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刀盾，二万
人专习骑矟。 修立战场， 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由是
“边境获其利”。
二、隋唐时期
隋朝著名的大儒王通(584-617)认为：“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也。”(《文
中子》)把诸葛亮看成能兴先王礼乐的周公旦式的人物。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与
群臣谈话的时候，曾多次赞美诸葛亮为政“平直”，希望大臣效法：“诸葛亮为丞相，
亦甚平直。……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
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全唐文》卷一○《诸葛亮高颎为相公直论》)
李世民非常服膺诸葛亮“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这句话：“昔诸葛孔明小国之
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
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571-649) ，在建立唐朝及以后的平叛过程中，功勋卓著。
他行兵布阵的主要阵法六花阵，是在诸葛亮八阵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李靖是隋朝名将
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对诸葛亮八阵图“深明其法”，并传予李靖。李靖对唐太宗说：
“臣尝教阅，必先此阵。”(《李卫公问对》)对于诸葛亮“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
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的观点，唐太宗认为并不十分正确。但李
靖却认为，《孙子》一书中谈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的问题，“教道不明”是指
教阅部队没按“古法”；“吏卒无常”是说带兵将领是临时选派没有长期任职。自古
以来部队混乱而使对方胜利的事不可胜记，而“乱军引胜”，是自己溃败，不是被敌
人打败。诸葛亮的观点正确，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于是，唐太宗说：“教阅之法，
信不可忽。”
唐初的君臣从诸葛亮那里看到了执法公正的效果，学习了八阵之法和对军队严格
管理训练的经验，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李世民注意学习历史的经验包括
诸葛亮的政治军事理论是分不开的。诗人王勃(648-675，一作649-676)作《三国论》
(《全唐文》卷一八二)，意在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三国的形成，既有天意昭示，又
是曹、孙、刘氏都能重视人才的结果。但诸葛亮将略不足，曹操统军数千、日行三百
追击刘备之时，刘备一方十万之众，没有作战准备而失败。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智谋
不足，德行不能服人，险要的地形并不能阻止国家灭亡。其它二国也各有原因，所以
不能统一全国。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王朝日益衰败。一些忧国忧民的官
吏及士大夫对诸葛亮这位先哲充满了怀念与崇敬之情。他们到武侯祠、墓去凭吊，或
修新庙宇，或立碑作铭。唐代名相裴度(765-839) 元和初年在武元衡剑南西川节度使
幕府中“掌书记”时，曾陪同武元衡到成都武侯祠祭祀诸葛亮，作《蜀丞相诸葛武侯
祠堂碑铭》。他在《碑铭》中写道：“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
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
认为诸葛亮是“节、才、道、术”四者兼备的人物。
对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唐代后期的文学家吕温(772-811) 第一次
进行了批评。他在《诸葛武侯庙记》(《全唐文》卷六二八)中提出“民无恒归，德以
为归”的命题，即百姓并不永久臣归于某姓某人，而是归向有德行的人、能爱护百姓
的王朝。他用西汉末年“哀、平无罪”而王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想“使人忘
汉，终不可得也”，与东汉末年“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之时诸葛亮虽然“论之以
本，临之以忠”，企图“使人思汉，卒亦不可得也”作了比较，认为诸葛亮明智之举
应是提出“惟活元元”的口号，即以拯救百姓为宗旨，不管是曹氏还是刘氏，谁爱百
姓我拥护谁，谁害百姓我除掉谁。尽管吕温的观点不符合诸葛亮的思想实际，但“惟
活元元”的口号是有进步意义的。而孙樵 (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大中年间(847
年-860年)进士，仕至上柱国。)《刻武侯碑阴》(《全唐文》卷七九五)认为，诸葛亮
并不是看不到恢复汉室的不可能性，而是感激刘备三顾之恩，“将驰驱死备志耶”。
他赞扬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认为陈寿“短于应变”的评价，是真正贬低了诸葛亮。孙
樵论及诸葛亮的影响，称“武侯死殆五百载(此文作于大中三年(849年)，距诸葛亮去
世已六百余年，“殆五百载”之说不确。) ，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
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尚驰(尚驰，唐末时人，生平不详。)《诸葛武侯庙碑铭》
(《全唐文》卷九五八)提出了人才的价值问题，认为假使诸葛亮常存，则“隐若一敌
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这是作者生于乱世而渴望君明臣良的一种愿望。
唐代诗歌创作达于极盛，诗人们没有忘记用诗歌这种形式对诸葛亮进行研究与评
价。杨炯(650-692?)在《广溪峡》一诗中指出，蜀汉政权的存在是靠诸葛亮这样忠贞
