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与战术思想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时就为其制定了“兴复汉室”的战略思想，即跨有荆、益
成就“霸业”，然后北伐中原，一统天下。这种战略思想是以战略进攻为主旨的。
跨有荆、益，即占据长江中上游，既有长江天险，又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的巴蜀和与之相连的“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的荆襄八郡。在当时的
形势下，这是刘备集团最理想的根据地。赤壁之战刘、孙联盟打败曹操，荆州则一分
为三，刘备占有其中四郡。这虽给诸葛亮“跨有荆益”而成就“霸业”的最初设计打
了折扣，但整体上说应是他战略进攻思想的初步胜利。因为此前刘备四处奔走而尺土
皆无，夺取荆州，既可使刘备有立足之地，又为下一步夺取益州奠定了基础。如无荆
州作根据地，刘备的势力就不能发展；刘备的势力不强，攻占益州只能是纸上谈兵，
刘璋在遇到困难时亦不会向刘备求援。但仅有荆州而无益州，不仅势力太弱，且荆州
为四战之地，不可立国。
跨有荆、益仅是建立霸业，诸葛亮最终的战略目标乃是兴复汉室：“天下有变，
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
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设计的是两路出兵以
取中原，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关羽败亡，荆州全失，诸葛亮的战略计划遭受重大
挫折。章武元年(221年) ，刘备伐吴，第二年失败，第三年病故，南中诸郡又相继叛
乱，主幼时艰；诸葛亮在闭境息民基础上，平定南中，内修政理，建兴五年 (227年)
即上表出师北伐，仍然是取战略攻势，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但蜀汉国小力弱，这一点
决定了诸葛亮在战略上取进攻态势的同时，在战役实施中所用战术，其核心思想是稳
健，积小胜以为大胜。自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
故，蜀汉的伐魏战争，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提出的一
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的钳形夹击、一举歼敌的战略思想，此时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因为除了荆州已失之外，建兴五年(227年) 策反孟达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两路出兵已
不可能，兵出秦川亦很困难。故诸葛亮以汉中为依托，把战场选择在紧靠蜀汉疆域的
陇右等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进退距离都近，危险性小，运输困难相对也小些；二
是蚕食曹魏疆土可为蜀汉所有，如建兴七年(229年) 夺取的武都、阴平二郡，就一直
保持到蜀汉灭亡。第一次伐魏时魏延主张兵出子午谷进攻长安，未被诸葛亮采纳，关
键是不符合诸葛亮的战术思想。因为曹魏是全盛之国，魏延长途偷袭，即便得志于一
时，亦非可行之计。邓艾伐蜀汉，自阴平之景谷道潜行七百里，“山高谷深，至为艰
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只因蜀汉系宦官黄皓弄权，朝政紊乱，军心涣散，所
以邓艾一到江油，守将马邈即投降；一到雒城，刘禅即遣使投降，方成就了他伐蜀汉
之功。西晋初年袁准论曰：“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返矣。”
(《三国志·邓艾传》注引《袁子》)傅玄认识到诸葛亮持重的原因：“诸葛亮诚一时
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知蜀
本弱而微，故持重以镇之。”(《全晋文》卷四九)而兵出陇右，取魏地以益蜀汉，既
有利于保，亦有利于攻。设若第一次兵出祁山时马谡不“违亮节度”，南安、安定、
天水三郡俱入蜀汉版图，居渭水、泾水上游，可对魏之长安构成直接威胁。第二次出
兵陈仓，则是攻占战略要地，以达沿渭水由西向东推进的目标。所以避开子午谷，实
因其道太险。第三次取武都、阴平，第四次再出祁山而败司马懿，意在蚕食魏国疆土
而壮大自己，为最终灭魏打下基础。关于诸葛亮有“吞魏之志”一事，陈寿《诸葛亮
传》认为：“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
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
武。”陈寿以当代人修当代史，于诸葛亮意图的了解，比后人的猜测要准确得多。诸
葛亮战略上进攻、战术上稳健的思想，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的。换言之，这是他为政
治理想“兴复汉室”奋斗不息与蜀汉弱小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二、治军思想
陈寿认为诸葛亮“治戎为长”，就是说他擅长于部队的管理，这是很正确的。西
晋袁准在《诸葛公论》中非常推崇这一点：“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
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而
部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其
所以如此，皆因管理严格、训练有方。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即开始“治戎讲武”，也就是训练部队，讲习武艺。到建
兴六年(228年) 春出兵北伐时，已“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可见效果甚佳。
诸葛亮特别强调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
