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以后居于《四书》之首，为“初学入德之门
也”。它阐述的是儒家的思想理论和教育主张，反映出儒家关于做人、立身、治国以
及研究学问、探讨真理等方面的宗旨和方法。《大学》的作者，隋、唐以前没有人提
及，至宋代方有不同说法。
孔子作宋朝程颢、程颐兄弟从《礼记》中把《大学》一篇析出，编次章句。至于
作者，他们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违于入德之门也” (《二程
粹言》卷一)。
孔子、曾子合作南宋时，朱熹继承并发展“二程”的理学，将《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做《四书》。他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
十章。“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就是说，“经”文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文，是曾子解释“经”文的话
而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的内在联系：孔
子“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然“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
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
鲜矣!”直到“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
经贤传之指，灿然复明于世”。
宋汪 《曾子全书》、清王定安《曾子家语》均辑有《大学》，依据即是朱熹之
说。
曾 、曾参作宋末元初，黎立武作《大学本旨》一书，不分“经”与“传”，认
为朱熹所谓“经”的部分是曾 的话，其它为曾参的解释。在《大学发微》一书中，
黎立武宣称曾参是“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
子思作明朝崇祯年间， 任国子祭酒的谭贞默作《三经见圣编》 一百八十卷，在
《序》文中说：《六经》都是孔经，其中《论语》最有名；子思的书现在称作《中庸》
、《大学》的，其实就是一部《中庸》，因为《大学》就是《中庸》的后小半；所以
平时所说的《四书》实际上是《三书》。
子思作《大学》的说法宋代就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考，自宋已有子
思作《大学》之传”。明代著名的造伪书专家丰坊，是一个大藏书家，“万卷楼”即
是丰氏藏书之号。他用篆隶体伪造曹魏正始石经《大学》，出了一批拓本。上有虞松
《校刻石经表》，表文引东汉人贾逵的话说：“孔 居于宋，惧先圣之说不明，而帝
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这一假造的文献出来以后，很
多研究《大学》的人都信以为真，引为子思作《大学》之说的证据。
汉代博士作俞正燮《癸巳类稿》：“《大学》本汉时《诗》、《书》博士杂集。”
蒋伯潜也同意这种意见，他根据《大学》的内容、文风断定不是孔子、曾子或子思的
作品，应该是汉武帝“设庠序兴学校之后”问世的。蒋氏指出：如按朱熹《大学》为
曾子所述、曾子门人所记或子思所作之说，《大学》当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把《论语》
以后战国诸子文体的演变和《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等比较，《大
学》明显属于后出的作品。《大学》首举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而后加以申论，为一篇纲举目张、首尾完备、组织严密的论文，不但
与《论语》、《孟子》完全为记言体者不同，且与《中庸》全篇半为记言体半为议论
体也绝不一样。曾子、子思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诸子文体，战国初年没有出现。另从
《大学》篇内容分析，它所列的八条目其实是杂取《中庸》、《孟子》加以组织条理
而成。如《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明善”即“致知”，
“诚身”即“修身”。《孟子》又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天
下平”。《中庸》后半部分，强调一个“诚”字，而对于“恐惧乎其所不睹，戒慎乎
其所不闻”、“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的“慎独”工夫，尤为注意。此即《大学》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君子必慎其独”之“诚意”。《孟子》说：“唯大人为
能格君心之非。”《大学》立“正心”一目，置于“诚意”与“修身”之间。《论语》、
《孟子》 记孔、 孟政论之言，东一鳞，西一爪，均为断片。《大学》“三纲领”、
“八条目”列出后逐条加以发挥，成为有系统有条理的德治论，系儒家政治哲学的名
著。由此看出，《大学》决非战国初期的作品，所以也决非曾子、子思所作。
作《礼记译注》的杨天宇在《大学》篇的《题解》中指出：朱熹“抬出孔子和曾
子，不过为了借经学以说理事，欲尊大其学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本篇的作者
究系何人，今实不可考”。清代学者戴震小时读《大学章句》，向他的塾师提了一个
问题：孔子、曾子是周朝人，朱子是南宋时人，周朝与宋朝相隔极远，那么朱子是怎
么知道《大学》的作者是孔子、曾子呢? 他的老师回答不上来，因为在朱熹以前没有
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先秦竹简的成批
出土，使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据学
者们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孔子之孙子思的作品，如《五行》一篇。《五行》曾见于长
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出的帛书，帛书本的《五行》有“经”有“传”，“经”的部分是
子思的话，“传”的作者是子思再传弟子世硕。而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五行》则有
“经”无“传”，可见早于帛书本。根据“经”、“传”或分或离的情况，李学勤著
文认定，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以帛书本论，经传前后联贯，其体例和《礼记》中
的《大学》十分近似。《大学》一篇文字有错乱脱漏之处，宋代学者特别是朱子，曾
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将篇内经传区别开来，指出经仅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
之’ ； 传共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
〈子思子〉》一文，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认定《大学》的传文系“曾子
之意而门人记之”的根据是“传文明记有‘曾子曰’，而曾子的话又和整个传文不能
分割。按战国时著书统例，这是曾子门人记录曾子的论点，和孟子著书有与其弟子的
讨论相同，所以《大学》的传应认为曾子作品”。这种看法可备一说。
总之，无论《大学》的作者为何人，其阐发的主旨与曾子思想是吻合的。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过朱熹打乱《礼记·大学》次序，主观
划分经、 传的《大学章句》 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
《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大学》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并未受到儒家的特别重视。唐朝后
期韩愈首先从《大学》中挖掘出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八条目，而这正是《大学》一文的中心，即朱熹称为“经”的核心内容：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大而小、由小而大反复阐述了“八条目”的
内在联系， 共205字。传分10章，计1346字，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止
于至善” 、 “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
“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含义。这八个条目被称作儒家的“道统”，也
是封建社会儒生士子的座右铭。接着提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
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
和“孟轲师从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
得其宗”(《送王秀才序》)的所谓儒家“道统”。韩愈的学生李翱又将《大学》“正
心诚意”与《孟子》“性善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诸说，揉
为一体，作《复性论》，认为只要去掉情欲，回复本来的性，便能达到《大学》至诚
的境界。韩愈等人的观点，宋时已引起注意。程颢与程颐作了编次，朱熹作了《大学
章句》，又列为《四书》首篇。此后，相关著作日渐丰富。