的臣子辅佐，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形：“庸才若刘禅，忠佐为心腹。设险犹可存，当
无贾生哭。”(《全唐诗》卷五○) 李白(701-762)在《君道曲》中引谚语“土相扶为
墙，人相扶为王”的意思入诗，歌颂刘备、诸葛亮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而成就霸业：
“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 (《全唐诗》卷
一六三)杜甫(712-770)歌咏诸葛亮的诗篇，在唐代诗人中最多也最负盛名。杜甫颂扬
“诸葛大名垂宇宙”，认为诸葛亮和古代名相伊尹、吕望在伯仲之间，比汉代萧何、
曹参要高：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见
《全唐诗》卷二三○) 刘备三顾时诸葛亮提出的对策，是指导刘备夺取天下的大计，
从创立蜀汉到巩固政权，诸葛亮都为之呕心沥血：“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
心。”(《蜀相》，见《全唐诗》卷二二六)诸葛亮“功盖三分国”，但却没有能够阻
止刘备伐吴是其极大的遗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八阵图》，见《全
唐诗》卷二二九) 杜甫通过对诸葛亮祠庙前一棵古柏的高大、繁茂情状的描写指出：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柏行》，见《全唐诗》卷二二一)说明
诸葛亮“遗爱”之久远。刘禹锡(772-842) 《观八阵图》诗指出，八阵图是在黄帝创
立的基础上由诸葛亮“运神机”而发展变化的：“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其威
势使水中鳞介之族远而避之：“波涛无动势，鳞介避余威。”(《全唐诗》卷三五七)
杜牧(803-852) 《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诗颂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为“画地
乾坤在，濡毫胜负知”；伐魏是“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如果不是诸葛亮早逝，
伐魏一定胜利：“若非天夺去，岂复虏能支。”(《全唐诗》卷五二三) 李商隐(812-
858)在《筹笔驿》诗中肯定了诸葛亮具有管仲、乐毅之才，但遗憾的是关羽、张飞等
虎将早卒，故独力难支：“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全唐诗》卷五
三九) 薛逢(薛逢，字陶臣，会昌年间进士，生卒年不详。)评价诸葛亮《出师表》中
所表达的“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等激
昂慷慨词语的作用是“《出师表》上留遗意，犹自千年激壮夫” (《题筹笔驿》，见
《全唐诗》卷五四八)。
对于诸葛亮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唐代诗人只有薛能(817?-880)。在《筹笔驿》
诗中，薛能写道：“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朗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
多术得非奸? ”意即诸葛亮送给司马懿妇女衣服侮辱他，但司马懿就是不出战，诸葛
亮只有徒然增添气恼；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非议王朗任会稽太守时对孙策不征不
战而“使孙策坐大”，然而他自己北伐曹魏并未取得胜利，死后见了王朗应该感到惭
愧；木牛流马运输工具的制造是一项成就，但终究还是扰民；用《阴符经》中很多办
法，难道不是奸诈吗?所以薛能的结论是“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全
唐诗》 卷五六○) 。 即若要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应该学习虞舜的“无为而治”。在
《游嘉州后溪》一诗中，薛能认为诸葛亮一事无成，只应一生隐居不仕：“当时诸葛
成何事? 只合终身作卧龙。” (《全唐诗》卷五六一) 而《早春书事》甚至称“焚却
《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全唐诗》卷五五九)。
三、宋元时期
北宋中后期，部分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探讨。苏洵 (1006-1066)
根据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的观点，认为“诸葛
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嘉祐集·强弱》)。在《项籍篇》中，苏洵
又分析了诸葛亮对荆、益两地的态度，认为“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
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苏洵二子苏轼与苏辙亦对蜀汉政权及诸葛亮有所评论。苏轼(1036-1101) 《诸葛
亮论》(《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四三)批评诸葛亮取天下之法是“仁义、诈力
杂用”，所以失败。他认为刘备一方比曹操一方弱小得多，所依靠的就是忠信。但诸
葛亮劝刘备袭杀刘琮而取荆州，刘备入川不久又夺了同宗刘璋的地盘，诸葛亮把刘璋
赶出成都，这和曹操的诡诈已经没有区别了。在这个时候又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
北伐，想让天下响应，就不可能了。苏轼认为，此时要破曹氏，只要用钱使反间计，
让曹氏“骨肉内自相残”，然后发兵讨伐，就可成功。其弟苏辙(1039-1112) 在《三
国论》(《四库全书》本《栾城应诏集》卷二)中指出，刘备集团放弃中原而进入巴蜀，
选的地方不对；诸葛亮是治国之才却在纷争的风云中承担大将之任，才非所用，所以
不能成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1049-1100)在《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苏
门六君子文粹》卷三二《淮海文粹》) 中，则称诸葛亮只能做“霸者之臣”而不能做
