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对曾子行孝原因及表现，有不同看法。隋朝刘炫在《古文孝经述义》
中认为：“孝己、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鲁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蒸梨不
熟而去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
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载：贞观十四年
三月丁丑，唐太宗到国子学，亲身观看释奠之礼。祭酒孔颖达讲论《孝经》，太宗问
孔颖达：“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 ”孔颖达
回答： “曾孝而全， 独为曾能达也。”唐太宗制旨批驳说：“朕闻《家语》云：曾
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 怒，援大杖以击其背，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
告门人曰：‘参来勿纳。’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
欲杀之，乃不得。小 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
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 ”孔颖达不能回答唐太宗的驳问。唐末皮
日休作《鄙孝议》，其《上篇》一方面称赞“曾参之孝感天地，动鬼神，自汉至隋不
过乎”，一方面又对曾 杖击曾参时曾参的表现持批评态度，他把舜的孝与曾参的孝
比较后说：“有天地来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参。舜承顺父母之道，无不为也……
然犹避乎大杖也。虽尝以小杖为顺，则舜修廪可也，浚井可也。设死于大杖，谁养瞽
叟哉? 参承顺父母之道，无不至也。锄瓜伤根，曾 杖之，几至于死，是以仲尼不以
为孝也。何哉?有参则 安，无参则 孤。参顺锄瓜之罪，设死于杖，谁养夫 哉?”
唐高宗之子李宏《请树阙里碑表》有“想仁孝于颜、曾，殊深景慕”一语，是很有代
表性的。到程朱理学体系在封建社会取得了思想上的支配地位以后，曾子被视为孔子
儒学的正宗传人，其影响越来越大。
对于儒学的传播，唐代的韩愈首先勾勒出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体系。他在《送
王秀才序》中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
…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李翱认为：“一气之所养，雨之所膏，而得之
者各有浅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
此正性命之言也。”到宋代，程颢、程颐在韩愈、李翱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曾子传
孔子之道的观点：“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
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程氏认为：“‘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
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之时之言，可以见矣。”又说：“颜子默识，曾子笃信，
得圣人之道者，二人也。”关于曾子得道原因，二程认为：“《语》曰：‘参也鲁。’
如圣人之门，子游、子夏之言语，子贡、子张之才辨，聪明者甚多。卒传圣人之道者，
乃质鲁之人。人只要一个诚实，圣人说忠信处甚多。曾子，孔子在时甚少，后来所学
不可测。且易箦之事，非大贤以上作不得。曾子以后有子思，便可见。” (以上俱引
《河南程氏遗书》)
刘子作《曾子论》称：“孝为百行之宗。行纯则性通，行亏则性贼，二者常相
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为本，而敬者修性之门也。……曾子之孝，敬也，立身扬名，
惟此一节，而于闻道最为超警，死生之际，粲然明白。盖由始则因孝心而致敬，终则
因孝心而成已。验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启手足则见于‘战战兢兢’之时，
发善言则存乎‘容貌’、‘辞气’之际，皆敬之谓也。……曾子游圣门最为年少，夫
子一与之言道，唯诺而已，夫岂有毫发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越诸子矣。”宋祁认为：
“曾子年七十文学始就，乃能著书。孔子曰‘参也鲁’，盖少时止以孝显，未如晚节
之该洽也。”(《宋景文笔记》卷十)
苏辙在《古史·孔子弟子列传》评论曾参说：“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
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昔者，孔子与诸弟子言，
无所不至，然不尝及此也。盖尝与子贡言之矣，曰：‘赐也，汝以为予多学而识之者
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虽与子贡言之，而孔子之言也
难而子贡之受也未信。至于曾子则不然。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曾子出，门人问，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盖孔子之告之也不
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则与子贡异矣。然曾子以‘一’为忠恕，则知门人之不足
告也夫。”
南宋朱熹将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了一个“唯”字之后对门人
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谓之“传道”，称“一唯之传”：“孔门弟子如子贡，
后来见识煞高，然终不及曾子。如‘一唯’之传，此是大体。毕竟他下手立得定，壁
立万仞。观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
弘毅’之类，故后来有子思、孟子之传永。”在回答邵汉臣问“颜渊、仲尼不同”时
指出：“圣人之德自是无不备，其次则自是易得不备。如颜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
圣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则偏于淳笃，而少颜子刚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见得。只如
曾子，则大抵偏于刚毅，这终是有立脚处，所以其他弟子皆无传，惟曾子独得其传。
到子思也恁地刚毅，孟子也恁地刚毅，惟是有这般人，方始凑合得着；惟是这刚毅等
人，方始立得定。”(俱见《朱子语类》)朱熹在《书刘子澄集〈曾子〉后》云：“曾
子为人敦厚质实，而其学专以躬行为主。故其真积力久，得闻乎‘一贯’。然其所以
自守而终身者，则固未尝离乎孝、敬、信、让之规，而其所以制行立身，又专门轻富
贵、守贫贱、不求人知为大。是以从游者所以闻或有深浅，亦不失为谨厚修洁之人。”
王应麟《困学纪闻》则强调：“或问：‘有子、曾子并称，然斯道之传惟曾子得
之。子思、孟子之学，曾子之学也，而有子之学无传焉，何欤? ’曰：‘曾子守约而
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圣人，而未能力行也。’”此后，曾子“得道”原因，
多祖二程、朱熹之说。宋儒认为，曾子传圣人之学，功德无量。程颐说：“曾子传圣
人之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为圣人! ”朱熹说：“晚周以来，下历秦汉以迄
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数计，然旷千古百年欲求一个如颜、曾者而不可得，则是道之
所以传固不在于文字。”
关于曾子“天圆地方” 之说的解释，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一中多处论及：
“《天圆篇》 言天地万物之理。 曾子之学博而约也。”又说：“《曾子·天圆篇》
‘火、日外景，金、水内景。’……愚谓《周髀》云：日犹火，月犹水。火则外光，
水则含景。其说本于《易》之《坎》：《坎》内阳外阴，故为水为月；《离》内阴外
阳，故为火为日。”元朝郭守正编《二十四孝》一书，详细介绍曾子与舜、闵子骞、
仲由、董永、王祥等人孝行事迹，影响深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