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主要集中于对其生平的研究、著作的整理。为曾子作年谱、年表，考
其生卒年代始于此期(详见《家世生平》篇)。著作的整理详见著作篇。本节主要介绍
生平研究与故里诸说等。
明初大儒宋濂(1310年-1381年) 有发轫之功，他认为，《曾子》十篇“予取而读
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谆笃，若万卉之含泽也。《传》有
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文宪集》卷二十七《诸子辩》)王守仁(1472年-1528
年) 的“致良知”之说在明代盛行以后，理学家又多把“一贯之道”与“致良知”视
为一体。邹善说格物致知是曾子发明“一贯之传”的结果。章潢(1527年-1608年) 定
了四条《学箴》，其中第三条说：“颜子欲罢不能，曾子死而后已，此是为学真机，
庶几不废半途。”薛 则说：“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君子之守
身，可不谨乎?”
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大兴。乾嘉时期的崔述(1740年-1816年) 著《洙泗考信录》
及《余录》，对曾子生平事迹作了多方面考证和研究：
第一，“一贯之诏”非传道(所引崔氏之论，皆见《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
卷一。) 。崔述指出，过去儒学大师解释《论语》“吾道一以贯之”是孔子传道于曾
子，此说是错误的。他举例说，颜回问仁的时候，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仲弓问仁的时候，孔子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子贡询问的时候回答又不一样。归纳起来，孔子所说的都是日用、寻常、平易、切实
之事，“凡学者皆可以致力，虽大贤由之而未能尽，从未有高远深微，难以名状，使
人无从致其力者”。如果有秘密之传的话，应当告诉颜回。因为曾子、子贡的天资都
不及颜回，所以孔子用“一贯”来教导他们。孔子说“一”，没有说明“一”的含义；
既然曾子认为是“忠恕”，那就是“忠恕”吧；否则，就是曾子欺骗门人了；再说，
究竟这个“一”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朱熹生于二千年后，怎么能知道孔子的“一”
就是“忠恕”呢? 崔述批评了宋以后儒家“谈虚理而遗实事”的弊端，认为是陆九渊
开端，王守仁扬波，“咸以禅理为宗门，顿悟为心法”，而到明末则不可收拾。
第二，辨辞鲁致邑之说。《说苑》所载“曾子衣弊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
之事，崔述从两个方面力辨其无：一是国君有所赏赐，不能随便拒绝或接受，《说苑》
所记曾子的话，是平常人对平常人的。二是曾子在孔门年龄最小，如果受到国君这样
重视，一定是中年以后的事。那时孔子已经故去，怎么会有“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的话呢?这是战国以后杨朱之徒所伪托的。
第三，辨辞齐聘之说。《说苑》载曾子随孔子到齐国，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
曾子坚决拒绝。崔述指出，齐景公在鲁哀公初年去世，当时曾子不过十几岁，孔子在
昭公末年到齐国，那时曾子尚未出生，所以是不可能的。《韩诗外传》、《说苑》等
书多本于战国时人的托言，而不知考证事件发生的年代。
第四，辨受父大杖之说。《说苑》记载了曾子锄瓜误斩其根、曾 用大棍将其击
昏的故事，崔述引《孟子》的话“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
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分析认为，即使儿子不中、
不才，做父亲的尚且不能忍心伤其天性之亲，何况曾子是“中且才者”，锄瓜伤根这
样的小事，曾 作为圣门高弟，人又很旷达，能因为区区小事而不管儿子生死吗? 从
另一方面说，曾参十分孝顺，主张对父母之遗体要看重，怎能毫不爱护自身而让父亲
凭一时愤怒几乎将己打死呢? 何况曾子如果死了，以后谁养曾 ? 崔述认为，凭着曾
的旷达，曾参的孝谨，他们的家庭之间一定和睦异常。但曾子因为孝顺很有名，后
人谈孝就附会到他身上，所以才有“里名胜母，曾子不入”的话。这正像《孝经》中
孔子称赞闵子骞孝顺，后人就演义出后母不慈，给他用芦花当棉絮的故事。编这故事
的人是想说明“大杖则逃”的道理，但忘了是在厚诬古人。