帝王之臣。理由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以霸者之臣自居，选择刘备为主而辅佐，
刘备也只是霸王之器而非帝王之器。苏氏这一学派对诸葛亮的人品、才华则多所肯定。
苏轼认为西汉时期的臣子讲究智谋而轻视名义，东汉时的臣子崇尚节操而缺乏谋略，
只有三国时期的名臣二者并重。尤其突出的是诸葛亮乃“三代王者之佐” (《东坡全
集》卷一五《史评·题三国名臣》) 。秦观推崇诸葛亮的忠君与执法公允，肯定了陈
寿“管、萧之亚匹”的评价。
与苏轼同时代的徐积(1028-1103) 非常服膺诸葛亮，称诸葛亮是“大丈夫”，因
为“当时贤者与后世之士，皆忌人刺其失，而武侯乃愿闻其过”。他又称“武侯诚奇
人”，因为“自七代以来，辅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诸葛亮则德才兼备
(见《四库全书》本《节孝集》卷三一《语录》)。
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兄弟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王佐
之心，道则未尽”，因为取刘璋是不符合道义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此时取荆州而
“兴刘氏”则不违反道义标准。
对于诸葛亮的八阵法，有宋一代都很注重研究。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
时“赵 乞求诸葛亮八阵法以授边将，使之应变”，宋神宗同意，并让郭逵同他一起
研究。在这期间，李昭玘(? -1126)、王当(王当，字子思，眉山(今属四川)人。生卒
年不详，约在北宋中后期存世。)也对八阵法作了专门研究。李昭玘《八阵论》(《四
库全书》本《全蜀艺文志》卷四八) 指出，诸葛亮的八阵之法，是黄帝始创，周公完
成，诸葛亮又作了创新。黄帝“潜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会九天而设三军之制”，
周公根据这个道理，设置井田制：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直到四县为一都；三军
之制也是自小而大，由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直到五师为军。诸葛亮根据“九夫为井”
演变，纵和横都是八，有六十四阵，与八卦之理相通；设立三军，由五人为伍而演化，
周边部队都是九，即有八十一阵。虽然八阵千变万化，但归结起来不过奇、正两个方
面。四正是天、地、风、云四阵，四奇是龙、鸟、虎、蛇四阵，奇正相生，如环一样
分不出首尾。李昭玘撰写《八阵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仁义和权谋二者不可偏废。
全靠仁义就会拘泥而不通达，专用权谋就会流于欺诈。所以大力宣扬诸葛亮八阵的优
点而在武备上用心用力。这是作者根据当时武备松弛、士大夫羞谈用兵之道有感而发。
王当以“体方”“用圆”之说来解释八阵的作用。所谓“体方”“用圆”，是说
八阵的构成有固定规则，但它的用途却很多，既不可犯又不可御，亦不可测。王当指
出， 八阵之法要发挥威力， 一方面要有武官训练士卒“出入变化”“射御击刺”及
“破阵劫将”之法；另一方面在地方上要按行政组织的比、闾、族、党由文官进行教
育，内容是忠厚、正信、孝友、礼义、廉耻等等，到年终把在军队和在家的表现综合
考察，根据功绩和行为决定提升或淘汰 (见王士骐等《诸葛忠武侯全书》卷一三《八
阵图》)。
唐庚(1071-1121) 著《三国杂事》(见《学海类编》本)一书，对诸葛亮作了多方
面的评论。 其中反驳一些人指责诸葛亮为刘禅抄写《六韬》 《管子》诸书时指出，
“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而《六韬》一书陈述的是“兵
权奇计”，《管子》以“轻重权衡”为贵，《申子》注重名实相符，《韩子》主张法
治，这些书正是刘禅需要读的。他以治病用药作比：药无所谓好坏，关键是能否治病；
万金良药如不对病，又有什么用处呢? 但唐庚对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之
举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
在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曾任武学教授博士的何去非，写了一篇《蜀论》，
对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一些前人未发的意见。他
认为，诸葛亮初见刘备而建议的“跨有荆、益”是针对现实提出的。诸葛亮得到了荆、
益二州，但利用却不恰当。荆州“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就其形
势而言，吴方取荆州距离近而方便，蜀方争荆州则距离远而艰难。蜀方不能占有荆州
和曹氏不能据有汉中是一个道理。处在这样的环境，“镇抚则安，动复则危”。诸葛
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却依仗关羽之勇而攻魏国占有的襄阳，结果孙权趁机袭杀关羽
而“尽争其荆州”。益州虽然地处偏僻，但魏国不敢轻易进犯。诸葛亮辅佐刘禅，因
为急于立功，所以多次出兵，而每次都功业未就而己方已经疲惫不堪，这是急于立功
而没有成功的气量。蜀与魏比，势力悬殊很大，曹操死后魏国没有什么变乱。如果诸
葛亮能在刘备去世后向敌人显示弱小，在国内“厉兵储粟”，积蓄力量，发现敌方有
“一旦之变”，依靠在黄河、渭水上游的位置，顺流而下，就会成功。但诸葛亮没有
这样做，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以求吞魏”而恢复刘氏王朝，所以不能成功。另外，
用兵要有奇策，诸葛亮却很少用奇，所以“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结果大都
空手而归。
胡寅(1098-1156)生活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他针对社会上“人欲肆行，
攘攘熙熙，惟利是竞”的现实，提出要去掉这种坏风气的关键在于“当国秉权”的人
必须起好的带头作用。因此，他特别推崇诸葛亮不为物欲所累的思想品质。他认为，
从诸葛亮的地位看，身兼将相又“手握强兵，专制一隅，势通四海”，想要什么就能
得到什么，但他却只有八百株桑树和15顷薄田，即便与伊尹、周公相比也不差。诸葛
亮去世后“蜀人久而歌思”，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胡寅揭露了那些依靠权势而攫取财
富的人“竭国力以肥一家”的丑行，希望“有志于建功立事者”以诸葛亮为榜样。