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李卫公问对》引)要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首先需要制订一套完整的军事律令， 让将士们遵照执行。 诸葛亮著作中有《法检》
《科令》《兵要》等篇，从现存的诸葛亮文看，尚有《军令》十六则、《兵要》九则、
教令若干条，多是关于军队法令、条令的。这些军令的主要内容，一是具体细致，让
将士们了解应该怎么做，违犯了如何处置：“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
不进者斩。”“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
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这是关于行军、打仗的军令，从出发到目的地，武器、旗帜、鼓角什么时候竖、舒、
鸣、结、止，都有明确规定。到达宿营地，“初至宿所时，便遣四出，时候望。讫，
乃遣樵采，皆当在百幡里。若去营数里，草足供人马，幡在数里之表，随樵采为远近
之宜。”包括巡逻侦察、打柴采集等等，也都有具体规定。二是强调全体将士行动要
绝对一致，命令要绝对服从，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的表现：“凡战临阵，皆无讙哗，
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
左右者斩。”就是要求将士们在对敌时鸦雀无声，耳朵听鼓音，眼睛看指挥旗，精神
高度集中。指挥旗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违犯者即行斩首。陈寿说有人“怪亮文彩不
艳，而过于丁宁周至”，从这些军令中确实看出这一特点。为什么要如此“丁宁周至”
呢? 陈寿认为是“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诸葛亮这些军令
是下达给将士的，这些将士，尤其是士兵，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所以必须细致、
明白，而且同一件事要反复叙说。如“麾前则前”四句，完全可以与上句“谨视幡麾”
合为一句“谨视幡麾所指”即可，但那样，就需要一级一级细致解释才能在传达到士
兵时让他们明白，而如果中间环节出了问题，解释不当，就会造成混乱。
诸葛亮治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概括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传《兵法》，
指出部队应该禁止的七种现象，即“轻、慢、盗、欺、背、乱、误”，凡有其中一种
者，即“斩无赦”。这对中下级指挥官来说，至为重要。有了这种概括而准确的要求，
指挥官发现类似问题即可当机处理，起码可以及时制止。诸葛亮把部队训练到“止如
山，进退如风”的程度，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必须严格要求，始终如一。诸葛
亮不仅自己制订军法律令，而且亲自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北伐过程中，
诸葛亮下达过《作斧教》二则(也许是一则，而在流传过程中一分为二)，其中一则说：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间自令作部作刀斧
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临
敌，败人军事矣。”诸葛亮发现刀斧质量有问题，为找出原因，命作部打制了数百枚
刀斧予以试用，结果用了一百多天没有坏的，因此断定是前主管人员不负责任，即下
令“收治”。诸葛亮以法治军，是基于对法在军事上巨大作用的认识：“孙武所以能
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
法，何用讨贼邪! ”(《三国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这是诸葛亮针对蒋琬为马
谡求情所作的回答。诸葛亮对于违反军令者，量罪惩罚，决不宽贷，如马谡、张休等
人，尽皆斩首。但诸葛亮之罚，仅及本人，而不罪及妻孥，更不是诛灭三族。诸葛亮
辅政期间，从未实施族刑，而且特别注意“慎刑”。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
《魏氏春秋》，诸葛亮的使者对司马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
焉。”因为刑罚虽施及于身，实际上是触及于心。如罚不当罪，就会因伤害一个人而
影响一批人，以致大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诸葛亮在管理军队方面坚持言而有
信，持之以恒，使其制度化。
三、重器械与战阵思想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战
争中，作战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对于胜负关系十分重大。诸葛亮能够同强于蜀汉十
倍的曹魏作战且时有胜利，与他重视技术革新是密不可分的。
武器，尤其是进攻性武器，性能先进与否，对战争胜败、代价大小都举足轻重。
古代作战，将不同兵种组成梯队，相互配合，是战阵中必用之法；而不同兵种所用武
器亦自不同，有远射与格斗之分。具体言之，“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从而在
作战时“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司马法·定爵》)。诸葛亮
《军令》有曰：“敌以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
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太平御览》卷三一七)可见是布了连冲之阵，