第五，辨重禄轻禄之说。《韩诗外传》称：“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
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
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此书又引曾子的话说“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
榱题三围，转毂百乘”云云。崔述指出，双亲健在就不择官而出仕，亲没则富贵如浮
云，这是君子的常道，何况是曾子?但此事却一定没有，也是因为曾子大孝而附会的。
因为曾子是孔门高弟， 如欲辞尊居卑， 当然很容易，不必一定在齐或在莒；另外，
“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是战国时的风气，春秋时不是这样；进一
步说，“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于楚；而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亦非曾
子之所为也”。
第六，辨速贫速朽之说。《礼记·檀弓》记载了有子、曾子、子游等关于“丧欲
速贫，死欲速朽”一语的来历。崔述指出：既然“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这句话是曾
子和子游一起听说的，那么桓司马、南宫敬叔的事也应是二人共同所见，为什么曾子
不知道而子游知道；“丧不欲速贫，死不欲速朽”，这是天理人情，曾子一定不会说
这样的话。究其原因，是孔子死后，诸弟子的门人各自推重自己的老师，故多只尊本
师之说而讥笑别人，所以才编造了这样的话。
第七，辨蒸梨休妻之说。世传曾子因其妻蒸梨不熟而休妻，又不再娶，崔述认为
未有其事。因为若少年休妻而不再娶，家务托给何人? 如果年老时休妻，难道数十年
没有大过而这一天突然有了吗? 世传孔子、曾子、子思都有休妻的说法，孟子也几乎
这样做过，难道圣贤人的妻子都有大过，还是圣贤的人求全责备，稍不如意就休弃呢?
如果给圣贤的人做妻子都得被休弃，谁还敢当圣贤者的妻子?
第八，辨疾革易箦之说。《檀弓》载曾子临死前“易箦”之事，崔述认为虚假。
因为曾子平时就守身慎行，动必以正，不应该临死前尚有“不正”之事。假设童子不
说，那曾子不就不能“得正而毙”了吗? 大夫的席子如果曾子不能铺，季孙给的时候
就应拒绝；如拒绝不了，平时也不会铺它；如果平时能铺，为什么在死前一定得换吗?
编这一故事的人，只不过想说明曾子一丝不苟，但却自相矛盾。
第九，子贡时势功业与曾子不同。朱熹说：“曾子本是鲁拙，后既有所得，故守
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
子守定规矩，故其后无传。”崔述认为朱熹的说法有片面性。因为在孔门弟子中，子
路年龄最大，其次是闵子骞、仲弓、冉有、子贡等人，曾子则是孔门后进。所以《春
秋传》载子路、冉有、子贡的事很多，而又以子贡为最。孔子活着的时候，弟子们被
孔子的光芒所掩；孔子卒后，子贡在世时间亦不太久。子贡在世时出仕时间多而讲学
时间少，曾子则是教学时间长。所以，孔子在时维护儒学的是颜回、闵子骞、子贡、
仲由及冉求等，流传圣道于后世的是子游、子夏、子张、曾子诸人，而曾子于圣学之
传尤为纯粹。
第十，《大学》非曾子作。崔述说：“世多以《大学》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
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为《经》，为孔子之言；其余为《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
所记。”然后崔氏加案语指出：“《诚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
应自称曾子，又不应独贯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说近是。”崔述认为，“大学之
道”以下也不像孔子的话，而细读全篇，首尾相联，先后呼应，文体整齐，很明显出
自一人之手，分作《经》、《传》两部分恐怕不对。文体都“因乎其时”，所以《论
语》 谨严， 《孟子》舒畅，《左传》采之群书则“文错不均”。《大学》的文风是
“繁而尽，又多排语”，所以应是战国时人作，不是孔子、曾子的语言。但是崔述认
为，《大学》是曾子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观点，流传下来，后人写成了《大学》一文。
另外，崔述又辨证了“曾 风咏”之答，认为此段出自《阳货》，是战国时人所
撰，不可依据。撰此段的是学《老》、《庄》者，后儒误采入《论语》。“季武子死，