南宋著名主战派代表陈亮作《酌古论》(《金华丛书》本《龙川文集》卷七)，内
有《诸葛孔明》上、下两篇，对诸葛亮、司马懿作了比较，其结论是：“仲达以奸，
孔明以忠；仲达以私，孔明以公；仲达以残，孔明以仁；仲达以诈，孔明以信。”如
果诸葛亮不死，则会实现“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的目标。
陈亮的根据是，司马懿在军事上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只好盼望诸葛亮粮尽而撤军。但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分兵屯田，“以为久驻之基”，又以木牛流马运输，没有粮尽之
虞，就不会主动撤军了。如果再过一二年司马懿仍不应战，那就会出现国君怀疑他、
同僚议论他、国人轻视他的景况，无奈之下只好出战，出战而必败。诸葛亮趁机率兵
攻城略地，先占关中，再占关东，燕、赵一带不战而下。再过五六年，魏明帝去世而
齐王曹芳即帝位，上下相猜疑，兄弟相争斗，就可一举灭魏。十年后陆逊去世，以后
步骘、朱然等相继死亡，孙权勇决之气消泯，加上“嫡庶分争，内不能制”，蜀汉之
师顺流而下，一年内可灭吴。天下一统，就可以“兴典礼，修正乐”。陈亮的这种假
设仅是个人良好的愿望，但却反映了主战派为收复国土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这
也是对“以成败论人物”提出的批驳。
唐朝的裴度评价诸葛亮是“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与“治人之术”
四者皆备的人物。南宋的戴少望(戴少望即戴溪，字少望，亦作肖望，温州永嘉(今属
浙江)人。宋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仕至权工部尚书。)赞扬诸葛亮是“有仁人君子
之心”“英雄豪杰之才”“忠臣义士之节”的“全人”：“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
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
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戴少望以“全人”称许诸葛亮的根据是：刘备在无立足之
地时力邀诸葛亮出山，结果成就了“三分之业”，诸葛亮存而蜀汉兴，诸葛亮去世而
蜀汉灭亡，蜀汉的命运系于诸葛亮身上，没有英雄豪杰之才是不行的；诸葛亮“以节
制治兵，以信义行师，以汉室兴复为己任，以生民涂炭为己责”，为政公平，“用法
明允”，所以他去世以后“氓庶野祭，遗爱在人”，至今受到祭祀，没有仁人君子之
心是做不到的； 诸葛亮接受遗诏辅佐刘禅， 忠心耿耿，既管理朝政，又统帅部队，
“鞠躬尽力，以死勤事”，没有忠臣义士的气节是不能这样的。回顾历史，东汉的李
固、孔融，有仁人君子之心和忠臣义士之节但却没有英雄豪杰之才；三国的曹操、司
马懿有英雄豪杰之才而没有仁人君子之心和忠臣义士之节；只有诸葛亮是王佐之才的
“全人”。
南宋末年俞文豹(俞文豹，字文蔚，括苍(今浙江丽水) 人。《吹剑录》自序作于
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 ，自称时已“漫游江湖四十年”，当生活在南宋末年。)作
《吹剑录》(见《辍耕录》卷二五)，其中有一篇记录了他的哥哥俞文龙评论诸葛亮的
谈话，中心是论诸葛亮是否明大义、究竟忠于谁的问题。俞文龙认为：“以为孔明之
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
俞氏列出四条根据：其一，刘备虽是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血统关系疏远，“世数难
考”；而且当时人对刘备评价不高，诸葛亮不知为什么而委身于他。即便刘备是刘氏
皇族，只要汉献帝在位，就要象刘秀听命于更始帝那样。其二，刘备三顾时对诸葛亮
说“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 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很正确的；但听了诸葛亮
“跨有荆、益”而成就霸业的计划后，刘备再也不考虑汉献帝了。其三，曹操攻破荆
州、打败刘备以后，诸葛亮去见孙权求救，和孙权只谈“鼎足之说”，一句也没有提
到献帝。是靠着周瑜骂曹操为“汉贼”，才激怒了孙权，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荆、
楚一带的人“从之如云”，是“从汉”而非“从备”。其四，刘备称汉中王在建安二
十四年，汉献帝尚在却敢于自己称王；刘备在武担即位是听说献帝遇害，此时的诸葛
亮不能像董公劝说刘邦为义帝服丧声讨项羽那样去联合孙权讨伐曹丕，却竟然上表劝
刘备称帝。即便是曹操那样的奸雄，当魏公、魏王也是靠天子之命；曹丕当皇帝也是
献帝禅位以后。刘备虽是宗室但也是臣子，是经过谁同意称王称帝的? 诸葛亮一再强
调“兴复汉室”，实乃为刘备而非为献帝。《出师表》虽然表达了诸葛亮的忠心，不
过是忠于他所委质的刘备父子，并不懂得大义。从他早年自比管仲、乐毅来看，其志
向不过是在蜀地割据而已。俞文龙又对“刘备是汉宗室，刘备称帝则汉祚存，诸葛亮
忠于刘备即是忠于汉”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无献帝则可”，献帝尚在而“君臣自
相推戴”，则非人臣之道。
对诸葛亮生平的研究，大多是以为其作传的方式进行的。自陈寿之后，直到南宋
中后期才有新的《诸葛亮传》问世。第一个是胡寅作《诸葛孔明传》(见《四库全书》
本《斐然集》) ，在陈寿《诸葛亮传》基础上，吸收了裴松之注的部分材料及《三国
志》 中有关诸葛亮善于发现及重用人才的内容。第二个是郑樵 (1104-1162) ，因撰
《通志》而将陈寿《诸葛亮传》作了压缩、改编。第三个是张栻(1133-1180) ，他作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的动机是“予每恨陈寿私且陋，凡侯经略次第与夫烛微消患、
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暗而不章，幸杂见于他传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
此本单行，流传颇广。萧常(萧常，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不详。)之父
萧寿朋因不满于《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立志重修，书未成而卒；萧常继承父志，撰
成《续后汉书》四七卷，以蜀汉为正统，故名曰《续后汉书》，其中《诸葛亮传》分
