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曾子的论文较少，80年代中后期至1996年10余年间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对曾子著作的认定及成书时间；二是曾子思想及在历史上的地位等。另外对
曾子故里也进行了探讨。
金德建《〈曾子天圆〉的述作考》(载1986年3期《中国哲学史研究》) 一文，通
过对《曾子天圆》与《淮南子》中有关内容的比较，认为《曾子天圆》的作者系西汉
初淮南王刘安门客中通晓《易》理的“九师”。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 (载《中国
哲学史研究》1987年1期)则肯定了《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为曾参的作品，前
九篇系曾子第一代或第二代弟子所记， 成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曾子天
圆》一篇稍晚，是曾子派学者整理的。这一结论是根据《曾子》的文体(语录体)、词
汇(如承嗣、士、国等)、先秦诸子征引(《荀子》、《孟子》、《吕氏春秋》等)反映
的思想(孝、仁义、自我反省等)得出的。同样，说《曾子天圆》稍晚于前九篇，是因
为此篇文章“组织较严密，而且内容谈阴阳之气”。作者推测：“《天圆》的写作不
会晚于邹衍的时代。”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 (载《孔子研究》1987年2期)
一文，首先从著作方面研究，认定《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汉书·艺文
志》中所录《曾子》十八篇的遗文，《孝经》为曾子学派的著作，是曾子弟子记录，
成书于战国；二是对以曾子为首建立的儒家孝治派思想进行了分析。根据《曾子天圆》
的内容，作者首先提出曾子天人一贯的自然观。指出曾子强调人在万物中是最可贵的；
而“阴阳二气和天圆地方之道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和规律。既是万物的根本，也是礼乐、
仁义的本源。社会上的善和恶、治和乱都是由此决定的。这说明天圆地方阴阳之道是
自然和社会共同遵循的客观规律”。第二是孝的人生观。作者认为“儒家孝治派不仅
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并且以孝统帅一切伦理道德。孝不只是个人行为和治理家庭
的准绳，也是行政治国的基本指导原则”。而“作为政教之本的孝治思想的特点是从
天子至于庶人，孝是贯彻上下始终的常道。但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孝也是分为等级
的”。孝治派以孝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且根据孝治思想建立了孝的宗教，即“祖先
崇拜教”。这种孝的宗教遍于上下，“一直到近代许多家庭里还供着‘天地君亲’的
牌位，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感情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三是孝治派的道德实践和
学习方法。曾子的孝治派特别强调道德实践。主张爱惜时间，抓紧学习；要学行一致，
“及时以行”；义是指导行的标准。曾子之学贵在笃行以求知，求知必须慎思、明辩，
“思而后动，论而后行”。第四是儒家孝治派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适应封
建家族意识而建立起来的孝治派理论，在汉王朝统一的封建政权确立以后得到了大力
支持。一方面，把孝作为道德教育的准则；另一方面，对不孝则予以严惩，著为法律。
因为孝道是维持封建家族的纽带，是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故对维护封建统
治起过积极作用。但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
不敢忘父母，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
1993年《文史哲》第一期发表董治安《论曾子》一文，副题为“关于历史上的曾
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该文第一部分是论历史上的曾子，包括考证曾子故里及生平。
作者认为春秋时鲁国有两个武城，取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孙志祖说：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注云：‘曾参鲁南武城人，澹台灭明鲁东武城人。’
其为两判然。东武城亦单称武城，《左传》、《论语》、《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费
县；若曾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于曲阜为南，与费县之在曲阜东北者不同，
故加南以别之。”又引于慎行所纂《兖州府志》卷七《圣里志中》“曾子”条，关于
成化年间“山东守臣上言”及在嘉祥“封树丘陵，筑建享堂神路，傍松柏缭以周垣，
墓在嘉祥始此”，结论是“曾子故里及葬地为今嘉祥以南之武城，其说已见元、明碑
刻记载，流传既久，值得重视”。又引《兖州府志》卷二十二《古迹志》“费县”条，
卷二十三《陵墓志》“费县”条关于曾子故里陵墓在费县之说“录以备考”。
作者考其生平， 认为曾子卒年在公元前435年前后，“死于鲁”。他在孔门弟子
中属于“后进”，但于孔子思想领悟较深，能得其旨要，即认为“忠恕”是孔子的基
本和核心的思想。作者指出：“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一贯’者究竟为何，孔
门弟子，甚至连‘十哲’之一的子贡也未能了然，而曾子却能够洞悉孔子微意，一语
中的。”同时，曾子的贵孝，“并不是仅仅拘于倡言某种单纯道德观念，而是把发扬
孝道与转变民风、求得治世结合起来，把孝行纳入了礼治的范畴，体现了以孝治民、
为政的政治思想”。而曾子“重视仁德，提倡孝道，主张‘内省’，从一个方面体现
了儒学的发展”。孔子去世以后，曾子在儒家学派中所居地位发生了变化，名声大为
提高，成为承传孔学重要和有威望的人物，原因是曾子守在鲁国旧地，“这就使得曾