曾 依门而歌”一事，崔述考证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是年孔子18岁，“度曾 是时
当不过数岁，而安能倚其门而歌乎? ”崔述推测系庄周之徒伪托。此外，崔述还否定
了“曾母投杼”及曾子对子思说父母去世时七天水浆不入口一事。
崔述在考辨时分析了“后学多宗曾子”这一现象。认为“《论语》于曾子不字之
而子之，所记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门人所记”。“后学多宗曾子”的原因是他在
孔子弟子中“年最少而学最纯”。崔述说：“圣道之显多由子贡，圣道之传多由曾子；
子贡之功在当时，曾子之功在后世。”
稍早于崔述的卢文 (1717年-1795年)，在整理完《大戴礼记》之后作《跋》称：
“《大戴礼》极精粹者，《曾子》数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学者所当日三复也。
‘博学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为棘人后，每诵‘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
数语，辄不禁之盈 也。”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魏源(1794年-1857年) 在道光元年(1821年)连续编撰了《大学古本》、《孝经集
传》及《曾子章句》等一系列儒学著作，对曾子的言行推崇备至。在论曾子之孝时，
魏源认为：“古今言孝者，推舜为大孝，武王、周公为达孝，曾子为至孝。然曾子得
曾 以为之父，春风沂水，舞雩咏归，同为圣人之徒，各由狂狷以造于中行，其天伦
所遇之境，盖过于舜，而几同于达孝之周公。”在论曾子的思想言行价值时，魏源说：
“曾子得圣道宗，孝尽性，诚立孝，敬存诚，万伦万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
内乎深微，外乎闳侈，惟为己为人义利际，谆谆提撕而辟 之，百世下如见其心焉。”
魏源特别论及《天圆》一篇的意义：“原圣人制礼作乐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贵，日用则
神化也，庸德则大经也，不越户庭，明天察地，体、费隐贯于一，不遗不御也。”
曾子的故里武城在何地，明、清时研究者络绎不绝。明代，王雅量作《曾子费人
考实》，孔承业修《阙里志》，则费县、嘉祥二说并存；于慎行修《兖州府志》，力
主纠正曾子故里是嘉祥一说的错误。清代顾炎武作《考武城》，又在《日知录》中写
有一篇《曾子南武城人》，认为曾子是费县人；同意这一观点的有阎若璩、周柄中、
俞正燮、叶圭绶等。《嘉祥县方舆志论》认为曾子是嘉祥县人，同意此说者有吕元善、
包大、赵佑、孙志祖等。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史记》著弟子国邑误”一
节中认为曾子根本不是武城人，是司马迁看到《孟子》一书中有“曾子居武城”之说
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张鹏翮所修《兖州府志》，提出了曾子故里是费县而死葬
嘉祥之说。曾子七十代孙曾国藩到嘉祥曾子墓前拜谒后在日记中写道：“余观山石顽
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详见本书附录二)
明、 清两代共纂修了5部有关曾子的志书：第一部是曾承业主持、姚思仁编纂的
《宗圣志》 ， 存佚不详。第二部称《曾志》，李天植编纂，曾承业于万历二十三年
(1595年)刻于嘉祥。《曾志》四卷，按《派源编》、《型范编》等名之，记曾子世系、
言论、著作等。卷首为曾子年谱；卷末为《杂记》，录遗闻轶事。第三部系崇祯二年
(1629年) 由曾子第六十三代孙、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宏毅主持，由吕兆祥编修的
《宗圣志》，共十二卷，分为《图像》、《世家》、《追崇》、《恩典》、《事迹》、
《艺文》等。第四部《武城家乘》，由六十九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 修纂，共十
卷，乾隆年间编成。此书王定安《宗圣志》多次引用，诸如世系、显宦、恩裔、亲支、
祀典、碑记皆有。第五部系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曾子七十代孙曾国荃主持、
王定安编辑的二十卷本《宗圣志》，分《图像》、《传记》、《世系》、《邑里》、
《述作》、《祀典》、《祠庙》、《林墓》、《祭告》、《荫袭》、《祭田》、《户
役》、《院第》、《弟子》、《私淑》、《赞颂》及《旁裔》，内容较它书为全，且
治史慎重，材料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