量最重，分上、下两篇。这些传记，有关诸葛亮的家世及生平，基本上是以陈寿《诸
葛亮传》为基础。张栻所作的《传》叙述诸葛亮立身行事最细，针对陈寿作传系年比
较笼统的缺点，张栻作了改进。如陈寿记诸葛亮入蜀时间为“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
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自葭萌还攻璋”始于建
安十七年(212年)，攻下成都则在十九年(214年)，诸葛亮入川时间不明，张栻经考证
明确系于建安十八年(213年)。
为诸葛亮作传，也是评价诸葛亮的手段。胡寅、张栻及萧常选取裴松之注入传，
就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功业。 同时， 他们都在传末写出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胡寅
《诸葛孔明传》综合西晋袁准、陈寿的评语加上个人的看法，洋洋二千言。张栻在传
末作评，全是直抒胸臆，称许诸葛亮为“真豪杰之士，无文王犹兴者耶”，对朱熹评
诸葛亮“所学未免乎驳杂” 予以批评， 但又认为诸葛亮的不足是“学”，即儒学：
“予固谓使侯得游于洙、泗之门，讲学以终之，则所至又非予所知。”张栻是南宋初
年的儒学大师，他之所以说诸葛亮“学之未至”，是因为诸葛亮上表主张为刘备守丧
仅三天而非三个月，是“以日易月”；劝刘备纳吴氏为妃、立为皇后不对，因为吴氏
是“亡国之宗妇”。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作《怀孔明》诗，既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也意在说明
自己学习诸葛亮敌我分明、死而后已的品德和精神：“斜谷事不济，将星殒营中。至
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
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对诸葛亮的才能、行事也有评论。如蜀汉使者
见司马懿只问诸葛亮事之烦简及吃饭多少，胡三省评曰：“懿所惮者，亮也。问其寝
食及事之烦简，以觇寿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问邪!”著名学者胡一桂作《史纂通要》，
称赞“三国之主， 昭烈有德义； 三国之臣，孔明有王佐之才、正大之体”，但认为
“手写《申》《韩》之书以授后主，与夫袭取刘璋之事，于道有未尽耳”。
四、明清时期影响与研究
明初史学家宋濂(1310-1381)在《静学斋记》(见《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卷七五《朝京稿》之五) 一文中谈到诸葛亮《诫子书》中“学须静也”之语，称之为
“信古今之名言也”。他以“止水”为例：静止的水本来很明亮，但风一刮过，就连
山岳在水中的倒影也辨别不清；如果人心不静而受外界干扰，就更不用说了。古代圣
贤成就勋业、道德的，都是因为心静。因为“静则敬，敬则诚，诚则明，明则可以周
庶物而穷万事矣”。诸葛亮正是凭借“静”字修身，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当时无人可比。
方孝孺(1357-1402) 作《诸葛孔明论》(见《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卷五)，
赞扬诸葛亮向群下求教、愿闻己过的谦虚态度。方孝孺认为，三国人才数量，吴国最
多，魏国次之，汉国最少。但汉国的孔明比吴、魏两国的司马懿、周瑜、鲁肃、张昭、
陆逊都强，“当是之时，天下一孔明耳”。然而诸葛亮任丞相后，多次向群下发《教》
以“求忠益之言”，这是因为“贤人君子之用心也远，而期望也大”，经常看到自己
的不足，怕听不到别人批评自己的阙误。只有不自恃己才方能用“举世之才智”，如
果显露自己的才智和别人一点一滴地较量求胜，有才智的人就不是助手而是敌手了。
从这一方面说，“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诸葛亮。
章懋(1437-1522) 在《读蜀汉志》(见《金华丛书》本《枫山章先生集》卷四)的
感想中，只谈了一个问题，即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不可辅，
君其自取”这句话，是显露出刘备怀疑诸葛亮之意，将其视为曹操一类的人物，故章
氏“深为孔明惧”。他作了一个假设：刘备去世以后，敌国趁机挑拨离间，散布流言
蜚语，编造假材料，像贤明的周成王都会上当而迫使周公东居洛阳，像明察的宋仁宗
都因此而罢了范仲淹、富弼的宰相职务，昏庸的刘禅“能任贤勿贰者乎”? 章懋虽批
评刘备的“失言”而替诸葛亮担心，但他担心的事情却没有出现，就更加反衬出诸葛
亮忠贞不贰的高尚品质。
程敏政(1445-1500) 作《孔明论》(见《四库全书》本《篁墩文集》卷一一)，通
过研究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认定诸葛亮功业不足、壮志未酬的责任在刘备不听诸葛
亮的意见，反对“天不祚汉”之说。程氏列举了以下事实：刘备伐吴之举，诸葛亮实
际上是进行了劝告但刘备不听；诸葛亮劝刘备袭刘琮夺取荆州，刘备没有同意；刘备
听法正之言，用诡计夺取成都，“虽得璋而理不直”。诸葛亮隆中对策的要义是占荆
取益、联合孙权，刘备一项也没有采纳。
王维桢(1507-1556) 作《萧何孔明为相》(见嘉靖刊本《王氏存笥稿》卷一六)，
通过二人才智和功业高下比较得出结论：诸葛亮才高而功业不高是受才高的连累，失
去了“大体”。所谓“大体”，概言之即“我无能而无不能”“我不足而无不足”。
萧何与诸葛亮相较，像《出师表》那样的文章，萧何写不出来；木牛流马，萧何制不
出来；八阵图，萧何不能理解。但是，萧何能协助刘邦成就大业，为第一功臣，且子
孙后代都受其惠。诸葛亮才高于众人，有文才者见到《出师表》自愧不如，只好退避；
有技艺者见到木牛流马，也只好离去……有才能的群下“退而不敢前”，诸葛亮就不
得不自己操劳。宰相处在君主与群臣之间，担负指挥之任，应该发挥众人智慧。诸葛
亮虽然不是有意显示自己的才能，但他的才能太突出，因而“才焰闪烁，如灯之在帷，
一开一合，时现时藏，而不可终遏也”，这样就会出现“观者疑之，疑则生惧，惧则
众不为使而功毁”的结局。
对于王维桢的观点，明代中后期著名诗人、史学家王世贞著文表示反对。王世贞
(1526-1590) 作《萧何诸葛亮优劣辨》(《四库全书》本《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一)，
认为王维桢的观点其实是以扬雄“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憝群策而自屈其力”的