子之传孔学，更易于被视为嫡传，从而带上一种‘正宗’的色彩”。另外，他比孔子
小46岁，又是高寿，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孔子之‘后进’弟子，逐渐演为孔门
后学的前辈尊长”。而曾子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曾子及其弟
子参与了《论语》一书的最后编纂”；二是“曾子为儒学由孔子向子思、孟子的发展
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三是“在曾子影响下，战国秦汉间产生了一批托名于曾子
而广为后世所知的儒家论著”，其中主要的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礼记》
(《大学》、《中庸》、《檀弓》、《曾子问》)、《孝经》。
曾振宇《曾子思想论纲》一文(载1994年3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阐述了两个
问题：一、“孝”是一种道德本体论；二、曾子“孝”论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作者指
出，孝为人伦大法，忠是孝道德本体论在政治关系上的扩散，孝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
的准则。而孝为人伦大法体现在养亲、敬亲、谏亲、慎终追远(丧亲之礼与情)、全体
与贵生五个方面。忠是孝在政治上的扩散，既表现在恪守职责的敬业行为，又表现为
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还是君臣关系的准则。“曾子认为宇宙间一切变化、运动，都
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然也会对自然界产生意义不一的作用
……基于这种逻辑认识，至大至刚的孝自然也就扩延而为天下关系的行为准则”。如
曾子说：“要按照时令砍伐草木，按照时令捕杀野兽。孔夫子说：‘砍伐一棵木材，
捕杀一头野兽，如果不根据时令进行的话，就是不孝了。’”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对中
华文化总体走向的影响时间很长，范围很广，“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经劫难仍薪传
不息的传统道德，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曾子之后政治制
度的走向”。
1995年，李启谦发表了《曾子研究》一文(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1期)，
对曾子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该文共分六个部分：一为“家世和里籍”。“家世”方
面内容简单，仅引《世本》说明曾氏得姓之源及自曾巫至曾参世系。“里籍”问题则
列举了“费县说”(即“平邑说”--编者)、“嘉祥说”各自的根据，未作结论。二为
“生平事迹”。简单勾勒了从出生到十七岁拜孔子为师学习情况、曾子与子思关系、
收徒讲学及去世以后等大致概况，认为曾子七十岁辞世。三为“著作和有关资料”。
认为今存《曾子》十篇是曾子著作，否定《孝经》和《大学》为曾子著作。关于曾子
有关资料，强调要分清主次及真伪。四为“人品和性格”。分析了曾子的性格特点是：
1.“参也鲁”的气质，即不太活泼，而不是“脑子愚笨”；2.为人谨慎；3.态度谦逊；
4. 反对“胁肩谄笑”；5. 有大丈夫之勇的气魄。五为“思想特点”。共三点：一是
“阴阳为万物之本的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的社会观；二是注重各种道德修养 (修养内容
全面、修养方法多样) ；三是孝行突出。六为“几点认识”。在这一部分中，首先肯
定了“曾子的阴阳为万物之本的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的社会观有合理因素，在儒学史上
也是有开创性的”。其次就“大丈夫之勇”与“匹夫之勇”予以区别，认为“曾子之
勇可以肯定的地方就大得多了”。同时又指出，“信念也有进步与落后之分，进步信
念促成的勇，能促进社会发展，是应当肯定的。落后信念之‘勇’，阻碍社会发展，
而应给以否定”。而曾子的“最大信念是孔子的‘仁’，而‘仁’既有旧事物的因素，
也有改良旧事物和同情人民的内容”，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处再次论及曾子孝
道影响的双重性问题。作者认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曾子的“愚孝”，“自古至今没
起过好作用”；但“孝”作为一种道德，在劳动人民群众中“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父母
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学习前辈的生产、生活经验”，曾子的孝“也有这样的
成份，对此也应给以肯定”。第四是就曾子的修养方法问题作了辩证分析，如“谨慎”，
过分了不好；而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则应按“曾子的这种态度去处理”。第五是对后世
的影响问题。 认为“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孝的思想。 因为他的天地变化观，淹没在
《易经》、《易传》的阴阳变化观之中；他的仁的思想，掩盖在孔子、颜回的仁德之
中；他的勇的精神，溶化在孔子‘杀身成仁’和孟子的‘浩然之气’之中；他的修养
方法的内容，也被融合在《大学》之中”。曾子地位逐渐提高，直到被称为“宗圣”，
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曾子的孝“主要是起着维护封建
统治阶级的消极保守作用”。
1996年， 罗新慧发表了4篇关于曾子研究的论文，分别是《试论曾子对于儒家伦
理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 、《试论曾子关于孝
的理论及其社会意义》(载《齐鲁学刊》1996年3期)、《曾子与孝经》(载《史学月刊》
1996年5期) 及《曾子思想与阴阳学说》(载《管子学刊》1996年3期)，从不同侧面论