武器有弓弩、矛戟等。诸葛亮所制的连弩名“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
十矢俱发”，他又在勇猛善射的巴人中，“发其劲卒三千为连弩士”，战斗力很强。
宋人王应麟曰：“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雅；矢，谓之飞枪。
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作元戎也。”(《玉海》卷一○)1964年四川郫县曾出土一铜
制弩机，上有“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吏陈琛、工杨安作。十石
机， 重三斤十二两”33字，当是据诸葛亮遗制。十石机的力量，相当于530余市斤，
可知其力量之大。
蜀汉国内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虽然诸葛亮注重桥梁、道路的修筑，但短时间内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北伐部队数量多达八九万，粮草供应不可或缺。诸
葛亮利用他的智慧，先后创制了木牛、流马两种运输工具，改善了运输粮草的条件，
对北伐的后勤保障起了重要作用。诸葛亮并写下了《作木牛流马法》一文，流传至今。
诸葛亮重视提高炼钢技术， 以加强其部队武器装备。 诸葛亮有《作刚铠教》：
“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折，指锻造次数，“五折”即锻造五次，
“十折”即锻造十次，这便是“百炼钢”。这种锻造方法发明于东汉，三国时普遍推
广。据《太平御览》卷三四五所引《蒲元传》：“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触类之事
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
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
都取之。有一人前［取］至，君以淬，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悍言不杂。君以
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 ’取水者方叩头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
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
举刀断之，应手零落，若薙生刍，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
也。”关于蒲元造刀剑之事，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有“元造刀五万口，皆连
环，及刃口列七十二炼”之说，虽是遗闻轶事，但“淬火之法”在三国时确实已经出
现，诸葛亮让蒲元作技师指导淬火铸造武器，是可信的。另据《南史·殷孝祖传》载：
宋明帝初即位时，四方反叛。殷孝祖率大军入朝，“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
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说明这种筒袖铠帽非常坚硬，防箭能力很强。
而诸葛亮在营房周围“多布铁蒺藜”一事，很多史籍都有记载。
诸葛亮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 (《水经注·江水》) 陈寿
《三国志》称诸葛亮“作八阵图”，即是八阵的阵图。阵，本指军队的队形。虽然战
场形势千变万化，但军队的队形在临战和宿营时都有基本部署，这便是阵形；阵法，
则是阵形在战斗中依据地形、天候、敌情等相应变化的方法。把阵形及其变化用图记
录下来，就是阵图。古代的兵书往往附有图，以说明其作战部署，便于观者明晰。如
《汉书·艺文志》著录古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附图四十三卷。
“八阵”之名不始于诸葛亮。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内
有久已失传的《孙膑兵法》，中有“八阵”“十阵”之目。“八阵”所述，即作战时
如何根据敌情、地形配备兵力的原则：“用八阵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三
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
惟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亦可证“八阵”
乃布阵之法的总称，古人讲布阵之法多称“八阵”，诸葛亮所称之“八阵”，亦复如
是。但诸葛亮的八阵法，较前人有不少的发展，是八阵法的集大成者。诸葛亮改造过
的八阵法，是针对蜀汉军队步兵比例高、弩兵战斗力强的实际，综合使用步、弩、骑、
车，以矛、戟、刀、斧、弓、弩、彭排等兵器列阵作战。在诸葛亮现存的著述中仍有
关于布阵的文字：如“闻五鼓音，举黄帛两半幅合旗，为三面阵”；“连冲之阵，似
狭而厚，为利阵。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诸葛亮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兵家
的战阵思想，用于北伐之役，取得了不少胜利。尤其是第四次，即建兴九年 (231年)
上邽、祁山之役，前后四个多月，魏国大将军司马懿号称足智多谋，但却屡战屡败。
先是魏将“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司马懿尾随诸葛亮而不敢出战，迫于众论
出兵，“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
春秋》) 。诸葛亮撤军，司马懿派张郃追赶，亮“乘高布伏”，射杀张郃。诸葛亮去
世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而赞曰“天下奇才”，都反映了诸葛亮布阵设营及训练有
制之兵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