话为根据的。扬雄认为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邦能竭尽众谋士之智、众谋士之智能竭
尽众人之力，而项羽厌恶众谋士之智只好竭尽个人之力。王世贞认为据此谈论为相之
道可以，但不能作为评价萧何、诸葛亮优劣的标准。他分析了诸葛亮和萧何的表现后
指出：诸葛亮“非不善用才者”，而萧何亦“非断断无技者”。王世贞又作《书苏子
瞻〈诸葛亮论〉后》(《四库全书》本《读书后》卷二)，对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
诈力杂用而取天下”之说予以批驳，认为苏轼之说是“书生之论”，原因是不明白道
理又不读书，而且不具体考察当时的形势。对于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王世贞认为既
是刘备所必需，又合乎情理：一是刘备的地位比刘表高，刘备是左将军领豫州牧，刘
表是镇南将军领荆州牧，刘表是天子的一个刺史，不是“世守之国”；其二，“兄终
弟及”，取而代之并无不可，或者上表刘琦为刺史自己辅助而抗曹，诸葛亮的建议没
有不义的成分。刘备入川与刘璋相会，建议趁机杀掉刘璋的是庞统、法正，不是诸葛
亮。再说刘璋“朝贡俱废，又擅造郊祀、乘舆、法物”，属于叛臣行为，仗义声讨，
是应该的。对于苏轼文中提出的用金钱收买曹氏大臣而“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
的灭魏方略，王世贞指斥为胡涂人说梦话。因为两国距离远，互不往来，难以用间；
而且魏国臣子都是曹氏心腹，无隙可乘。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 在《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
韬〉》(明万历刊本《焚书》卷五)一文中提出“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的观点，以此
分析诸葛亮“无功徒劳”的原因是“多欲”与“博取”，“多欲”“博取”的根源是
“名教累之也”。所谓多欲，是指诸葛亮“六出祁山，连年动众”之举是“既欲爱民，
又欲报主”；所谓博取，是指贪求胜利。被名教所累的人，有“瞻前虑后，左顾右盼”
的弱点，没有坚守如一的定见。
陈继儒(1558-1648) 在《狂夫之言》(明万历间《宝颜堂秘籍》本)一书卷一中有
一段话，批评了有的人所说的孔明“四失”，即关羽不许孙权为子求婚，诸葛亮“少
调停”；“治蜀时不置史官，文献阙略”；对姜维评价过高，致使后来“姜维以此自
恃，每欲兴举大事，卒至汉亡”；刘禅喜爱宦官黄皓，诸葛亮不能“摒之使去”。对
第一点，陈继儒以“相去几千里，孙权仓猝求婚，孔明岂能照点得及”作答。对第二
点，陈继儒估计诸葛亮行事细密，不会不设史官，之所以史料无存，是蜀亡以后“收
图籍者无人”。第三与第四两点，陈氏连在一起分析：姜维是难得的人才，诸葛亮评
价正确。姜维发现黄皓专擅恣睢，曾向刘禅建言杀之，但刘禅不从，姜维因此感到害
怕。姜维连年出征不回成都，一是“伸讨贼之义”，二是“避黄皓之谗”。陈氏同时
认为，“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为什么诸葛亮不除掉黄皓呢? 因为刘备托孤时
有“若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诸葛亮内心已有负担，如果因为一个宦官而与刘禅
争吵，刘禅或者害怕，或者怀疑。诸葛亮不除黄皓，吴、魏反间与黄皓挑拨都无法得
逞。
张溥(1602-1641) 作《诸葛亮出师》(光绪间刊本《历代史论》卷三)一文，把诸
葛亮的政治思想分成两个阶段，即刘备在世与受遗托孤。张溥认为，借荆州、取益州
建立蜀汉，诸葛亮“其道皆杂王霸行之”；“及受顾命辅后主，则行事纯乎王矣”。
因为“王霸杂行者”作战用“奇”，“纯乎王者”作战用“正”；用奇策不是大胜就
是大败，用正策无大胜也无大败。辅佐英明之主用奇策，辅佐弱主用正策。张溥针对
明末形势发出感慨：西晋变为东晋，北宋变为南宋，当时的土地、人口可以说十倍于
蜀，可是没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办法呢?
对于刘备伐吴而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及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的动机，明末
黄淳耀(1605-1645) 在《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陶菴全集》卷三)一文中进行
了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黄氏以刘邦入秦宫不出及欲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如意群臣劝
谏方法不同为例说明，大臣与小臣谏君方式有区别：小臣谏君“争之以是非而不得则
争之以去就，争之以去就而不得则争之以生死”；大臣与君主情义深厚，不能面折廷
争，而是先借一个敢说话的人与君主争论，自己则因势利导。小臣的谏争了解的人多，
故史书记载多；大臣谏君知道的人少，只有极少数载诸史策。刘备决意伐吴，赵云劝
谏之言有记载；史未载孔明劝谏，但估计一定是“谏而不听”，从他想念法正的话可
以推断。对于第二个问题，黄淳耀分析了三国形势，认为三方都在作战，但目的不同，
魏国作战是取地盘，吴、蜀两方是守国家。诸葛亮屡次北伐，是守蜀汉的手段，这从
诸葛亮上表后主“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若伐之”及“事不可息，则住
与行劳费正等”的话里可以推测出来。正因为诸葛亮目的在于守，所以不用魏延兵出
子午谷之策。别人“守蜀在剑阁”，诸葛亮“守蜀在祁山”，这正像别人“守吴在长
江”而孙权“守吴在合肥”一样。他用防守强盗作比：强盗到了门口才防备来不及，
如果拿着兵器在门外像要捕盗一样，那么强盗自不敢来。
对于用马谡问题，黄淳耀在《马谡论》中指出：“天下有可用之才，有无所不能
之才。无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关键在于用得恰当。马谡是谋议之才
而非将才，诸葛亮以谋议之才为将才，所以导致了街亭之役失败。
对八阵图的研究，有明一代仍未间断。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 ，张烨推演出
八阵图25幅，虽新巧而不切实用。正德年间(1506-1521) ，陕西巡抚蓝璋与士人龙正
所作《八阵图合变说》较为实用，在军队训练中起到一定作用。至嘉靖年间(1522年-
1566年) ，福建晋江学者赵本学作《续武经总要》，整理总结历代阵法，重点探讨八
阵原理，演绎阵图，把八阵图的研究推向最后一个高潮。