述了曾子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罗氏认为，曾子的一大贡献是将孔子的“仁”学具体化，
现实化，使它更易于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行。孔子赋予“仁”
无比高远的理想色彩，而曾子则简化为具体的三个方面：“爱人”这一意蕴，用“孝”
来表现；“立人”、“达人”之道则视为单纯的待人原则即“忠恕”；其它方面的内
涵统归为“仁”。曾子的另一大贡献是使孔子完全固守维护等级名分的礼呈现出“内
化的倾向，变为主观的道德情操”，“变为待人恭敬、谦虚礼貌之‘礼’”。相比之
下，礼在原先所起到的统治作用和等级地位标志的作用，到曾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
已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而这个转变的发轫者正是曾子”。三是曾子的修养观，将
道德修养推进到净化心灵的深入层次，并且由此出发再深入到以“义”为尺度净化心
灵的更为深入的层次。四是对于传统的孝道理论的发展，认为“孝”存在于人类的天
性之中，孝可以涵盖一切，把孝理解为一种柔美的思想境界，力求达到和谐完美，把
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把实践孝道与个人道德修养一致起来。五是
曾子用阴阳二气解释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过去学界有的学者所断言的“战国中期以
前的孔孟儒学则未涉及自然观，宇宙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篇所载的曾子思想而论，“它不仅涉及了自然观，宇宙论，而且与阴阳学说关系极其
密切。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曾子这些思想所出现的时代，不仅比战国中期的孔孟儒学要
早很多，而且比系统化的阴阳学说出现的时期也早很多”。作者在分析了曾子阴阳学
说的内容(本书《思想学说》篇第三章吸收了作者的论述，此处从略--编者)以后指出：
“曾子所阐述的阴阳学说的意义，概括说来在于它大大地扩展了儒家学派的理论阵地，
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学说更贴近社会现实，更靠近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单就阴阳学说
的理论发展而言，曾子的相关理论也是阴阳学说理论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者论
述了曾子阴阳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春秋战国之际，儒学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困境，
受到其他学派的挑战。崇尚自然的老子学说对儒家束身修行的礼乐仁义进行了激烈批
判。墨家也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儒家大张挞伐。如何增强儒学的社会适应性，如何使
儒家所主张的礼乐仁义的正确性再次得到逻辑上的论证，这是当时儒家弟子所必须直
面的严肃问题。曾子将阴阳学说引入儒家的思想体系，这就从根本上捍卫了儒家学说，
指出需要从阴、阳所代表的宇宙观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礼法的根本点，并且进而导出阴
阳变化为‘本’，而礼乐仁义是其衍变的体现这一重要结论。不难看出，曾子从阴阳
学说中开掘出的伦理道德意义，以自然的天道观作为基础，最终得出了圣人所制定的
礼乐仁义具有不容争辩的合理性这一总结性的认识。从曾子以后，儒学与自然观进一
步结合，成为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作者对阴阳学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后指
出：“曾子关于阴气、阳气以及精气等哲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上古时代的阴阳学说的
进一步发展以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在曾子的理论中，
气与阴阳概念结合，阴气与阳气不再与风、雨等并列，而是已经远远超出于风、雨等
自然现象之上，指出风、雨等自然现象只不过是阴阳二气交互感应的结果，是气的变
化的表现形式。显而易见，曾子的这些论述不仅超出了伯阳父和太子晋的理论，而且
超出了春秋后期社会上流行的‘六气’说。曾子发前人所未发，将阴阳之气深化为精
气的概念，赋予精气与‘一气’相同的意义，将其深入到感性事物的最底端，作为构
成物体的基本因素而存在，指出精气是化生天地间万物的元素和本原。以物质的精气
说作为探寻宇宙本原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单位，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进步。”
作者认为曾子“天圆地方”的概念并不是宇宙模式的表述，“而是当时社会上占
筮所用的式盘”。“曾子关于式盘的‘四角’理论的提出，对于蓍筮的理论化和战国
时期宇宙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作者认为“曾子是春秋战国之际一
位真正的‘善《易》者’，他的阴阳学说不仅是《易》学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儒
学在战国时期得以重大发展的基石”。
关于曾子故里考证的文章， 《大众日报》1982年2月28日李常松《曾子故里--南
武城》 ，《临沂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李常松、杨国爱《曾子与春秋武城》，1997
年1期李洪廷《曾子故里与世系》，李常松、李莹《明清曾子故里之争及其余波》等，
均认为曾子故里为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董治安《论曾子》一文，认为“曾子故里
及葬地为今嘉祥以南之武城，其说已见元、明碑刻记载，流传既久，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