清初大儒王夫之(1619-1692) 著《读通鉴论》。在论三国部分，他对诸葛亮的策
略、成败及内心世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比较深入且见解独到。王夫之认为，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有缺陷的。诸葛亮在规划占有荆、益而成就霸业之后说“天下有
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依靠地理
优势而制胜的策略。蜀汉能保有社稷数十年是由此，到底不能和曹氏争夺中原也是由
此。另外，出宛、洛的是正兵，出秦川的是奇兵，让刘备率大军出秦川而命一上将率
兵出宛、洛，这是轻重倒置。即便是以出宛、洛之兵为疑兵，而乘机夺取关中，只是
用兵者偶然制胜的一种策略，不能作为长用之计。当刘备没有地盘之时，占有益州是
必要的；但如果据此而规划兵出宛、洛和兵出秦川两策却行不通。由此看来，陈寿称
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是对的。在吴、蜀联合问题上，真正意识到必要性的是诸葛
亮和鲁肃。他们二人不是把联合作为一种临时策略，而是一起共图中原的长期方针。
但这个方针却被东吴的周瑜、吕蒙与蜀汉的关羽、张飞多次破坏。追根究底，是孙权
虽同意鲁肃的联刘方针，却不如对周瑜、吕蒙更加信任；刘备虽信任孔明，但最终还
是支持关羽、张飞的血气之勇。在赤壁之战中，关羽没有立功，助吴破操的是诸葛亮。
诸葛亮与鲁肃都是书生出身，关羽因猜忌诸葛亮而猜忌鲁肃，猜忌吴国。鲁肃死后吕
蒙接替，孙权嫉恨关羽没有人去劝解，关羽忿怒孙权也没有人制止，导致两方联合破
裂，诸葛亮无可奈何。刘备对诸葛亮之所以信任不够，是怀疑诸葛亮“交固于吴”的
动机。诸葛瑾奉使蜀汉，与诸葛亮“不敢尽兄弟之私”，是怕引起刘备之疑。刘备临
死前有“君可自取”之语，仍是以疑心对待诸葛亮。所以，刘备很多时候听不进诸葛
亮的话。诸葛亮叹息“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是为自己的谋略得不到刘备
采纳而叹息。 刘备死后， 诸葛亮北伐，惟有“忘身以遂志”，成败无法预料，只能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的目的是存汉灭曹，刘备是“始欲自强，终欲自王，
雄心不戢”，两人想法不同。所以诸葛亮虽是才能可比西汉张良的人物，却遇到刘备
这样的君主，就像南宋宗泽遇高宗而志不得伸一样。诸葛亮“怀心而不能言，诚千秋
之遗憾欤”! 对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取魏延兵出子午谷之计，王夫之也认为是“攻
也特以为守焉耳”。诸葛亮对全局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魏国不能短时间灭亡，后主刘
禅也不是中兴之主，所以才如此。但“以攻为守”的想法不能与别人谈，所以魏延不
服气。秦陇一带不是魏国长安的要地，却是西蜀的门户。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地
势险要而百姓强悍，若果能收复而作为屏障，武都、阴平就在怀抱之中了。魏国不能
跨越剑阁收取蜀北方之地， 也不能绕过文县、 阶州而攻蜀地西部，这样就可使蜀汉
“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这与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方针已然不同，此时“主暗而敌
强”，所以“改图以为保蜀之计耳”。诸葛亮上表刘禅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五顷，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粟，以负陛下”，就像是一个“忧谗畏讥之疏
远小臣”一样把一些琐碎小事都向皇帝陈述明白，原因是什么呢? 后主是一个没有什
么才智的人，之所以坚持信任诸葛亮，是因为有刘备的遗诏：“子不可辅，君自取之。”
刘备这样的乱命深入一个愚昧人的内心，如果诸葛亮不“剖心出血”来表白，能不受
到怀疑吗? 自己仕于汉，兄弟分仕魏、吴，“三国之众望集于一门”，刘备对此终身
有疑虑，又把这种疑虑传给了年幼糊涂的后主。后主对于诸葛亮的信任，是屈于形势
而不是“相信以道”。就信任人而论，刘备不如孙权。刘备的操守与方法和曹操一样，
其内心也差不多，所以诸葛亮是“志苦而事难”。
著名学者、文学家王士禛(1634-1711) 对诸葛亮和司马光十分崇敬。他在《池北
偶谈》中论道：“古来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后，读史至诸葛忠武侯、司马文正公之薨，
辄感动流涕者，至诚为之也。”正因为对诸葛亮崇敬，所以对有关批评诸葛亮的人与
文，王士禛也多有批评，甚至把他们的不幸视为报应。如徐世溥写了一篇《诸葛武侯
无成论》，认为诸葛亮出师北伐，就像周公东迁洛阳的目的一样是为了避祸。诸葛亮
“鞠躬尽瘁”一生而没有成就大志，是受刘备托孤时“如其不才，卿可自取”这句话
之害。刘备一生表现像是很浑厚质朴，但临死前却暴露出他的疑忌与险恶。刘备因为
关羽、张飞已死，老部下没有几个人了，诸葛亮既有张良、陈平的才能，又处在伊尹、
周公的地位，他死以后蜀国是不是姓刘很难说，所以对诸葛亮说的话表面上真诚，其
实是预先防范。可见刘备不真正了解诸葛亮，诸葛亮也不真正了解刘备。徐世溥的这
一观点，与王夫之认识近似，但批评刘备更激烈些。王士禛认为，徐世溥的观点既诬
蔑了刘备，又诬蔑了诸葛亮，然后引用史料以证刘备“宽仁大度”及诸葛亮“王佐之
才”，君臣“心神无二”。最后，王士禛对唐代薛能“每短诸葛功业”而遭周岌之难，
认为是“口业之报”；徐世溥晚年被强盗所杀，也是如此。明清时期，思想界占统治
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对诸葛亮的推崇有增无减，故而对批评诸葛亮的人，时有人身
攻击的言论出现。
李光地(1642-1718) 对诸葛亮的评价，处处与儒家所推重的人物作比，如说诸葛
亮行仁政有“孟子家法”，称“三代后，武侯是个小周公” (《四库全书》本《榕村
语录》) 。朱璘作《学同颜子论》(朱璘编《诸葛丞相集》卷四附录)，则从学术方面
评价诸葛亮。他认为，儒家之学有两个方面，一是“致知”，一是“力行”。颜子是
知行兼一的人物，诸葛亮也是，从天资过人的聪明、甘于清贫的天性等方面对照，可
证此点。 先儒称颜子为“王佐” ，称诸葛亮也是“王佐”，可见二人相同。蓝鼎元
(1675-1733) 《书〈诸葛武侯传〉后》一文(《四库全书》本《鹿州初集》卷一六)称
许诸葛亮“出处似伊尹，忠诚似周公，学问似颜子”，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所以
应从祀孔子庙廷，千万年享受祭祀。
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诸葛孔明入蜀论》(借树山房刻本《鲒埼亭集外编》
卷三七) 批驳了宋人苏洵“孔明弃荆州而入蜀，吾知其无能为”的观点，提出“吾则
谓孔明之失，正在不能弃荆”而致孙、刘联盟破裂，继而蜀国也被削弱的看法。全祖
望认为，如果大大方方地把荆州还给孙权，孙、刘联盟可保；蜀可全力由汉中攻长安，
孙氏则进而图襄阳，曹氏两边受敌，势力分散，就会有机可乘。清高宗爱新觉罗·弘
历(1711-1799) 作《蜀汉兴亡论》，提出“贤人为国家之宝”的观点，其理由是诸葛
亮辅佐刘氏之前与辅佐之后结果大异：刘备未得孔明辅佐时，“狼狈奔走几二十年”；
一旦得孔明辅佐则“成鼎足之势”；到后主时“信用孔明，成都大治”；诸葛亮去世，
黄皓与陈祗操弄权柄，导致丧国败家。
关于诸葛亮劝刘备攻荆州问题，黄以周(1828-1899) 在《儆季杂著》一书中历数
前人或称赞刘备之仁义而批评诸葛亮，到宋代程颐、朱熹则批评刘备“失于权变”而
赞同诸葛亮后指出：刘备之所以不同意当时攻刘琮是“其心实怯于操兵耳”。因为曹
操“兵数十万，气焰甚盛”，而“先主部下之兵不过数千，夺琮不难，拒操非易。与
其旋得而旋失，何如养晦以待时?”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诸葛亮的建议有可取之处：
建安十三年(208年) 九月刘备到襄阳时，曹操军队尚在新野，距离三百余里，没有三
四天时间不能到达襄阳。其时袭刘琮而夺荆州后，“号召荆州各郡，势或足以一敌”。
退一步言之，即使不敌曹军而失了襄阳，荆州也是刘氏的荆州，不会全入曹操手中。
赤壁之战胜利后与吴分荆州，是分刘氏荆州地给吴国，不是从孙氏手中借荆州。
明、清两朝，为诸葛亮作传记及年谱者达数十家，有的是在辑诸葛亮文时编写，
如明代杨时伟，清代朱璘、张鹏翮、王复礼、张澍等；有的则是专门著作，如杨希闵
《汉诸葛忠武侯年谱》等，但少有新意，仅是繁简之别。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南中一带，诸葛亮影响广泛而深远。据宋代洪迈《容斋随笔》
卷四《南夷服诸葛》一文说，北宋淳化年间(990-994) ，农民起义军领袖王小波妻弟
李顺继续在蜀地反抗官府，于淳化五年(994年) 失败被杀。招安使雷有终派辛怡显到
南诏去，到达姚州时，节度使赵公美送来书信说：“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
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
二条、金钱二千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后渡。”洪迈由此得出结论：“乃知南夷
心服，虽千年如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当地(今湖南岳阳)妇女的衣
服上用白布为带结在胸前，认为是礼服。说是诸葛亮擒孟获时所结，当地人畏惧诸葛
亮的威严，不敢去掉，因而形成风俗。周去非《岺外代答》卷三又载，西南夷人用白
布缚髻，传说是为武侯服孝。亦有少数民族用白布裹颈，自称孟获之后，为感谢诸葛
亮不杀之恩，世代为其服孝。在傣族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诸葛亮南征胜利，傣
族人前往送行。诸葛亮就把自己戴的那顶像用几块木板拼起来的有角有棱的帽子留给
他们，上边拴一个绸布条，上写：“想命长，水冲凉；草棚矮，住高房。”后来傣人
遇到瘴气，就照着帽子的形状盖起竹楼，用凉水冲澡，进而相互泼水以驱除瘴气。傣
族姑娘的笼裙，据说是照着诸葛亮的手袖样式做的。清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一九
《苗人祀孔明天子》条引陆次云《峒溪纤志》的资料说，苗人祀神，大多写“孔明天
子”之位。章太炎的《思葛篇》则说，云南缅甸里人，都把头发束成三撮，中间一撮
象征武侯，左右两撮象征父母。每次饮茶的时候，要把杯举到额前，“以示祭报”。
其中能说汉语的，则呼武侯为“诸葛老爹”。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问世以后，诸葛亮的故事在各少数民族中间广为传布。满
族人在入关前就用满文译过《三国志演义》，成为满族领袖行兵布阵的“秘籍”。而
《三国志演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戏曲艺术影响更大，如傣剧、白剧、壮剧等，其中有
众多的以诸葛亮为主角的剧目。说唱文学如云南白族的“打歌”唱《诸葛亮》等节目，
都颇为精彩。
一个与诸葛亮研究相关的问题是对陈寿的人品及史德的评价。自唐修《晋书》，
在《陈寿传》中有“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
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记载以后，陈寿常被视为借修史
手段挟私报复的小人，故骂陈寿之声不绝。南宋尹起莘指责陈寿“将略非长”之说为
“妄肆讥评”，明代张吉谓“陈寿，悖妄小人，无足言者”。至吴从先作《陈寿史论》，
甚至将小说《三国志演义》的情节及评说中的文字当做史料用来攻击陈寿：“夫寿，
式之孙也。箕谷之役，式为魏延裨将。延以不用子午之谋，谤语腾沸，而式助其猖狂。
卒至丧师，兵败城陷，孔明深自贬削。”到诸葛亮要惩罚魏延时，魏延嫁祸陈式，陈
式被诸葛亮处死。 (事见《三国志演义》第一○○回《汉兵劫寨破曹真武侯斗阵辱仲
达》。) 因此，吴从先认为陈寿是因为私怨而作“流文飞词”，诋毁诸葛亮以为其祖
父陈式报仇。小说作者或许误认为陈式是陈寿先人(有说是其父者)，故将陈式写成魏
延式的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史实是，在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伐魏时，
陈式统领所部攻下武都、阴平二郡，这是北伐诸役中最大的胜利。小说虚构了建兴六
年(228年) 诸葛亮杀陈式一事，而攻下武都、阴平者则变成王平诸人，以自圆其说。
但从史学方面评价陈寿而用小说家言，是很不严肃的。究其原因，是由于诸葛亮受到
历代推重，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理解诸葛亮，有意或无意地摆
脱了历史的束缚，特别是《三国志演义》有“七实、三虚”之说，致使有些人把小说
当做信史。而严肃的史家则不同，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李光地、钱大昕、黄恩彤、李
景星等，都充分肯定了陈寿尊蜀汉、尊诸葛亮的事实，承认陈寿是“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